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人可以理性得做事。这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但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理性呢？
吴军老师在《硅谷来信》中介绍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他将理性分解为四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判断力
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理性。判断力就是通过对周围环境、周围人的感知，根据自己的目的，对环境进行评估，对人的行为和想法进行预测，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预判，对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计算和利益的权衡等等。
美国大学统计学教科书中第一个例子讲的就是年轻人关于自己未来10年后的判断，80%的人认为自己将来的收入会超过中值，但这显然不可能，至少有30%的人高估了自己。可见，缺乏判断力是一个普遍现象。
吴军老师谈到，关于未来就业问题，照中国将来的经济发展，未来差不多有一半年轻人得去做那些不需要上大学就能从事的工作。不管人们走什么样的求学之路，这一天总会到来。不过，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有些人坚信将来全中国只有高端工作，没有相对简单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所处的就业环境是由社会分工和经济学规律决定的，个人无法改变。如果以后只有50%的人能做那些高端工作，那社会总会出现相应的分流机制：要么是到就业市场上筛选；要么高考的录取率会降低，当然这样大量在高中努力了三年的年轻人就会备受打击；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提前分流一部分人，高考再分流一部分人，这样每次分流给人的打击会小一点。
第二个维度是“价值和信仰导向”，韦伯又把它叫价值理性。
当然这里所说的价值不是指商业价值或者利益，而是“价值观”的那个价值，也就是我们做事的动机归根到底是什么，这些动机通常源于道德、审美、宗教或者其他思想要素。一个人做事找到了价值，才能够为社会所接受，自己也才能心安理得。
比如俗话讲“头顶三尺有神明”，这其实也是一种价值，是一种道德约束的理性，它能让我们放弃本能的贪欲和享受，不再放纵自己。
如果你读过《曾国藩日记》，就会发现曾国藩年轻时也有很多常人的欲望、贪念和坏习惯，后来他在前辈师友唐鉴和倭仁的帮助下，修身洁行。倭仁曾教给曾国藩自省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叫做“敬”，就是要对自己信奉的理想和思想有所敬畏，这和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就有相通之处。
价值理性不是天生形成的，而是后天培养的。我们常说人在年轻的时候要培养正确的“三观”，其实主要就是培养价值理性。
第三个维度“情感理性”。
很多人认为，情感和理性是对立的。其实韦伯这里说的情感理性，是指人在被特定情感或者情绪左右时，遵从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做决定。
比如说，你和张三相爱，你在思考和权衡之后，愿意放弃一些其他的利益，和他在一起，这就是情感理性。我们也可以把情感理性简单地理解为，情感可以促使我们思考。
如果你读过简·奥斯丁的小说，比如《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爱玛》等等，这些故事里的女主角其实都是情感理性的化身。
第四个维度是传统理性。
我们经常讲的“约定俗成”和“入乡随俗”，正好体现了传统理性的两个层面。
约定俗成，说的是我们要接受传统的做法，包括遵从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这是传统理性的时间层面。在空间层面上，传统理性体现在我们对于地方风俗习惯的认同。
比如，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做生意，如果一定要讲究他自己国家的那一套，即便他有自己的道理，但在一个新环境中，那些做法也很可能会四处碰壁，这反而不理性了。相反，如果他入乡随俗，哪怕有些做法在他的故乡很少见，但在新环境中，这些做法就能为他做事减少很多阻力，这才是理性的做法。
韦伯还重点提到，只有四个维度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人完整的理性能力。
吴军老师认为，韦伯这套理论有可取之处，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不是根据思维方式和目的性来定义理性，这就跟很多人想法不一样了。在韦伯的时代，人们更倾向于单纯从经济利益上判断一个决定和想法是否理性，觉得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想法和做法，就是理性的。当然，这种思路现在也依然存在。
但实际上，只看经济利益，其实反而会导向很多不理性的行为。有的人唯利是图，为了一丁点好处就不择手段，很多人因为这种贪念而上当受骗，很多企业因此暴雷，从结果上看，显然已经违背了理性。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算计得很精明，都以为自己很理性。但是，如果他们考虑了价值理性的维度、传统理性的维度，就可能会约束自己的做法。
美国当代哲学家罗伯特·奥迪 (Robert Audi)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深入研究了理性这个话题。他把理性定义为一种“具有充分基础”的精神状态，而“非理性”则与此相反。
奥迪所说的基础，指的是我们的感知、记忆、内省和理性直觉，他认为，理性的这些基础，就如同大树有大地这个根基。
他的观点其实和韦伯相当一致，这四个根基就对应着韦伯所说的判断力、传统理性、价值理性和情感理性。如果你在思考和行动时能从这些基础出发，就会比较理性。
另外，即使都是理性的思考，也有“非常理性”和“有点理性”之分。真正的高度理性需要多方位的基础，而不是只从一个维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