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选调当了老师
那几年，在东北坐火车不买票的事太多了，先是老百姓，后来叫他们“盲流”，此事很快蔓延到知青里了。原因很简单，生产队不分红，我们没有钱，家里给的那点钱实在舍不得花，于是铤而走险——不买票白坐车。我终于也“勇敢”了一次。
那是七零年底，夜间在泰来车站顺利的上了火车，而且有座，我身边是一位慈祥的知识分子老妈妈，她在中央党校工作，去了五七干校，现在回北京探亲。我们很快聊了起来；她说她的女儿也是下乡知青，我们更加尽兴地交谈着。我几乎忘了自己没买票的身份，列车开始查票了，我当然被查着；在我离座去餐车接受处理时，我分明见到这个老妈妈眼中流露出的怜爱之情，她大概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到了餐车，人很多，列车长马上把我们分了类，知识青年留下，老百姓在下一站统统被赶下了车。列车长对我们说：“人民列车人民坐，（这在当时是最时髦的语言）但是还是要买票的。”他叫我们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卖给我的是一张从唐山到天津的车票，说是为了我好出天津站，而剩下的钱让我下车后坐公共汽车用，多好的列车长啊！我感动的几乎落泪。也许上级有令，对知青网开一面？还是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对我们的特殊关照？总之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共同的劳动中，一个人闯入了我的生活，那是我甜蜜又心酸的初恋。相爱中他给过我生活的勇气、痛苦中他给过我真诚的安慰、艰苦的劳动中他给过我无私的帮助。他虽然不是我想象中的白马王子，但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那样多的帮助和力量，那是我们共同度过的一段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时光。72年形势有变，后来叫资反路线回潮。据说邓小平又要上台，天津知青突然有了回城的消息。只要高中生，但是必须家庭历史清楚。我能回去吗？心中忐忑不安。天津招生的人来到公社，把我们高中生统统集合到公社，挨个谈话；尽管我一再解释、组中同学和招生的同志也说了不少好话，但终因父亲问题不能定论我未能如愿。组中六个高中男生都要走了，我只能留下。事实残酷的无奈的摆在面前：他回津，我走不了。怎麽办？我绝望地选择了分手，因为这是我唯一的选择！虽然他是那样的信誓旦旦、我还是不愿成为别人的拖累。美丽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啊，我把苦涩、幼稚、甜蜜、酸楚的初恋永远地留给了你！那一年我们二十五岁！
后来兴起了推荐上大学，我先后被推荐过两次。一次知青办以“可以教育好子女”报上去，结果我的档案里父亲并没有定为“敌我矛盾”，叫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令人苦笑，我是不能‘享受’这种待遇的。
又一次参加了考试，只有三门，记得有数学、语文、政治，我的成绩是甲、甲、乙，从成绩讲应该是没问题了，况且知青办史主任了解我的情况也很同情我，据说已经内定我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但是突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叫张铁生的考生在试卷上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整天和贫下中农结合，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当然成绩不好，而那些不好好劳动的人虽然成绩好，全是修正主义苗子等等，这就是有名的“白卷先生”事件。此信一出，立刻被四人帮江青之流捧为至宝，说是要招“工农兵学员”，我当然又失去了机会。两次推荐都没成功，别人有意见了，第三次大队不再推荐，我只好背着家庭的包袱继续劳动。抽空到公社、去旗里，说明情况、打听消息，我不甘心这样的下场。
那一年盟里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我竟然作为扎旗知青代表到海拉尔参加了大会，好运开始了。我从海拉尔回来后知青开始选调，那是七四年十月。知青办史主任征求我的意见，一是到蒙汉杂居的图木吉中学当代课老师、一是到扎兰屯纸浆厂当工人、半年后转正。想到自己年龄已大，当学徒工不大适合，于是决定去当老师。到旗文教局报道时，几句话谈下来，巴金局长马上决定我教语文，说我一定适合。
我深怕夜长梦多，马上打点行李出发去图木吉公社。不记的当时是怎么去的了，自己？一个箱子、一个行李卷、还有脸盆等物，我是怎么折腾去的？天知道！我去后，马上接管了初二的一个班并任班主任，从初二到高中毕业，教他们语文和历史。以后的三年，我和我的学生们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是我知青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图木吉中学，两排并列的土坯房、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篮球架的大操场、没有院墙，左边的一排房是教室、老师办公室、是我们女老师的宿舍；中间一条小道；再右边是校长办公室、男老师宿舍、男学生宿舍、教室、伙房。“图木吉中学”是一所民族中学，蒙族学生多于汉族学生，老师也是两个民族，师生之间关系都很融洽。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这里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让我有了养精蓄锐学习的机会，我凭着一腔热血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我感谢我的同事、学生、学生家长、特别是宝成一家，给了我信任、支持和无私的帮助，让我暂时放下家庭包袱，痛快地干了一番事业。
