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朋友来我家时，都会抱怨一番，他们总是问我当初怎么想的，选了一栋门前对着墓地的楼来买。我说，有墓地好啊，证明这是片风水宝地，平时有新“住户”来的时候，还会放鞭炮呢。
然而去年春节时，在这片风水宝地的周围，一大早就迎来了好几辆警车。我站在路边，疑惑地望着他们，问了问身旁的保安：“他们是来干嘛的？”保安噘了一下嘴，回头指了指墙上的大海报，说：“这不全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么，估计是怕墓地这走了火，特意过来盯一下。”
我恍然大悟地点着头，心里琢磨着：好不容易过个年，周围没有雪不说，连炮仗声都听不见了，真想回到小时候再痛痛快快地放一次鞭炮啊。
我的故乡离中国的最北端只有二百公里，那是个一年四季都很安静的小城。在我的印象里，只有零一年国足出线时热闹了一次。大家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五里河体育场彩旗飘扬，窗外面传来了一阵阵鞭炮声，我们都说：过年了！
是啊，除了过年，就很难再闻到鞭炮的味道了。初中的地理课本讲过，我们那里属于降水频繁地区，我猜想，它一定是把雪也算成是降水了。每到冬天，我们这便隔三差五地下雪。小时候我住的是平房，有时候雪会连续下一晚上，转天清晨，连门都推不开。当时我琢磨着，要是过年就好了，那样就能让人从外面拿炮仗把雪都炸开。
可是，我苦苦期盼的年，真来到的时候，我却并不开心。因为我家很穷，买不起烟花，最多也就是在大年三十的夜里，等赵本山的小品一结束，跑出去放上一挂五百响的啄木鸟鞭炮。可这攀比的心啊，谁都有，每次寒假后开学时，大家都会问：过年时你们家放得是多少响的鞭炮？
我总是硬着头皮，挺直了腰板，说：“两千响哒！”
别的孩子就会问：“真的假的？你告诉我，两千响得放多久？”
我红着脸，眼珠直打转，回道：“反正我站在旁边看了老半天才放完！”
他们这才闭上了那一张张不依不饶的小嘴，而每到这时，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一个默不作声的人，他叫八斤。
他为什么会叫八斤呢？很简单，因为他出生时的体重足足有八斤，天生大富大贵。我为什么会担心他呢？因为他家就住在我家旁边，只不过是在一栋三层小楼上。从八斤家的阳台往下望，正好能看得见我家的平房。而我们每年放鞭炮的时间又出奇的一致，我那五百响的鞭炮也就几秒钟的事，可他的五千响，却要噼里啪啦地放上好一阵子。
是啊，我总怕八斤会当中戳穿我的谎话，那样，我就没脸再去上学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春节，是八斤家要搬走的前一年。除夕的上午，下了好大的一场雪。我蹲坐在家里，看着桌子上的一盆盆炖菜，想着晚上又要去放那五百响的鞭炮，放完以后，又要傻傻地站在院子里，抬头望着八斤的五千响在空中火花四溅地飞舞，我有些难过。
我对妈妈说：“咱们家能不能多买点炮仗？”
妈妈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蒸锅，满不在乎地回道：“买那有啥用啊？没事就跟人家比这个，你怎么不比学习呐？”
我失望极了，一直到赵本山的小品演完，也没出门。爸爸问我：“怎么不出去放鞭炮了呢？”
我无精打采地说：“没意思，要放你去放吧。”
又过了一阵，爸妈去厨房煮饺子，我开始纳闷了起来，怎么没听见八斤的五千响呢？可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我琢磨着大过年的能是谁呢，结果开门一瞧，竟然是八斤。他披着貂绒大衣，带着皮帽，手里捧着一串啄木鸟鞭炮，那鞭炮卷了好几圈，尾巴还是搭在了雪地上一大截。
我惊奇地感叹道：这就是五千响！
八斤红着脸蛋，气喘吁吁地问：“你咋还没放鞭炮呐？”
我愣了半天，说不出来话。他又说：“赶紧出来吧！今年我家的炮仗可多啦，跟我一块放去吧！”
我张大了嘴，回头望着爸妈，他们说：“快去吧！谢谢人家，玩的时候注意点，别忘了回家吃饺子！”
我喊了声好，便急忙穿上棉袄，跟着八斤跑了出去。
我们来到了他们家的楼下，各式各样的礼花已经摆到雪地上了。我围着它们转了好几圈，目不暇接地看着它们的图案，八斤递给了我一盒火柴，说：“想放哪个，就放哪个！”
我激动地指着他手上的五千响，说：“先把它点着吧！”
那长长的啄木鸟鞭炮，在雪地上盘成了一条龙，点着以后，它就像活了一样，在雪中欢快地打滚。我两手捂着耳朵，站在一旁不停地跺着脚，烟雾一层层地升起，炸开的雪花在半空中挥洒，无数颗晶莹剔透的冰晶飘落在我的睫毛上，模糊而又斑斓的视线中，我看到八斤一动不动地站在对面朝我傻笑。
可惜当时没有手机，也不知道现在的网红语，否则我一定会拍照，发圈夸他是中国好伙伴。
那年的春节，五千响的鞭炮声一直回荡在我耳旁，八斤让我过了一把富人的瘾。可我总觉得，比起这些，更珍贵的是孩童时代里，那一颗颗像雪一样纯洁的心。
从那以后，年味对我来讲，不只是能闻见鞭炮的味道，还有记忆里八斤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