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凯凯：范墩子小说的现代性

（2020-05-06《长春日报》）

一切都在重新出发，一切都在打破重来。现代性主要表达的是人的精神困境。普鲁斯特会花三十页的篇幅去写一个人的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尤利西斯的书那么艰深晦涩，丝毫不会影响其经典性。人物情感、内在逻辑，用19世纪现实主义的标准来分析一部现代性的作品，对不上“擦口”。其实并不是范墩子写得不够好，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和审视他的作品。

前段时间我应中国青年报社之约，写了一组“五日谈”，主推陕西作家。其中就谈到，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相继取得极大认可的情况下，现实问题就是文学的接续问题。“文学陕军”的路是要继续往下走的。我把目光开始投向陕西的90后作家，他们是文学的新生力量，陕西文坛未来的希望。这些年涌现出不少青年作家，范墩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像一匹“文坛黑马”纵横驰骋。今年他新出的书《虎面》，已经是第二部短篇小说集。

范墩子的写作在陕西文学已有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另辟蹊径，广泛地吸收魔幻现实、先锋小说、意识流的写法，融汇进来，构成了他个人迷幻而又纯真的文学世界。他的笔触借助记忆，把自己生活的北方小镇悄然勾勒，能够去发现，去阐释我们生活中关注不到的人和现象。他的写作始终有着强烈的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意识，小说的结构不会局限仅有的模式，语言像鞭炮似的，这就强烈地形成了他个人独有的文学风格。

他在《葬礼歌手》中，塑造了民间乐团中的歌手杨喇叭这一形象，她的内心也是渴望远方的。她的出现不是偶然，因为前面有《火箭摩托》这一文章的铺垫。

摩托车这一先进的交通工具进入乡村，新鲜事物的出现，人们接受与习惯是有一个过程的，而最先进入视野的时候，充满着新奇充满着羡慕。

张火箭最先有摩托车，这就让他和杨喇叭有了相遇的可能，也给他带来了生活上的新鲜与时髦。他是菊村最先使用上摩托车的人，接受着人们崇拜的眼光。张火箭把摩托车骑得飞快，像火箭一样，是想离开这个狭小闭塞和司空见惯的乡村。他渴望新鲜的生活体验，渴望远方能够给他带来美好带来期望。杨喇叭恰恰是想借助“飞快摩托”，不再当一个葬礼歌手，不再成为乡村舞台上人们嬉笑的对象。她渴望远方的大舞台，渴望有实现自己展示自己的机遇和平台。她想离开这个封闭狭小的乡村，摩托车就是载体，这是承载她梦想的工具，只有这样，才会拥有抵达远方的机遇。

新事物的进入，原有的秩序关系会造成破坏与重组。原有的婚姻关系会不会存在？原有的道德标准还会不会维存？摩托车是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附其上的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扑朔迷离。人的思想在解放，向更加开放自由层面跃进。

乡村相比城市而言，文化更新慢，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文明。流动性、交互性小，人和人的关系也相对简单。伴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席卷，科技手段的更新，交通的发达，城市化的速度和进程裹挟着乡村向前发展。

人在乡村和城市间的流动，呈现着一种叠加状态的生活方式。从农村到城市，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不会消失；从城市到农村，原有的思维意识也不会一下子改变，是一种叠加状态，相互适应的关系。

作者的描写刻画，可以说整部文本充满了现实与远方的矛盾，恰恰是这般矛盾的存在，充满着对远方的想象。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对现代文明的思考和人的生存困境的表达。很欣慰范墩子的小说在细致琐碎之余，真诚地关注和书写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