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孝泉江发源于龙头岗，陈珪就是书香门第拔贡台门的“源头”。正是他，开启了先陈村耕读传家、人才辈出的先河。
他曾经让我无从落笔，他的资料几近于无。但当我基本厘清拔贡台门在岁月中绵延的大致脉落，搜集到他的子孙后代绍述祖先、忠孝勤俭、精忠报国的一个个生动的历史事实之后，我不得不将探究的目光再次瞄准了他。
他是我们村第一个走进县志的人物。他能走进县志，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高官，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武功，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读书人而已。这个出类拔萃，无疑是用“勤”和“苦”换来的。当然，还可能带着他们家族血统里聪明的遗传因素。
咸丰丙辰六年（1856），这一年诸暨发生了哪些大事不清楚，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火焰已燃烧了整整五年，离太平天国诸暨保卫战的暴发也刚好是五年。这一年诸暨的科举事业乏善可陈，或是受会试、乡试期限规定的影响，这一年诸暨既无进士产生，也无举人产生，唯一刷新诸暨“科第表”的，只有陈珪。
于是，《光绪诸暨县志》上就有了这样一条历史记录：“陈珪，恩贡，字宝堂，居东安乡先陈。”时隔十九年，至光绪乙亥年（1875），当儿子陈伟以恩贡生再次刷新拔贡台门的荣誉时，陈珪也父以子荣，再次被《光绪诸暨县志》提及：“陈伟，字耐安，咸丰丙辰恩贡珪子，大挑二等，候选教谕。”县志上的这两条记载琢磨起来是颇有意思，他的潜台词就是：父子皆为恩贡，可谓稀罕，而父亲的家教功不可没。（附带说明：一百多年前，我们先后陈属于东安乡。）
陈珪成为1856年的恩贡，从此就开启了此后长达一百多年的书香门第的佳话。陈珪所在的家被人称之为“拔贡台门”。陈珪当年一定没有料想到，在他之后，还会有儿子的拔贡，还会有孙子的拔贡……
还得再说说陈珪的恩贡。恩贡是贡生的一种，是读书人的一种功名。恩贡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全国性的，每逢皇帝登基或者其它盛典，恩诏本年的岁贡作为恩贡，次贡作岁贡。二是皇帝临雍视学或者东巡时躬诣阙里，恩准圣贤后裔入国子监读书。陈珪就属于前一种，是当年诸暨唯一一个获得推荐的。虽然恩贡这个功名，比起举人和进士还有较大差距，毕竟后者是通过定期的乡试、会试取得的，且录取名额也极有限，但恩贡制度的实施，体现了朝廷对学而优的读书人的一种特殊优待，目的在于让获得此殊荣的学子忠心图报。所以，在陈珪所处的时代，有了恩贡这个功名，实际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
陈珪做官了，一个学官。《枫桥史志》载：“陈珪……清咸丰六年恩贡，大挑二等，授职教谕。”什么是“大挑二等”？什么是“教谕”？这又有说道。
先说“大挑二等”。这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的定制，在会试落榜的进士中进行再次选拔，由吏部根据其形貌进行挑选任用，“一等”的去做县长（知县），“二等”的去做教职（教谕）。每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路，名曰“大挑”。陈珪不是举人，也不是国子监的监生，但他也有参加吏部大挑的资格。他在吏部举行的那场目测中，得了一个“二等”的评判。我们现在不清楚陈珪当年的相貌怎么，但从其时大挑的面试标准来看，他应该是体貌端正、从容应对、一肚子的儒家学问，因为相传当时大挑就是一个目测，重视被选拔者的容貌与应对，有“同田贯日气甲由申”八字诀之分，合于前四字形貌者为合格，例如长方面型为“同”，方面型为“田”，身体长大为“贯”，身体匀称为“日”。
再说“教谕”。明清时代，县设“县儒学”，是一县的最高教育机关，供生员（俗称秀才）读书，是官办的教育机构，故称“官学”。内设教谕一人，另设训导数人（一般是两人）。《明史·职官志四》：“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而县学的教谕、训导，多为举人、贡生出身。陈珪就是由贡生而任教谕的。儒学教谕是县学的教授，相当于现在的教委主任，或者说是官方学校的校长，其职阶是文职正八品，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局长）。
