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落，但却冒出来个明白人，说了句大明白话。
这个人叫安重荣，是那个时代像地里的韭菜一样层出不穷的兵头军阀之一。在亲眼见证了后唐末帝李从珂和后晋高祖石敬瑭依靠兵变荣登大宝的现实之后，这个粗鄙的武夫终于悟到了一个人间至理，那就是“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卷九十八·晋书列传第十三》）。
拿今天的大白话讲就是拳头大的才是爸爸——贵为九五之尊的帝王在本质上跟抢地盘、收保护费的社会大哥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但在老实人安重荣之前，事情却并非这个样子的。像是姜太公就告诉周武王姬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六韬·卷二·武韬篇》）。后来儒家大佬孟轲看到了这句话，就告诉大家道家什么的最讨厌了，所以老姜就是在瞎讲。至于为啥有人能贵为天子，有人能荣膺诸侯，就是因为他们不缺德呀。
这就是让历代帝王挺直腰杆坐江山的最大底气所在，即所谓的“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
但安重荣就像揭穿皇帝的新装真相的那个孩子一样，让一直以来以有德者自居并蒙骗世人的帝王们慌了神。从此以后，帝王们再也没了心情操心自己缺不缺德，而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提防和猜忌那些有兵强马壮嫌疑的野心家上。
所以从两宋开始，崇文抑武并把所有的武将都整成灰孙子，就成了几乎所有帝王有志一同的国策。也正是从那时起，华夏民族的尚武之风一去不返，宋明两朝被各种异族欺负得死去活来却毫无办法，最终让蒙古人和满洲人两度入主中原。
所以后来人们提起宋明两朝军力孱弱的原因，大多将其归结为崇文抑武。但这世间就没有傻子，安重荣一个大老粗都能搞明白的道理，像秦皇汉武、隋文唐宗这样的明君雄主没理由就想不到。那为啥他们就对麾下的将军们那么放心，没搞什么崇文抑武？
事实上他们也在搞，而且大搞特搞。只是无论他们怎么搞，该打赢的仗照样能打赢，可为啥到了宋明这一套就行不通了？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方面的故事。
01
在我的学生时代学过一篇名为《周亚夫军细柳》的课文，说的是汉文帝刘恒跑去视察军营，结果在霸上和棘门两营跟逛自家后园子一样出入自如，却在细柳营吃了闭门羹。守门的士兵还大言不惭的对刘恒说：
“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这里的“将军”就是指细柳营主将周亚夫，而且这个命令也是他亲口下的。对此，刘恒表现出了一位仁君的大度和胸襟，不但严格遵守了细柳营的军令，还对周亚夫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看上去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不过教科书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在15年后就因为周亚夫的儿子私购了500甲盾准备给他老子陪葬，汉景帝刘启就非得说老周家谋反，还将其下狱，最后把周亚夫活活气死了。
私藏军械确实有谋逆的嫌疑，但也得看是啥时候的事。周亚夫爵封彻侯，是大汉朝最顶级的权贵，循例可以拥有部曲，也就是私人军队，装备通常比一般的汉军还要好。所以别说周亚夫本就是想拿500甲盾陪葬，就是真把这些玩意明晃晃的装备到家将身上，只要没拿去攻打皇宫，其实也算不上多大的事情。
要不然，周亚夫咋会被刘启活活气死？
权贵们都在干的事，为啥就周亚夫遭殃？可能从他让刘恒在细柳营碰壁的那一刻起，这一切就已经是注定了的。
可能大家都听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看上去非常有道理的话，但事实上谁当真了谁倒霉。为啥？因为军队说到底是人家皇帝的，不是将军的。就像一个老板聘请了个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后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敞开了干，连老板的话都不听了吗？
老板最多只能开了他，可皇帝却可以砍了将军的头。
更何况周亚夫还是周勃的儿子——想当初吕雉死后，可就是这位刘邦口中的“安刘氏天下者”领头诛杀了吕氏诸王，又废掉了少帝刘弘，拥立时为代王的刘恒为帝。
可是面对周勃、陈平们的盛情邀请，刘恒却进两步退三步，迟迟不敢进长安。为啥？因为他怕在这些权势熏天的勋贵手中，自己会变成下一个刘弘。
