文艺兵故事十四 放映队的日子

一九七八年到来时,全国已经彻底掀起了文凭热,第一次探亲回家时,我看到火车上戴着校徽的大学生,瞬间肃然起敬,羡慕得不行,显然,他们已成为新时代的骄傲。

师里从当地中学请来了老师教大家数理化,也从内部筛选出数理化基础好的战士充当辅导员,大家都开始上补习课了,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复习,我申请去了电影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赵副主任批准的。

原以为宣传队都是帅哥靓女,肯定是非多,哪想到小小的电影队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听我细细道来,电影队一共有六个人,三男三女,七七年之前,从未有过女兵。六个人中间,只有高队长是干部,老王来自农村,小眼睛肿眼泡,但是很有神,毛笔小楷写得很漂亮。

刘祥来自北京,会画画,那个时候,正式影片开映之前,不是放映新闻简报,就是要放幻灯,他们俩个男兵就成了队长的左右臂。

师长说,电影队要起到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用来鼓舞士气,所以,电影队很受师领导的重视。电影队归政治部领导,我们几个战士和政治部的干部们一起吃饭,一起植树,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少了两个兜,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希望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

女兵有三个,张平,莎莎和我。张平和莎莎一入伍就到了电影队,因此,比我早到一年,张平来自北方的县城,父亲是武装部的,她很淳朴,也很随和,但是很有心机。

莎莎年纪小,张平自然而然地成了播音骨干,她不让我们俩个进播音室,也不愿意教我们放电影。

电影队住房条件太好了,我们住在礼堂里,前面大厅的两侧各有三层,男兵住一层,我们俩个女兵住二层,对面就是广播室,起床后揉着朦胧睡眼去放广播也不会走错。

我们住的房间很大,采光超好,两面都是大窗户,冬天暖气很热,夏天开了窗户就是穿堂风,我们称它“军营别墅”。

大礼堂是白色的,嘎嘎新,属于师部最雄伟的建筑,礼堂位于师部中心,相当于守备三师的心脏,前面的空地就是操场,夏天用来放露天电影,也用来跑操和锻炼,每天的夕阳和朝阳都把礼堂装点得更加富丽堂皇。

一个大房间只有我们三个人住,非常舒适惬意。张平很内向,没事的时候,喜欢读报纸写家信,她积极要求进步,做事超级利索,床铺一尘不染,被子叠得笔挺,显示出主人良好的军人素质。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检查大们是否关好,侧门是否锁上。

莎莎喜欢写日记,写完了就锁起来,好像有很多小心思,她在家是老小,我和她姐姐是高中同学,自然像姐姐一样照顾她。

到了电影队后最明显的是伙食改善了,我们去政治部食堂吃饭,以前宣传队吃饭,我们都是把小马扎摆成一圈儿,几个盘子摆在地上,一个班围成一圈,吃饭都是抢的,你不抢菜就没了。

但是到了政治部以后,每人一个方盘子,炊事班长会分配给每个人两菜一汤,还有一个自制的小菜,天天都是大米饭馒头,再也没吃过钢丝面。

第一顿饭,就是红烧排骨,我那时肚里没啥油水,大家都说这肉炖得好吃。我一吃,果然不同寻常,就有点吃得忘乎所以了。张平在桌子下面轻轻踢了我一脚,我立刻意识到了,赶紧放慢了咀嚼的速度,坐直身体,把自己摆成淑女状。

第二天,肉片炒青椒,但多数都是肥肉,我从小害怕肥肉,偷偷把肥肉倒在泔水桶里了。第二天队长说,那个肥肉你可以和别人换,但不能倒掉,而且要在整个菜没动之前就换了,我和老王换了,果然皆大欢喜。

炊事班长负责掌控着菜勺子,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个炒菠菜,后来我看见菠菜就想吐,土豆儿天天有,炒土豆丝儿,烧土豆儿,烧土豆的时候是比较多,但奇怪的是,土豆我永远吃不腻,偶尔会有溜白菜,芹菜和胡萝卜。

我现在也琢磨不透当时吃饭是怎么回事儿,好像是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各部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实施。连队会养猪,伙食就会很好,政治部养猪的历史最久,所以顿顿都有肉吃。吃饱了,走路的姿势都像干部了,整个人变得理直气壮的。

我被冷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允许摸放映机,新兵蛋子初来乍到,也要讨好每一个老兵,让他们愿意帮助你,你才有立足之地,要不就是用时间熬,要不就是会来事。张平显然不愿意教我,我过了很久才开始学习倒片子,有了问题就去问老王。