陈珪虽然做了一个八品的学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飞黄腾达了。其实他的学而优则仕，并没有给家庭带来生活钱财上的好处。因为，学官与诉讼无关。什么意思？就是说，那时候做官，要吃香的话最好跟诉讼相关，可以吃了原告吃被告，而像陈珪这样的学官，因为读书人脾性使然，只能让他过着“奉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的生活。薪水只要能养活自己，职务不高但可以用廉洁来坚守清高。
所以，拔贡台门的生活，并没有因陈珪任职教谕而得以改变。这就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团，为什么陈伟年轻时还要一边务农一边读书？甚至陈伟的朋友梅叔瀚，在陈伟死后还在说：“耐安贫与余等，昼则偕弟治田，入夜读书，闻鸡始止……”原来，是父亲陈珪并非获得传说中的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荣耀。
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陈珪的“奉薄”“官卑”，给拔贡台门奠定了最扎实的基础，陈珪率先垂范的，是一种勤奋好学，是一种朝夕研诵，是一种孜孜不倦，是一种耕读传家。他在最起始的源头上，就斩断了官家的纨绔之风，浮夸之风，懒散之风。陈珪的父教，才是精神之教、品德之教，因而也就成了拔贡台门的传家之宝。这是一个家庭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正因如此，所以拔贡台门后来得以再传佳话，再创辉煌。
陈珪任职教谕，其业绩和口碑究竟如何，已无文字可查考。但是，单从他发端的拔贡台门人才辈出这一点来考察，他的业绩一定差不到哪里。继他之后，他的儿子陈伟，于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光绪元年（1875）乡试中式成为举人。他的孙子陈守真，于清宣统元年（1909）拔贡，后成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他的曾孙陈权，曾任西北五省测量局长，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参谋，后担任杭州大陆高级测量学校校长。他的玄孙陈浪、陈慎等，一个个走上了抗战前线，毁家纾难为革命……这些后代，没有一个不是出生在拔贡台门的，他们可歌可泣的人生都从这里起步的。这是一个家庭的成长史，更是耕读传家的一个榜样。
陈珪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编纂陈氏家谱。《枫桥史志》载：“性端严，勤奋好学，朝夕研诵勿辍。鉴于陈氏总祠各房，因正寝主位不协，分谱近百年，昔韩忠献以不忘谱牒为孝之大，乃创合族修谱，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二十一年（1895）刻竣付印，计48巨册，两广总督南皮张之洞作序。”在当初，要做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难度一定比现在大得多。而支撑陈珪做这件事，无非是两个因素：一是他的才能可堪此重任，二是他的孝心发动让他无法漠视。这套家谱，在陈氏繁衍更替的历史上，有无法抹杀的功德。人生在世，其实能做这么一件事情已经足够了，既对得起列祖列宗，又对得起绳绳子孙。
2019年，我打开了尘封的历史，陈珪儿子陈伟的《诲尔录》与我结缘。当我以敬佩膜拜的心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慈祥威严的先陈之“先”——陈珪先生，竟地从字里行间露出了笑脸。在陈伟极少叙述家事的笔墨里，陈珪端坐于拔贡台门的形象跃然纸上。
先君子尝言：“与今人往来，固宜忠厚逊让，尤宜使彼此界限分明，否则，彼将来求多无已，或致成恶。”
先君子诲人常以养廉耻为先，故训责不多，而畏之者如神明。
先君子持己，必以重人伦、敦实行为务，接物必以“实惠及人”为务。
先君子教门下士亦不外制艺，然常告以多读线订书。（注：制艺，指八股文）
先君子处家庭甚和易，然子妇辈见之，皆肃然严惮，此不知其故。
（注：先君子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
这是陈伟写于光绪庚辰年（1880）的一段话，文字寥寥，但陈珪的音容笑貌、人格人品已状写无遗。作为陈氏后裔，我们应该读懂这些话。读懂了这些话，也就知道了拔贡台门之所以成为拔贡台门的精神内核。读懂了这些话，也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父亲。读懂了这些话，我们就知道人生在世究竟应该坚守什么。当然，最最关键的是，这是先陈的先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事关做人的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