不过在刘恒即位后，周勃却两度拜相，陈平、灌婴、申屠嘉等也先后执掌朝政大权。等这些老勋贵死后，刘恒还大力提拔和重用他们的后代，周亚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并非是刘恒心胸宽广或自信心强大。而是相较于已经跋扈骄纵到没边儿了的勋贵，大汉朝外有匈奴、内有藩王——这才是对皇权最直接也最大的威胁。刘恒还指望着让勋贵跟他们狗咬狗呢，暂时还犯不上猜忌他们。
所以周亚夫才能肆无忌惮的“军细柳”，哪怕他犯了君臣关系中的大忌。不过等刘启平定了七国之乱之后，再收拾起周亚夫来就没什么顾忌了。所以就算后者拿去陪葬的不是甲盾这样的军国重器，而是500条咸鱼，刘启也会认定周亚夫打算拿咸鱼来齁死他。
周亚夫就是个纯粹的军人，没长那么多花花肠子，所以获此下场并不奇怪。但事实上就算他多长几个心眼恐怕也没啥用，因为是将军就得跟兵权沾边儿，只要沾了边儿落在皇帝眼中的就是原罪。
而且沾得越多，罪越大。
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秦国准备攻灭楚国，不过在选将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宿将王翦和新锐李信，到底该选哪个？
李信告诉秦王政：给我20万兵马，还您一个大楚国。而王翦却说，要是出不起60万大军，就别来烦我。
既然花20万能办成的事，何必非得掏60万？于是秦王政选李信为将，一脸不开心的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於频阳”（《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结果李信兵败城父（今安徽亳州），慌了手脚的秦王政只好撒丫子跑到频阳（今陕西富平）恳请王翦出山，并老老实实的交出了60万大军，这才一举灭掉了楚国。
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始皇帝雄才大略，极擅用人，却为何用错李信？其实这不是他的眼光出了问题，而是在与王翦这位心腹大将的斗智斗勇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灭楚之前，王翦已经干掉了赵国，攻陷了蓟城、使燕国名存实亡，其子王贲又逼降了魏国——也就是说山东六国中除了尚在苟延残喘的齐楚两国和被内史腾灭掉的韩国，剩下的都被王翦父子包圆了。
谁都知道给王翦60万大军，楚国就必死无疑。可这样一来，到底是姓嬴的一统天下，还是姓王的横扫六国？
所以秦王政宁可拿小年轻李信冒险，也不愿意继续让王翦功高震主。同时这也是他隐晦的给老王发出了一个警告——您老要是再不知进退，朕哪怕还没兔死呢也得要狗烹了。
王翦秒懂，然后迅速急流勇退，告老还乡了。
结果被李信这个小年轻辜负了厚望之后，秦王政为了里子顾不上面子，只好恳请王翦二度出山。而老王早就活成了人精，知道此时无论进退都必成后患，于是他也豁出去脸皮不要，毫无底线的向秦王政求田问舍，以示自己毫无野心和大志。
所以他才能顺利的灭了楚国，随后他的儿子王贲又迫降了山东六国最后的残渣齐国。真正印证了前文说过的那句话——王翦父子横扫六国，才有始皇帝一统天下。
可是老王家为此付出了何种代价？那就是王翦父子从此在史书中消失无踪，无论是老病于床榻之上，还是被秘密处理掉，反正是再未获得重用：
“贲、离（即王离，王贲之子）继出，三代无名。”（《三家注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不过这样的经历也让王家子孙彻底活成了明白人。从此以后他们不再跟在皇帝的屁股后边捞残羹剩饭，而是一心一意的繁衍和壮大自己的家族，遂有了千年世家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
02
宋明时的武将活得不如猪狗，之前的名将们其实好不到哪儿去。
韩信功成名就后总被怀疑要造反，虽然没有实锤证据，但还是被诱骗进宫室之中斩杀；卫青倒没被怀疑过造反，但还是被妹夫刘彻猜忌来猜忌去，死后族人卷入巫蛊案，“卫氏悉灭”；霍去病的冠军侯传至第三代，霍山、霍云兄弟俩也先后被坐罪族灭；此外赵充国的儿子赵卬被陷害致死，马援死后蒙冤，窦宪被逼自杀，段颎在狱中饮鸩身亡……
哪怕是在两晋南北朝那个即便贵为君王也经常朝不保夕的混乱年代，武将一旦威望高了也难免被猜忌、陷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朝檀道济被宋文帝刘义隆“自毁长城”的故事：
“（檀道济）俄尔间引饮一斛。乃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皆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自是频岁南伐，有饮马长江之志。”（《南史·卷十五·列传第五》）
即便是看上去最开明的唐朝，李靖立下灭国之功后也不得不“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旧唐书·卷六十七·列传第十七》）。而遇到同样难题的郭子仪，不好东施效颦，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大启其第，任人出入不问”（《智囊全集·上智部·通简卷三》）。
