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从台历上取下来的纸片，纸片两面都印了毛泽东主席的照片，一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情景，另一张是毛主席和首都军民一起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情景。而那本台历，当年就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距今已经28年了。
1988年，父亲进修期满，被安排到张城学校，任教务处主任，继而任校长，一干就是好多年。
张城是“张城堡”的简称。那里确实有城堡，不是一座，而是三座连在一起的北宋古城，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这所学校，就在宋代古城旁边的张城村，在当时算是规模比较大的一所农村学校了。
学校大门朝南，进门以后东西两侧是两排教师宿舍兼办公室，正对面是两排人字梁教室，里面是小学部的五个年级。这两排教室的后面有一大片平地，是下课后孩子们玩乐的场所，跳方，掐方，踢毽子，打沙包，抓五指，滚铁环，孩子们的活动形式丰富且有趣。平地西墙根下，有一条上坡的路，沿这条路上去，是学校的第一个高地，上面有一排人字梁教室，里面是初中部的两个年级。再往后沿小路上去，是学校的第二个高地，上面是操场，支着几个篮球架子。
这是一所七年制学校，学生上到初二算是毕业，然后再去更远的地方上初三。这种设置，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好多学生上到初二，因为家里条件所限，就辍学了。
父亲到这个学校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和弟弟也转到这所学校里来，我上初中，弟弟上小学。这之前，我和弟弟都在镇上上最好的中学和最好的小学，这一转，除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之外，还表明了父亲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下决心要把这所学校办好。
当时，所学校面临的困难很多。主要的困难，是学风很不好。这是建立在当地人普遍的观念之上的，他们认为孩子能识几个字就行了，根本不奢望考中专、上大学，而且当时基本的事实是，很少有人去上高中，偶尔有想法的家庭，只是让孩子在初三补习补习，因为考个中师，就可混碗饭吃。
现在城里人拼命抓孩子学习，是一个极端的现象，而那时候农村人根本不管孩子的学习，同样也是一个极端，而这个极端，正是父亲当时要面对的困难。
还有一个困难，是教师队伍的建设。那时候学校里流行两件事。一是打麻将，一是喝酒。这两件事是不分黑天白夜、上班下班、校内校外的。那时候教师宿舍里经常传出猜拳声，搓麻声，大笑声，争吵声，在精彩激烈的当头，上下课的铃声对他们没有丝毫的约束力。
这个困难直接导致了第二个困难，就是由于没有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学生基本处在很无序的状态中，到处是一片乱象。有个孩子把井绳甩在人字梁上学上吊，结果不小心一脚踩掉下面的凳子，被勒得口吐白沫；有个孩子捕了小蛇偷偷装进女生的眼镜盒里；有些学生用土做成坟堆，插上老师的牌位，趴在前面痛哭；有些孩子商量好同时剃光头，第二天齐刷刷出现在教室里……
面对这样那样的困难，父亲并不着急，只是一样一样做事情。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先把自己的课上好。他给我们班既上语文课，又上音乐课。他上课很有趣，经常惹得我们哈哈大笑，基本不存在组织纪律方面的事。而这些，都建立在他平常的学养积累和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之上。
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的音乐课。因为地处农村，办学条件差，学生在艺术文体方面的教育，基本是空白。为了恶补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欠帐，父亲凭借手中的所谓权力，将一周一节的音乐课，加成了两节。
为了让我们学习简谱，他凭自己的记忆写出了秦腔《火焰驹》的整套曲谱，用滚筒油印机一张一张印出来，并把其中的《花园卖水》一折戏的全部曲谱用毛笔抄出来，贴在教室墙上，命令我们背会。由于同学们平时就会唱这些戏，所以背起曲谱来也是极为容易，有些同学甚至能把一整套《火焰驹》的曲谱背下来。
当时学校只有几样简单的乐器，一把板胡，一把二胡，一把三弦秦琴和一把小提琴。有时父亲在讲台上眯缝着眼睛，极为投入地拉着板胡领奏，全班同学在下面抻着脖子、扯着嗓子齐声唱秦腔，场面颇为壮观。 等到简谱都背熟了，父亲给我们讲板胡、二胡以及小提琴的弦法和指法。父亲使出了一股蛮劲给我们上音乐课，最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全班大多数学生都识简谱了，能谱陌生的歌曲，有不少人还学会了几样乐器。
