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过ICU呼吸机治疗的新冠肺炎幸存者，常会出现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最近的世界可以用一个词可形容：集体创伤。我们都沉浸在悲伤中，无论是因亲人离世，生活方式的丧失，抑或是世事颠覆。多数人都会感到某种程度的焦虑。这种焦虑归咎于生活主要方面的失控以及对这场危机何时结束的未知。对于某些人来说，压力会导致可诊断的精神疾病。
但是，我们的遭受千差万别。与新冠病毒抗争得医护人员患上精神疾病的风险与日俱增，他们担心防护设备不足。而其目前所承受的压力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得以缓解，因此，我们难以得知大流行长期且全面的影响。
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群体：接受新冠肺炎重症监护并幸存的人。很难预测多少人会有此遭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中国近45,000例病例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感染者不需要住院，其中81％为轻度感染。
但是，全球范围内病例已超250万，仍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重症监护。美国最大的医疗系统之一凯泽（Kaiser）对预印本的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中有42％最终进入了ICU。医院数据表明，接受重症监护的患者中约有一半能治愈。若是年纪较大，其治愈机会就越小，且随时间流逝，所有患者的预后都会恶化，尤其是戴上呼吸机的患者。
对于这些死里逃生的人来说，接受ICU治疗可能是他们所经历的最痛苦的事情之一。我们觉得能呼吸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呼吸困难的患者需要插管（将一根管子从口插入气道），时刻都命在旦夕。ICU医生说，新冠肺炎患者往往需要极大量的镇静剂，这会损害肌肉和神经，尤其是肺部。这种损害可能是永久性的，进而会损害患者的心理健康。
ICU医师心理学家梅根·霍西（Megan Hosey）说：“他们的生活永远无法回到从前。入住ICU通常意味着‘生命的开始和结束’，如产子或父母离世。”
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常会出现精神错乱。他们飘忽不定，产生幻觉，对其遭遇感到困惑，通常会产生妄想并失忆。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重症医学副教授蒂莫西·吉拉德（Timothy Girard）说：“他们会在回忆时，将医护人员对其救治的过程当做试图伤害他们。”因此，众多ICU幸存者会产生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精神健康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2018年，英国对近5,000名ICU幸存者的研究发现，超过一半人在离开医院一年后至少出现了其中一种情况。2014年的元分析得出，这一数字接近五分之一。英国非营利组织心理健康基金会的研究主任安东尼·库苏里斯（Antonis Kousoulis）说，无论哪种方式，“这项研究显然表明一些住院患者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现在还无法断定接受住院治疗的新冠肺炎幸存者是否会经历类似的精神疾病。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所受影响更大。吉拉德说，多项研究表明，接受重度镇静的ICU患者（尤其是服用高剂量的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患者）更容易出现精神健康问题。而ICU中新冠肺炎患者所用镇静剂量很高，这预示着严重后果。
心理学家伊丽莎白·伍德沃德（Elizabeth Woodward）说：“很多人会因此受到创伤，但每个人的反应不同。有些人会发展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些人则不会。”首项于中国进行并发表在《心理医学》上的关于这一特殊问题的研究表明，幸存者心理健康问题很严重，我们需为此做好准备。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调查的714名患者中92％具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伍德沃德说，可以肯定的是，症状和可诊断状况之间存在差异。创伤事件发生后，人们脑中会出现侵入性思想、闪回和噩梦，这些是典型状况。当这些症状持续数月时，会逐渐过渡到临床认为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
虽然新冠肺炎的严重副作用正在升级，但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减轻其影响。确保ICU幸存者及时用药并接受治疗，例如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有所帮助。医护人员还可以在患者住院时为其记录“ICU日记”，列出患者何时经历过什么，以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几个月知道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对其进行干预需要知识、组织和资金，即便是在最佳状况下，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不用说是在大流行期间，医疗系统此时正全力抗疫。但是，比恩韦努（Bienvenu）说，置之不理的代价会更高。“一些二战退伍军人直到临终之日仍大声尖叫，因为他们从未谈及自身经历。我们希望可以避免悲剧，我们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