无论是李靖的开门还是郭子仪的关门，其实对于一位名将而言都是最大的屈辱和讽刺。但无论好歹，这两位都能落得个善终，算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典型代表。而唐朝的另一位中兴名将仆固怀恩就比较惨了——这个铁勒人搞不懂汉人的那些花花肠子，更不明白啥叫韬光养晦，结果就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真的造了反，落得个臭名昭著的下场。
看上去这帮家伙好像跟两宋之后的狄青、岳飞、蓝玉、于谦们相比也好不到哪儿去，但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就拿上面提到过的檀道济为例，刘义隆为啥非得弄死他不可？想当初刘裕在驾崩之前，指定由长子刘义符接班，并令徐羡之、谢晦、傅亮和檀道济这四位心腹大臣辅政。结果刘义符登基后成天为非作歹，四辅政就觉得这种不合格的皇帝根本没法辅佐，干脆就把这厮给废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老大完蛋后按理就该老二上。可是四辅政又觉得老二刘义真也是个坑货，老三刘义隆才是真命天子，这才有了后来弄出个“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宋文帝。而且为了根除后患，四辅政干脆把刘义符和刘义真哥俩给宰了。
他们觉得自己亲手把本来没有皇帝命的刘老三捧上至尊之位，会收获到感激和报答，可谁知刘义隆心中有的只是恐惧和愤怒。于是他联合四辅政中看上去最忠心的檀道济，先后将徐羡之、谢晦和傅亮都给干掉了。
等到刘义隆也快挂掉的时候，位高权重的檀道济自然也没有继续活下去的道理了，哪怕此举是在自毁长城。
从两汉到隋唐，那些不得好死的名将之所以会不得好死，其实理由大多跟檀道济差不多。那就是这帮家伙的权力大，胆子也大，别说废立帝王了，谋个朝、篡个位都不算啥稀罕事。所以一旦这帮家伙功成名就了，当皇帝的最好就赶紧把他们弄死，否则自己没准哪天就得被他们弄死。
周勃废过刘弘，霍光废过刘贺，王莽毒杀过刘衎，梁冀弄死了刘缵，董卓毒死了刘辩，司马昭宰掉了曹髦。刘义隆他爹更是连续干掉了司马德宗和司马德文兄弟，然后他的曾孙子刘准就遭到了报应，被萧道成所弑，再然后萧道成的侄孙萧宝融被萧衍杀掉，萧衍的孙子萧方智再被陈霸先宰了——南朝的宋齐梁陈就是这么来的。
隋唐也没好到哪儿去，杨广被宇文化及逼迫自尽，李晔、李柷先后被朱温所杀。可以说从汉到唐，改朝换代基本就只有一个路数，那就是以臣弑君、篡君。
所以那时候的君臣关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总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为啥那时候就没流行起崇文抑武？而在两宋之后，历朝之亡不是被异族抢走了天下，就是被老百姓造反掀翻，反正君臣关系看上去较之从前不知和谐了百倍千倍，为啥又偏偏将武将当贼防着、搞什么文尊武卑？
03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两宋之前，可以说是没有文武之分的。
有个成语叫“出将入相”，出自唐朝诗人崔颢的《江畔老人愁》：
“江南年少十八九，乘舟欲渡青溪口。
青溪口边一老翁，鬓眉皓白已衰朽。
自言家代仕梁陈，垂朱拖紫三十人。
两朝出将复入相，五世叠鼓乘朱轮。
父兄三叶皆尚主，子女四代为妃嫔。
南山赐田接御苑，北宫甲第连紫宸。
……”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两宋之前那些勋贵豪门可以累世为官，子孙富贵。哪怕改朝换代皇帝都轮流做了，对他们来说也近乎毫无影响。
那么，凭什么？
肯定跟财富没有太大的关系，毕竟在那个年代里，所谓的寒门没准都比世家更有钱。之所以勋贵豪门能垄断官场，靠的一是有个好祖宗，即所谓出身门第，二就在于他们垄断了知识。
在印刷术普及之前，知识是极其昂贵的，而且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那些最顶级的世家，钱财、田产不一定是最多的，但肯定拥有秘不示人的、只在家族内部甚至是嫡系传人中流传的所谓“家学”。也正因为垄断了知识和教育，所以在科举大兴之前，唯有世家才能培养出人才，皇帝不用他们还能用谁当官？
而且世家培养人才的初衷，是先顾家后为国。所以他们根本无须像科举时代那样，只培养就会死读四书五经的书呆子，而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越是花里胡哨的人才，他们越欢迎。