我终于学会了用标准的放映机放电影,后来又学习了用三十三毫米的小型放映机放电影,小型机也叫家庭放映机,它的优点就是轻便,易于携带,最适合给哨所和连队放映。

白天除了倒片子以外就有了大大的空闲时间,可以用来复习了,主要是学习数理化,父亲给我寄了很多政治题,他很用心地把答案都写好,让我一定把它们背下来。那个时候我爸还挺厉害的,没有人知道考什么,但后来的政治我考得挺不错的。

偶尔,我也播放一些通知和文件。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扑面而来了,很多电影都可以放了,有“柳堡的故事”,“洪湖赤卫队” “巴顿将军”,“紧急下潜”等一些美国片子也开始放映了。

师部放电影,冬天在礼堂,夏天在操场上,在露天放电影要带很多东西,包括喇叭呀,幕布啊,发动机呀,三脚架以及放映员坐的箱子。

天边的晚霞烧红了一片天空,晚风温柔地吹来,电影开映之前,各连队都在比赛唱歌,我们架好放映机,电影一开始,四周不约而同安静下来,总是先来一段新闻简报,然后正片才开始。

放电影比拉小提琴容易多了,就是上一卷片子出现一个黑色的信号,另一台机器就要开始启动了,刚好衔接彼此,不出现空白的哗啦哗啦。

我又学会了倒片子,一边倒片子,一边做修补,把可能会断掉的地方用透明胶带粘贴好,保证晚上使用的时候不会断掉。

也有的时候,来不及倒片子,因为要跑片,就是一个团先放映,然后另一个团半小时后放,一个片子放完,汽车就赶紧送往下一个地点,有的时候,放完了上一盒,后面的片子还没到,队长就抓起一盒新闻简报先放着。

最容易出现的错误是片子放错了顺序,通常放了一会之后,有人喊“放错了!接不上!”我们赶紧停下来,再查看一下片号,换上正确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电影队长就会把脸拉得老长。

我在大喇叭上念文件之前都会读几遍,但是我的舌头很难分清卷舌音,时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卡主。我提着气,尽量放松,表情是笑的,我面前摆一面镜子,只要我是笑模样,出来的声音听上去就会愉快,比较好听。

莎莎喜欢帮队长洗衣服,男兵们习惯在床底下放一个洗脸盆,衣服脏了就会丢在那个脸盆里,他们的宿舍门通常是开着的,莎莎拿着衣服去一楼洗刚好路过,她就顺手把男兵的衣服也帮着洗了。

我觉得莎莎喜欢队长,她时常念叨说,队长多帅啊,几乎是咱们师里最帅的人,我说,宣传队的志勇比他帅,东军比他有才华,你没见过世面,才会这么认为,她显然不同意,但她懒得和我争辩。

一天,莎莎给队长洗衣服时,一不小心把队长的家信给洗了,而且洗了之后,她还看了信的内容,她说自己绝对不是故意看的,只是怕洗坏了重要的东西,出于好奇才看的。

那封信里说:“你回来娶村里的翠芬吧,你俩已经订婚三年了,人家姑娘经常来家里帮着母亲洗洗涮涮,你提干后,心思活了,好像看不上翠芬了,咱家可不能出一个陈世美,被乡亲们错脊梁骨子。”

队长提干后,心思确实动摇过,他看见车参谋娶了张家口市的数学老师,王科长娶了军医院的张护士,就觉得自己凭什么必须娶那个土了土气的娘们,长得又不好看。

队长家里有未婚妻的事让莎莎伤心了好一阵子。队长既是她的暗恋对象,也是她的初恋,一个少女,悄悄地把心思埋在心里,默默地洗着衣服,不敢过多表示,是怎样的凄美啊!