现在见不到这样的课堂了。但在那时，在一所很破败的农村学校，他倡导了一种学习的风尚，形成了一股学习的正气，使他后面的改革，得以顺利地推行。
第二件，是他以真心侍同事，以爱心待学生。
父亲虽然是校长，但他做的，是真正的服务性的工作。当时的教育环境，以及他自己的人格素质，都绝不允许他以威权统治一所学校。那时候的农村校长，是最能和师生打成一片的，而我觉得，父亲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当时，学校有个所谓“大灶”，在西面那排教室宿舍的把头，是一间相对大一些的房子，里面有一口大锅，一张杏木案板，和两张饭桌，几把椅子。有一次，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只肥羊，说要改善一下生活。没有厨师，英语老师李靖自告奋勇，他把肥羊卸成大块，放进大锅里煮烂，捞出放凉以后，撕下上面的肉，分成小堆，老师能分得一份肉。老师们拿着饭盆来，李老师把肉抓进饭盆里，浇入几大勺滚烫的羊汤，再撒一把葱花蒜苗，看得人直吞口水。
这里面有个小插曲。一个老师只能分一份肉，但父亲带着我和弟弟，一份肉有点少了。李靖老师看出了问题，我去分肉时，他往我端着的锅里多加了几勺羊汤，旁边有个老师不干了，问为什么给他们给得多？李老师特别难堪，忙说勺有数，勺有数。端回去以后，我和弟弟吃了里面的肉，父亲只喝了一碗羊汤。这件小事恰好说明了当时老师们的相处，是极为平等的，而父亲是绝对不会动用特权，给自己多分一份羊肉的。
父亲理发的手艺高超，那时候的老师都留长发，梳分头，有二八分的，有三七分的，有四六分的，都弄得油光发亮，丝毫不乱，而父亲经常义务为他们理发。我隐约记得，好多工作上的事，父亲都是边理发，边和老师们商量，好多事一说就推行下去。
他基本每天晚上拉板胡，拉小提琴，一些会乐器的老师慢慢聚到一起，无形中组成了一个乐队，每天晚饭后，都要拉一会小曲，有些爱唱秦腔的老师，也跑来过瘾。这样一来，老师们中间打麻将和喝大酒的行为，就逐渐消失了。
父亲不仅待老师好，待学生更好。那时候的农村孩子，特别是住校的孩子，理发很不方便，头发太长了就拿剪刀自己收拾收拾，好多都顶着一头乱发。看到这样的情况，父亲一有空，就给学生理发。有些孩子习惯了这一切，来到父亲的办公室门口，先取下白布门帘子，进门自己围在脖子上，笑眯眯坐下等父亲给他理发。
还有，当时学校没有拉上电，有些好学的孩子自己带了煤油灯自发地在教室里上晚自习。由于点灯的人多，要不了多久，教室里就弥漫着炝人的油烟味，一到下自习，都黑着两个鼻孔出来。看到孩子们辛苦，父亲买了几架煤油汽灯挂在教室里给他们照亮。汽灯虽然燃烧充分，亮度高，但不好点亮，于是一到天黑，父亲的办公室里总会围着一帮孩子打汽烧灯，烧亮了就提去上自习。
那些年，在农村，学生辍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有一年一个家境不太好的孩子缀学了，这孩子学习不错，父亲觉得很惋惜，就几次上门做他父亲的工作，最后终于做通了。这孩子后来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了令人羡慕的“公家人”，他父亲高兴坏了，给父亲送来满满一草帽旱烟末子。
经过他不懈的努力，上任没几年，就把这所七年制学校，办成了八年制一贯的学校，解决了当地人的一大困难，就是初二以后，家长们再不大费周折，给孩子找初三的学校。
在学校逐步进入正轨之后，父亲又开始美化校园。他找人拉来几大车红砖，在进大门处，砌了一堵影壁，上面用水泥堆出了“张城学校”几个大字。在影壁后的大院子中间，砌了一个圆形的花坛，在左右两边教师宿舍前，砌了两个长方形的花坛，里面分别种上各色花卉。
没钱叫工人，这些活都是他自己干的。记得那时候，他每天下班回到宿舍，能洗出一脸盆泥水。而他的宿舍兼办公室里面，办公桌上放的，是墨水瓶、作业本、粉笔盒和煤油罩子灯，墙上挂的，是板胡、二胡、小提琴，地上立的，是灰刀、瓦刀、铁锨和镢头。
他倾尽心力的付出，最后有了回报，新办的初三年级，在县教育局举行的统考中，取得了全县第二名的超好成绩，这应该是父亲一生最光辉的时刻。
那时候，我们每个乡镇都有一所中学，而且好多中学的教学质量，比县城的中学都要好，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从撤并了农村的学校，孩子们统一到县城上学，要家长跟着去租房子做饭。这样一来，不仅要分出去一个壮劳力，家里的开销也一下子变大了，几亩薄田无法支撑，于是，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被打破，丈夫出外打工挣钱，妻子去县城租房子伺候娃，老人留在家里看门，田地大多撂荒。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好多地方又实行寄宿制，这又在事实上把孩子从小和家庭隔离，造成了新的问题。
此后，父亲调离了这所学校，去别的学校任职，后来又遇到了这样的大背景，张城学校也早已成了一片荒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