比如说顶级大族陇西李氏，既能培养出像李暠、李渊、李世民（当然，李唐皇族可能是冒牌货）这样的帝王，也能培养出像李信、李广、李靖这样的武将，还能冒出像李冲、李义琰、李训这样一大堆的宰相。此外像李神俊、李师上、李延寿这样的学者，李玄道、李商隐、李巨川这样的文人墨客也是层出不穷，哪怕是李家家主想算个命，也有像李虚中这样的顶级神棍为他服务。
而且世家培养出的最顶级的人才，可能在某个专业领域的才能和作为特别突出，但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又因为秦汉以来“非军功不得封侯”的传统，他们往往更愿意以武职入仕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待到功成名就之后再转战朝堂辅佐君王——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出将入相”，都是先出将，再入相，顺序不能颠倒。比如吴起、韩信、诸葛亮、王猛、高颎、李靖、李勣等传奇人物的人生之路，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可到了两宋之后，除了徐达这个履历无法复刻的异类以外，能够出将入相的人物近乎绝迹。像是在网络上备受推崇的范仲淹和狄青其实都不算数，因为前者以科举入仕，本质上是个文官；而后者虽然是个纯粹的军人，但最高也就做到枢密使——在当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参知政事为副相。狄青想真正的登堂拜相还差了那么半步，就被文官们有志一同的给搞掉了。
可是诸葛亮、李靖们尽管也曾被君王猜忌，吴起、韩信们还因此死得很惨，但我们却很难将此归结为文武之别的理由。为啥？因为没有科举，哪来的文武之分？无论是在世卿世禄制、军功爵制还是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之下，一个人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官首先取决于出身和家世，其次是德行和才能，而且军功还重于政绩，唯独不管你经书背得溜不溜、八股写得好不好，那还搞个毛线的崇文抑武？
为啥？一来文武不分家，二来绝大多数权臣都出身士族——他们得有多蠢才会被皇帝分化成文武两个阵营、去内讧，再让皇帝占尽便宜？
所以那时候的皇帝想要收拾个权臣，往往会陷入单打独斗然后惨遭群殴的倒霉境地。哪怕是英明神武如刘彻（巫蛊案）、刘秀（度田事件）、杨广（三征高句丽）、李世民（重修氏族志）下场也都不咋地。即便他们想要找盟友，也找不到像宋明时数量庞大且实力雄厚的士大夫集团可供驱使，顶多是拉拢寒族斗士族。可在那个世家独大的年代，这样的手段近似于想让泰迪打赢藏獒，看上去就是个笑话。
不过，从汉到唐的历代皇帝一直都在努力的让这个笑话变成世家的掘墓人，并创造出科举制这一无双利器。可即便早在南北朝时科举就已经在萌芽，隋唐两朝的皇帝也在不遗余力的大力推广，但结果呢？
无论隋杨还是唐李，收获的只有然并卵——有唐一朝科举尽管搞了273次，几乎一年开一次科，但在369名宰相中出身科举的还不足50%。即便在是这不到半数的进士宰相中，绝大多数也是出身士族，真正的寒门庶族子弟寥寥无几。即便能逆天改命爬上这个“百官之首”的寒族，大多也是投靠了高门大姓，才有了通向权力顶端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还指望文官去斗武将的皇帝，就是标准的二百五，所以哪来的崇文抑武？直到黄巢与朱温联手用最暴力的手段杀尽天下士族，寒族士大夫才终于熬出了头，有了通过科举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可能性。
所以崇文抑武才会在两宋以后大行其道，也只能在两宋以后大行其道。
04
在两宋之前崇文抑武搞不起来，除了前边说的条件不具备外，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对于帝王而言，这玩意搞起来也没啥必要性。
为啥？像汉唐这样的稳定的大一统王朝，谁听说过有哪个武将造反还能成事的？而在两晋南北朝这样混乱的分裂乱世，倒是有枪就是草头王，但一个个王朝和帝王都活得朝不保夕的，全靠军队来保命，所以也没什么能力去搞崇文抑武，因为那纯粹是自寻死路。
而在汉唐这样的王朝，武将可以出将入相，可以权倾朝野，甚至废立下皇帝也不是不行。但就是别造反，因为这就是条绝路，基本上没人能干成。
原因有千万条，但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兵制。
刘彻动不动就扔给卫青几十万大军，然后把他打发到天边去追杀匈奴人。大军一去少则数月多则数载，因路途遥远和讯息传递手段的落后，刘彻与大军失去联系、无法控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那么他就不怕在某个清晨卫青突然率军出现在长安城外，准备谋个朝、篡个位？
说实话，刘彻还真不怎么担心，因为这种事基本不可能发生。