张平受队长重用,莎莎便和我亲近些,有什么心里话喜欢对我说说,我自然守口如瓶,她不仅是我的战友,我们的父母还住在一个院里,我俩必须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然,父母也不会同意的。

一天,张平送给老王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边写了一段类似朦胧诗的话,与老王“共勉”。谁知老王看后笑了笑,就把笔记本交给了队长。

六个人中,只有队长和老王是党员。

朦胧诗讲究朦胧,感情的表达在特定时期也必须是月朦胧鸟朦胧的,你可以这么理解,你也可以那么理解,总而言之,很费心思才能做到。

老王后来解释说,我不交给队长,就是“作风有问题”。你知道作风有问题可是大事情!张平太聪明了,反而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

队长找张平谈话,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平吓得脸惨白,发誓赌咒地说自己没说违反纪律的话,只是说老王像自己的哥哥,希望以后的日子里,可以多多帮助自己进步。

队长是个聪明人,他没有继续追究,只是让张平今后注意,不要弄巧成拙,影响进步。但这种事情一出,就像炉灰沾到身上,横竖是拍不干净了。大家也都知道张平没问题,只是太聪明,想笼络人心而已,  她仍旧笑嘻嘻地做事,扫礼堂,倒片子,只是悄悄地在日记里写下  “那个王八蛋汇报我了。”

后来,张平要复原了,才放松了对我俩的警惕。

一个周末,我把张平从铺上拉起来,到院子里散步。 外面已经是春天了,迎面吹来的风已是温柔的。难得见到的小草,已经在挣扎着往上抽芽。

我说:“你是不是要复原了?有件事我一直不大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教我们学业务呢?”

她犹豫了一会说道:“我不担心别的,只是你们来之前,我已经交了申请书,我对我爸说过,我保证复原的时候可以解决入党问题。我爸对这件事特别重视,他说不入党就复原了,说不过去。”

 我听了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和你竞争的,我的目的就是好好复习,考上军校,咱俩互不交集。“

她说:”你还不知道吧?前天,我已经入党了,发展党员的名额是有限制的,我只是怕后来者居上,才不得不做出了保护自己的事。”

 我抬起眼睛看她,她的眼睛很真诚。我默默地点点头,表示理解。

 “ 我复原之前,会多多教你,以前的事你不要怪我!”她又说。

    “什么话?不会。”

    “咱们回去吧。”

“好!”

  快到礼堂了,她又说:“军芳,咱俩说的话,你可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信得过你,才给你说的。”

 我瞪着她:“放心吧!“随后,还觉得不够,又伸出小手指拉了钩,怎么那么幼稚,都十八岁了,她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却比我老练十岁。

张平复原后,我和莎莎的矛盾凸显出来,队长需要有个靠得住人来放广播,想来想去,让我和莎莎分别念了几篇文件,我是文艺兵,从小就上台,从不怯场,自然占了优势,结果我就胜出了。

那以后,广播室成了我的地盘,抽屉里塞满了我复习的课本。我负责放广播后,每次播出上班号之前,我都会上好闹钟,一次我复习功课太投入,忘了上闹钟,一抬头,只差一分钟了,赶紧将唱片放在留声机上,结果放错了跑道,上班号放成了下班号,惹得人们哈哈大笑,见了我就说,“下班号来了。”

还有一次,我把全师的起床号提前了十分钟,队长恨恨地把我训了一顿,说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你若再出错,就不要当播音员了。这可把我吓坏了,从此再没出过错。

那时,我们经常下去放电影,都是开着卡车下去,很晚才回来,在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得睡着了。

我全部心思都放在复习上,完全没心思考虑人际关系,但是莎莎看我接替了张平的播音员位置,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原来以为,按时间排的话,也该轮到她了。

张平离队前,我俩一个鼻孔出气,总是一起去洗澡,军裤也不分彼此。

一天下午,莎莎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笑着说道:“这下你满意了,真看不出,你这么会来事,闷声不响地就把队长拿下了。”

“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拿下了?我只想好好复习,考上军校,其他的事情我都不会在意。”

“得了吧你!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做一套,你如果没有暗中使劲,队长怎么会让你放广播,而不是我?”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我和队长说,让你放广播好吧?我打扫礼堂,如何?”

她不吱声,应该是默许了。莎莎什么都好,长得可爱,笑容甜美,但就是心眼小,喜欢挖苦人。

那以后,我负责扫礼堂了,好在不需要天天扫,一个礼拜扫一次,一扫就是一整天,浑身都是土。

但她还是疏远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她写日记时背着我,说话也是眼神躲闪,笑容迟疑,我的直觉感到,她正在预谋着什么。

果然不出所料,一天,我妈突然风尘仆仆地从天而降,之前我妈没寄来任何消息,我看到母亲特别惊喜,毕竟,那是当兵后第一次见到母亲,我妈的第一句就是:“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说:“和谁?” 

