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个流浪儿童的“妈妈” ——阿娥和孩子们的故事

采编/白石

阿娥，广西人。2005年到重庆打工时，开始救助街头的流浪儿童。前后跟她一起生活过的孩子共有二十几个，大部分来自重建家庭，也有从福利院跑出来的孤儿。
如今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大部分回归正常生活。不过也有继续在社会上厮混，甚至反复进出监狱的，比如永安。阿娥仍然保留着过去的电话号码，期待有一天铃声再次响起。
一只手的永安
2016年，《重庆晚报》的记者曾采访过阿娥和丈夫中良，并跟着他们一起寻找永安。几经周折，他们打听到永安在北碚区的看守所。
永安的名字是阿娥起的。2005年，9岁的永安从重庆儿童福利院偷跑出来跟一群流浪儿在一起。“所有的流浪儿背后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但永安更让人心疼。”阿娥说。永安四岁时有一次玩球，被高压线击中，失去左臂和一根右手手指。“那次事故后，他被父母遗弃在火车站，后来被人送到儿童福利院。”
2006年，阿娥与中良刚刚结婚，带着永安和其他六个流浪儿去青海开了一家快餐店。“孩子太多，年纪大的常在店里捣乱，打架挥刀子，把顾客吓跑了。四个月后，快餐店关门。”阿娥回忆道，“没多久永安就闹着要回重庆。我们问他为什么当初接受我们，永安说他是骗我们的，他没来过青海，只是想看一下青海好玩不。”
2006年的一天，永安背着养父母偷跑回重庆，十多年没再回这个家。
永安靠什么生活呢？这是阿娥最关心的。
“每次永安都会说有些好心的叔叔阿姨拿吃的给他。”阿娥说，离家后每三个月到半年，永安就会和家里电话或视频联系一次，每次通话时都会喊“爸爸、妈妈”。
在阿娥的记忆中，永安虽然残疾，却是所有孩子中最聪明的。“虽然他不爱读书，但写字、画画、做饭、叠衣服等都是同龄孩子中最出色的。我记得他10岁时拉着我说——‘妈妈，我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我只有一只手了，因为我一只手都那么调皮，何况两只手呢？’我当时很惊讶，一个10岁孩子竟能说出这样自我安慰的话！”
“永安不调皮时，讲出来的话最暖人心。有好多次我们在视频通话中，永安不敢抬头，更不敢看我们的眼睛，他低着头说，‘妈妈，很不好意思’。”阿娥说，“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在外面闯祸了。但他就是不肯回家，总说自己还没玩够。2013年时，永安突然打来电话说想回家，但因为犯了事走不了。这是永安第一次说想回家。”
2016年他因偷窃罪进了重庆北碚区的监狱，阿娥和中良从青海赶到重庆找他。在狱里收到转给自己的钱和衣服，永安很感动，出狱后立刻找他们，又一起生活了半年。但他还是管不住自己，半夜又出去偷东西。
阿娥让他回福利院办残疾证，他还被安排了一份看门的工作，每月有500元。但这点钱根本不够花，他继续小偷小摸，也打架。一次，他打电话给阿娥，让她介绍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我当时的意思是想让他痛下决心改掉身上的毛病。我对他说，你有案底了谁敢雇用？福利院给500元已经不错了。”
“他很生气，不跟我联系了。但前两年的一天突然从上海打来一个电话‘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叫永安？’我说是，觉得很开心，至少他知道留着我的电话，但警察当时没给我地址，没办法寄衣服。现在又是两年过去，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我问阿娥:“你对永安失望吗？”
她说:“也没有失望，改变需要时间吧。只是我已经尽力。
自从他叫我妈妈的那一刻，我的身份和使命转变了。以前我是没有方向的，自从他们叫了我妈妈，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孩子，不管多大，我要尽自己的能力去陪伴。
虽然孩子是这样，只要他们主动打电话跟我联系，在精神上我都会帮助，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提供金钱帮助。其实说回来，就是因为没有永安的地址，没办法寄衣服给他。当时狱警打给我，但有些案没有结，没告诉我地址。小的时候还好些，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真的很难。”