按照大汉朝的兵制，男子在23岁时必须服两年兵役，役期满后归乡种田，但仍需农忙时耕种、农闲时操练。因为一旦战争需要，他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应征入伍，直到56岁才能彻底免除兵役。也就是说，大汉朝的正规军队其实就是群武装农民，主业是种地，打仗是副业，而且是受皇帝征召不去不行的服役行为。所以对他们而言，打仗就是打仗，最好赶紧打完，如果能打赢捞到点赏赐就更好了，然后好回家伺弄自家的那一亩三分地。至于野心勃勃的主将起了什么歪心思，又关他们屁事，凭什么去卖命？
而汉军中的中低级军官，则大多由良家子组成。何为良家子？首先要家境优裕，其次要出身清白，最后还要弓马娴熟，精通军略。汉军之所以能始终强盛无匹，以良家子为骨干的贵族军官团居功至伟，其中又以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和西河这西北六郡出产的良家子最为著名：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宫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谁能把这帮满脑子为国效力、为君尽忠，然后建功立业、马上封侯的良家子忽悠得团团转，然后跟着自己去造皇帝的反？卫霍不行，二窦也没这个本事，所以还要啥自行车啊，赶紧洗洗睡得了。
所以两汉的那些名将们看上去风光无限，其实都是被皇帝套上笼头拉磨的驴子。还是拿卫青举例——刘彻让他去打匈奴，只要卫青的长剑所指的方向没错，那么他打得再怎么花样百出也没人管，让所有的部下都去死也没问题。但要是卫青突发奇想打算跟什么乌桓、鲜卑、扶余人掐一架，没准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就发现麾下的士兵统统都跑光了（还无罪）；再假设卫青正跟匈奴人决战，眼瞅着就要大胜，可是后方突然传来刘彻的命令，让他即刻撤军，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那么卫青该咋办？
我们可能都认为卫青要是抗命一下，无论是对大汉朝、汉军还是刘彻都有莫大的好处，但唯独捞不到好处还有极大可能因此倒霉的，却只有卫青。
所以他为啥要抗命？再想想岳飞——要不是赵构连发十二道金牌才能勉强将其召回，后来的“莫须有”惨事也未必会发生。
到了唐朝的兵役制度近一步完善。在府兵制下，虽然本质上还是秦汉时的兵农合一，但练兵和作战都成了独立的两条线——府兵们非战时由地方上的折冲府进行管理，战时由皇帝临时且随机的指派主帅进行指挥。这就造成了平时能管得着府兵的折冲都尉在战时基本都蹲在家乡干瞪眼，既上不了战场，也参与不了评定军功，对府兵的控制程度就会大打折扣；而看上去威风凛凛的十六卫大将军，每次征战麾下的府兵都是随机征调的，而且隶属关系逢战则始、战终即止，随即就是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就算这些大将军们有点啥歪心思，也没地方施展去。
所以别看汉唐时征战频仍，武将们看似位高权重，但基本看不到谁能拥兵自重或是谋逆造反，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可靠的制度保障。
那为啥到了汉末唐末无不是一派军阀割据、中央无力的乱糟糟的场景？说白了都是自作孽不可活——从汉光武帝刘秀和唐玄宗李隆基起，都搞起了募兵制。
05
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感慨过，府兵制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兵役制度，而且没有之一。然后就在评论区里招来了一片质疑之声——府兵制下兵不识将、将不知兵，还怎么打胜仗？又或者是兵农合一制度下的一群武装农民，怎么可能比募兵制下的职业军人更能打？
可事实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力量巅峰无过于汉唐，而汉唐的赫赫军威就是靠一群武装农民打出来的，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吧？既然能打赢，还识、知个毛线。
但在士兵普遍都是文盲且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概念尚未出现的时代，实行募兵制显然是弊大于利的，尤其是容易使作为国之重器的军队变成武将的私有之物。
如果麾下的军队仍是逢战应招、战罢归乡的把打仗当副业的武装农民，董卓、曹操之流的军头即便仍能谋划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构想，恐怕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性；如果大唐十六卫府兵尚未瓦解崩散，安禄山就算再有野心，顶多也就能拉起几百个亲兵追随他一起造反。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就是兵农合一体制下对皇帝人身和权力的最大保障，使得他们只需去猜忌和提防个别位高权重或野心勃勃的大人物即可，而无须对武将这个群体都纳入打击范围。