“和你们队长。” “怎么可能?他是个农村兵。” 我妈一听放心了,和队长简单聊过之后第二天就赶回去了,怕耽误了上班。

我妈走之前对我说:“他看上去是一个踏实正直的人。”

这次乌龙事件是因为莎莎写信给她母亲说:“队长对军芳很照顾。” 她家和我家离得很近,每天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张平走后,只剩下我们俩个女兵,队长对我俩都很照顾,我觉得对莎莎更好些,她却觉得对我更好些。女孩子的微妙心理,我永远都弄不明白。

我妈来看我的原因让我哭笑不得,队长确实长得很精神,一双剑眉下是一对黑黑的大眼睛,眼睫毛很长,但他摘掉军帽时,帽子里散出来的热烘烘的油腻气味总是混合着一股劣质的烟草味。

另外,他说话口音也很重,带着明显的唐山味,让人觉得他是个小品演员在搞笑。

一次,他描述看到大海时的激动心情,感叹道:“大海啊!你怎儿这蓝?”就像小品演员赵丽蓉老师的口音,堂哥儿奏是糖啊糖着走,简直幽默到不行,我们都被他笑死啦!

但队长是个非常好的领导,支持每个人复习功课,参加高考,改变命运。

我妈走后不久,王科长就找队长谈话了,问他为什么不回去结婚,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了,队长说,没有。科长说:没有就好,赶紧回老家把媳妇娶了吧!你长得太帅,女兵会惦记的,对你的进步没好处。

一个月后,队长回老家结婚,我们参加了考试!

队长是老兵了,已经带过几批兵了,但他说77年兵是素质最高的。说到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当年的历史,1977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了1976年,地方政策有了变化,上山下乡的子女可以接父母的班,顶替父母回城工作,这让地方知识青年得到了返城的机会。

就在这时,军委有关领导提出“部队的孩子也可以当兵”的指示。于是,很快出现了“内招兵”的热潮,一时间,部队大院所有适龄的孩子以各种方式走进了部队。无论男女,都在一夜之间减少了,往日里成群结队调皮打架的孩子顿时没了踪影,大院一下子安静冷清了。

77年入伍的兵大多数是军队子弟,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入部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军营中长大的,走出军队大院,又迈进了军营,受父辈的影响,大多数人具有良好的品质,骨子里不怕吃苦,勤奋上进,勇于担当,正直无私。

77年兵的共通特点是单纯善良,大气,有格局。无论来自于那个地方,无论是陆海空哪个部队的子弟,走到一起就能很快融入集体,没有陌生感,彼此接受彼此包容,不少人入伍前是发小、同学,入伍后又成了并肩的战友。

坦率说,在这世上能让我感到光荣和幸福的事情并不太多,但我在部队的日子确实感到了光荣和幸福。多少年来,它温暖着我,给我愿望和力量,使我的生命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能量和延伸。

我就像一棵结实的树,在后面的生活中长出了枝桠,长出了粗根龙须,同时将自己日益粗壮的根须深深地扎入大地。

人有了目标,为之奋斗的时候最为充实,每天都好像满满地打了鸡血。年轻的心豁达滋润,理想在天上飞。

我复习的刻苦精神在师里传为美谈,由此引发了一个小战士的注意,那小战士天天看我几点熄灯,和我暗中比赛,还委托司务长跑来帮他说媒,司务长来自内蒙农村,他讲一口山西话,对我特别好,一直夸我是个好战士。

一天,司务长来了,开门见山地说是来说媒的,我很吃惊。我说:“队长知道了,你就麻烦了!” 他说:“不麻烦,我已经把你们队长搞定了。” 他告诉我,他用一条烟堵住了队长的嘴。

见司务长费尽心机搞定队长,我怀疑他和那个战士是亲戚,后来谜底果然揭晓,那小战士是他五大伯的儿子,我一听到辈分就蒙圈,没办法,智商不够。

他认真地说着那小战士如何爱学习,每天怎样和我暗中比赛,看谁学习得更晚,我忍不住仰天大笑起来,这一笑不要紧,司务长看到了我的虎牙,他说,“怎么?你有一颗虎牙!” 我说:“是啊!,虎牙一直有,你才看到吗?” 他很快找了个借口跑掉了。

过了一段日子,我听说,司务长对别人说,他以前没注意过我的虎牙,他认真地强调了一遍,“有虎牙肯定是不行的。” 我再次笑得岔了气,那个小战士胖乎乎的,一副女孩子的模样,脸蛋粉嘟嘟的,我俩岂不是阴差阳错?我那时还不会拒绝别人,多亏了我那颗虎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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