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百香果女孩案”罪犯杨光毅经过一审判死刑、二审改判死缓、最后经最高人民法案指令再审，改判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是国家司法机关能够给予罪犯的最严厉的惩罚，也是法律给女孩的最后的公道。
我们希望，这样的结果，可以告慰这个女孩还有她的家人。
但是从另一个视角审视，无论我们做什么，女孩的生命，已经再也不可能重来了。这是生命的遗憾，也是法律的无可奈何。
好在，在最终的死刑判决书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公道，自在人心。
司法机关对死刑的适用，是极其慎重的。
一方面，死刑以其极为巨大的震慑效果，以及其对天理、人心在道义上的安抚效果，而绝对有保留的必要。
对那些罪大恶极、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这是中国司法的道义基础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死刑本身以剥夺生命为手段，一旦发生错误，会对个体的命运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所以慎之又慎、一查再查，非有绝对必要，一般不适用死刑。
在司法机关“少杀慎杀”与社会公众“当杀必杀”理念的相互碰撞中，个别司法判决不完全符合社会的期待，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当个案中出现这种价值理念的冲突时，司法机关依法及时匡正有关判决结果，或者给予判决以充分的说明，就显得相当必要。
这也是司法回应社会关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根本要求。
如今，这个案件中，我们见证了司法和公众良性互动的庄严过程。
通过这样的判决，司法机关给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司法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绝不会有丝毫的容忍。
除了精湛的法律技术之外，司法必须要顾及公众最朴素的正义情感。
这种顾及，并不是司法向舆论的妥协，而是司法巩固其道义基础的努力。
这是法律，也是政治。
司法机关要用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去判案。同时又在办案的过程中，昭示司法是恪守天理、捍卫国法、抚慰人心的。
唯此，才能让公众相信并更加倚重司法机关。
政治是法律的前提，司法是政治的内容之一。政治认同，是最基础的价值认同，也是最高层次的价值认同。
每当人们遇到不公的时候，人们对正义的最终期待，往往是通过进京告状来实现的。
哪怕是案件已经经过了司法的终审判决，人们依然还是相信“进京”。
这不能说人们都是愚昧的。而是说明人民对进京告状有着最高的政治认同，说明北京是人们正义逻辑的最后心理底线。
人们始终相信，无论世界如何不公道，北京一定能给人民最后的公道。
这种期待，有其思想根源，有其体制逻辑，更有其现实基础。
如果非要把“中国人”作为一个集体去判断的话，这个群体还没有养成问题的终局裁决要靠法律的信念基础。
这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客观环境。
当然，法律和司法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否则便是司法的不能承受之重。
但是，今天的中国司法，要靠被人民群众所普遍认同的裁判结果，在公众内心培育更多的司法权威，以完成其更多的使命。
这种权威归结下来就一句话：
中国司法，有能力，给人民，以足够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