在募兵制下，不但极大的拉低了兵员素质，而且士兵除了当兵吃粮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退路和谋生手段，自身的前途和命运也被牢牢的掌控在统军将领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往往是没有理想和追求的，战时也缺乏坚定的斗志（一旦阵亡就再拿不到军饷，全家老小就没人养活），有奶就是娘才是他们的最优选择。一旦控制着他们的生死存亡的将军有了些不该有的想法，只要给出足够的报酬，造个反啥的也不算多大的事情。
任何一个清醒的王朝统治者都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可一旦国家陷入混乱、分裂，连帝王都朝不保夕时，募兵制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哪怕明知是毒药也得硬着头皮喝下去。
所以我们才看到北魏就毁在尔朱荣、宇文泰和高欢这样的军头手里，南朝每冒出一个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名将时，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王朝和新的皇帝即将诞生；而在唐朝崩溃后，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会有怎样的下场，可要杜绝隐患要么就得重建制度与秩序，要么就得对军队下死手。问题是乱世中时不我待，被阉割了的军队不足以自保。所以他们毫无办法，只能一无反顾的飞蛾扑火。
而北宋之所以未能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就在于宋太祖赵匡胤对敌人狠，对自己更狠。为了保住赵家江山，他不惜挥刀自宫——先是用一杯酒砸断了武将的脊梁，然后挥起以文御武的利刃给了自己胯下狠狠一刀。
老赵也是没办法。为了忽悠武将放弃兵权和拉拢文官，宋朝成了史上唯一一个既不限制土地兼并又允许官员经商的王朝，导致大量农民失地。兵农合一根本搞不起来，只好采取募兵制。而一旦实施了募兵制，就必须压制武将，唯一的办法就是崇文抑武。
于是乎大宋朝就变成了这样的一朵奇葩——最巅峰时全国常备兵力超过了140万人，堪称史上之冠。庞大的军事开支吞噬了政府六分之五的财政收入，使得无论大宋朝怎么变法、改革，“三冗”问题却始终无解：
“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兵制》）
要知道强悍的汉唐军队可是从刘家、李家皇帝那里领不到一文钱军饷的。不仅如此，他们出征所需的军械、器具乃至于粮食、路费都需自备，仅矛弩、甲胄和战马才由官府供给，即便如此仍能战无不胜。可在大宋朝呢？想当初赵匡胤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曾制定了内地与边防部队轮调制度，可没几年就荒废了。为啥？因为调动一万人的部队，就有数万军属随行，相关费用都得由官府负担。不仅如此，部队调动要给士兵发放开拔费，每日行军超过一定里程要发放辛苦费，遇到敌人开战需要犒赏，甚至每发射一轮弩箭都有明码标价。要是不给钱，你看哪个士兵还肯听话？不立马一哄而散都是给你面子了。
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靖康之变时西军大将种师中率军驰援太原，结果被金将完颜宗翰（即粘罕）包围在了杀熊岭（今山西寿阳西南）。本来还打得有来有往，可突然间宋军就莫名其妙的崩溃了。为啥？因为军情紧急，种师中出兵时钱没带够，没能及时拿到赏钱的弩兵们就罢工了，还跑了个一干二净。失去火力掩护的宋军再也挡不住金军的攻击，种师中只好凄惨的战死。
哪怕祖上出了个大儒种放，种师中在军旅生涯中仍被文官欺负得连灰孙子都不如。这样的武将自然是不可能造反的，但想打赢一场战争几乎也是没可能的。别说是种师中了，就算白起、韩信复生，也带不动这样的军队。
没准他们不会再死于君王的屠刀之下，反而会像种师中那样，死于太穷。
所以堂堂大宋既打不过契丹人、党项人，也打不过女真人、蒙古人，还先后两次亡于异族之手，实在算不上啥稀罕事。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说宋军无能就是赵家皇帝们的败笔，没准他们还在九泉之下为崇文抑武这个伟大发明自傲不已呢。
毕竟两宋延绵319载，除了两汉谁能比得上？
毕竟在这319年间，大宋朝的武将都怂得跟乌龟一样，基本没谁敢造反。
所以人家想要的，不是都得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