救助背后的心路历程
白石：“当时为什么会救助流浪儿群体？”
阿娥：“我并没有特别想过。在1998年时，我看了特蕾沙修女《仁爱一生》这本书。讲她在街头收养流浪汉、婴儿、残障人士。我也想做这样的事，去爱不起眼的人。我家虽然也很穷，但对流浪儿童群体完全没有概念。只不过从特蕾莎修女的书里才知道这世界还有这样一群人。
2005年，我在重庆工作时，有一天做了一个梦，看到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有一群孩子非常可爱，我想靠近他们；但过了一会我又来到了一个黑暗的角落，那里有一个盲人的孩子，特别渴望我接近他。隔了几个月，我就发现这群孩子了。
当时是5月份，我路过解放碑，那里是有钱人出入的地方，他们的衣着光鲜而时尚。但突然我发现天已经这么暖了，怎么还有一些孩子穿着冬天的衣服？有的还光着膀子，下身穿着厚厚的裤子，头发长长的，跟周围显得格格不入。我很好奇他们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
刚开始只想关心一下，给一些食物和衣服，因为我没有钱，觉得没有能力做太多的事情，只能买一点东西送给他们。后来慢慢才知道这些孩子是离家出走了，他们大部分有家但不愿意回。
他们的年龄是从八岁到16岁都有，还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就是在街头流浪、抢东西吃。我那时还是未婚，身上只有5000块钱，我想至少可以租个房子给他们住，就这样决定了。”
白石：“这些孩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阿娥：“大部分是重建家庭的孩子，也有孤儿，还有在家被虐待的孩子。比如有一个女孩子，爸爸妈妈重男轻女，把她送给别人养，经常被打骂。她八岁时就跑出来，在街上有那么多流浪汉，随时可以欺负她。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16岁的男孩子，已经流浪了四五年。虽然知道离开家肯定会被人欺负，但就是不愿回去。他们的家人也找过很多次，但找回去待几天又跑。孩子说不喜欢继父继母，总被打没有感情，宁可在外面偷、抢、被人欺负。

重庆解放碑是那里最繁华的地方，有一条小吃街，公共设施非常好，孩子们总能找到吃的；晚上就去十八梯的录像厅，花两三块钱过夜。我去录像厅找过他们。
十八梯当时是老巷子，又脏又乱，但消费特别便宜。那里离繁华的地带不到十分钟，而录像厅，是流浪群体聚集的地方，整天播放不良电影给他们看。后来孩子说这些录像对自己的影响很大。”
白石：“孩子们会考虑以后吗？”
阿娥：“那么小还不会考虑。应该说是麻木吧，白天玩游戏，晚上去偷东西。没有人给他们正确的引导，怎么知道什么是痛苦？而且养成了习惯后，很难回归正常家庭。
比如我在解放碑附近租了房子，让他们去住。尽管他们也想有个家，却不愿意被约束。要上课学习、要改变这个改变那个，孩子会嫌麻烦跑出去玩。我每天都去找他们回来。我想需要换一个远离他们过去生活的地方，就搬到了大学城附近。
我租的都是破房子，搬了好多次家。这么多年来，从城市搬到农村，从重庆搬到广州、福建，最后是青海，因为跟中良结婚。”
白石：“那段日子，你每天带孩子们做些什么？”
阿娥：“早上起来做早餐，然后有一些义工来教课。但必须有我在，否则任何人都管不住他们。每天大学生帮忙上文化课，也陪他们玩。我的工作就是做饭、找孩子，每天都有两三个往外跑。
每天下午必须带出去玩。我们搬家到大学，那里有一座山，下午放学带孩子去挑山泉水。周末带孩子们去野炊、抓螃蟹、游泳。我除了睡觉基本上全心全意全职陪他们。晚上有个义工陪他们睡觉。”
白石：“你是怎么让他们信任你的？”
阿娥：“他们一开始以为我是政府部门的人，要送他们去福利院，所以不肯在我租的房子里住。后来有个流浪汉，胸口破了很大的洞，大概有五厘米，而且有漏尿味很臭。我经过时觉得特别可怜，问他伤口怎么回事？他说是工伤被铁丝插到。我想走但良心上又过不去，就想着买一些药膏给他。于是带他去药店。营业员说药膏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去医院治。

我带他去了附近的医院，医生很奇怪地看着我问‘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我说只是在路上碰到。医生说必须动手术，手术费要几千块。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请帮我洗一下他的伤口。医生说洗了没有用，里面已经烂了。但我还是恳求，他就帮着洗了然后包扎好。
走出医院我想，干脆就把这房子提供给这位流浪汉吧。我说自己租了一个房子，你就住吧，也可以好好养伤。他就去了那个房子住。很奇妙，第二天竟然一点尿味都没有了。他说感觉自己的漏尿止住了。我送了他新衣服，他收拾得干干净净走出门，被孩子们碰上，他们问‘这是你吗？你到哪里发财去了？’他说，就是那个天天给你们送东西的人，给我洗干净了。
于是孩子们也来了。通过这个流浪汉，孩子们才开始在这个‘家’里住下。而他胸前的那个伤口，我每天用碘服给他擦，几天后竟然也全好了。
我没有钱、没有文化，我能给的只有陪伴。在陪伴他们的过程中，他们知道我是真心爱他们。我发现，他们都是有感情的，需要成人把他们童年遗失的东西补回来，当他们感受到被爱，心灵才能回到孩子的状态，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感知到内心空缺的东西，才会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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