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很快我的教学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全公社语文老师听了我的公开课，讲毛主席的“坏事能否变成好事”一文。讲后老师们给了我极高的评价，只是说学生和我的水平差的太远；当时听了好高兴，现在想起来才知道针对性教学不够，那是大家给我这个初出茅庐者的鼓励。后来我到“双河中学”去听课，受到了高、崔二位老师兄长般的热情招待和真心指点，受益匪浅。可惜高老师在我还没离开图木吉中学时就英年早逝了，噩耗传来，好不悲伤！常说好人不长寿，怎么就应验了？
双和大队那个村使我感到很亲切。我的学生大多数住在那里，暑假不能回家，学生们就邀请我去串门，家长们用丰盛的酒菜一家不落地招待我，睡在炕头上、吃着百家饭、听着肺腑之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尊师重教的情感，给了我更多的启发和信任。
那时班主任老师不好当，什么都干，什么都管。因为需要，我教过物理、语文、历史、化学、体育、政治；是个老师。带学生去农村秋收、抹房顶、叉墙、打井；又是个生产队长！当时多亏了班长宋立志，他代我当了这个“生产队长”，指挥派活，可帮了我的大忙。晚上，我没事儿，就到学生宿舍聊天，我和他们讲天津的事、他们给我讲农村的故事、那是多么快乐的夜晚，我们常常笑的前仰后合，融洽的感情、真心的沟通，那是留在我心中的一段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一次我到邮局去寄信，偶尔听到几个蒙族人在夸我，我不由地插上了一句，她们好高兴，说没想到我能懂蒙语，其实我是连蒙带唬的，一个大姐竟然用汉语和我聊了起来，说她的表弟是我的学生，并热情的要我去她家做客，推辞不过我去了。从此我和这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哥是公社粮站的会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了我们特殊的关照，我们没少吃大米、白面和豆油，他叫包宝成；大姐在家操持家务，我们以姐妹相称。大哥出身好，本来要当兵的，因为大姐地主出身，没能去；武装部的人讲，不能在羊群里睡着一条狼。于是乎大哥“葬送”了自己当兵的前途。大姐每每感恩于他，纯扑、善良的一家对我的爱怜可能就源于此。三年中我得到了他们兄长般的呵护，生活上、精神上、给了我亲人又胜似亲人的资助。四个孩子，大女儿叫高娃、两个儿子分别叫青春和迎春，最小的女儿叫图雅。孩子们称我姨娘，因为他们还小，竟然以为我是他们的亲姨。每周大姐必让他们的大女儿高娃给我送吃的，菜啊、罐头、肉啊；做了好吃的叫我去，后来觉得我在学校吃苦，干脆要我搬到他们家去住了。我成了他们家的一员，过着吃喝无忧的生活，他们给我的涓涓亲情，抚慰了我这颗破碎的心。
当时文革已经接近尾声，各种的传言五花八门，我们公社的尹公安员去学校追查时反而偷偷告诫我要小心，注意保护自己；想起当年学校的海青校长、于有发、张永山、图门、白金山等老师，对我的关心、爱护、帮助，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和学生们的感情日渐深厚。临近毕业，在学生们的提议下，我们决定去泰来照合影留念。泰来离我校九十多里，我们准备骑自行车去。本来张永山老师也要去，不想临时有了病，我只能自己带学生去了。想当时，年轻气盛，哪有什么顾忌？准备周六下午去、周日回来、周一上课，来它个神不知鬼不觉，有什么问题？这正是不少人佩服我的地方，自己身在逆境，又是个女同志，那里来得这个勇气？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执着和不服输。那是个狂风怒吼的冬天。为了超近道，我们是在芦苇荡里骑自行车走的。整个芦苇荡是个大冰场，白光一片，又滑得很；骑车要技术、更要勇气，可惜我这两样都不够，但是决不能打退堂鼓，等到跌跌撞撞出了芦苇荡，我的棉袄都湿透了。总算到了平地，才感到大地的可爱。谁知路上又出了事儿，我和一个同学的车子坏了，只好绑在男生的车子上。两个男生分别带着我俩，我的脚不小心又夹在车辐条里受伤了。赶到泰来已经天黑了，找到地方住下，只能第二天再办事了。次日，一切办完，又回不去了，只好周一再说，我心里着急不好和学生说，学校怎么样了？熬到天亮，整队回校，千辛万苦，终于回来了。当时全校正在劳动，早有人给我通风报信说海校长发火了：身为校务委员（我当时已经被公社党委任命为校务委员，实际是相当于教导处副主任；会议倒是参加过几次一次也没行使过权利？文革结束，自然解职）太没组织纪律性。我要准备接受一场“暴风雨”！无可奈何，我只好豁出去，倒是人有见面之情，我解释后检讨了几句，校长批评了两句，就算过了关！
七七年暑假，我教了三年的学生毕业了，他们要离我而去了，我心中的失落油然而生。学校举行的毕业宴会我不想参加，一个人锁在宿舍里躺在炕上掉眼泪，学生们在门外一个劲地央求；我真没有勇气开这个门。学生在外面也哭，我坚持不下去了，只好走了出来。本来学校有规定；宴会后，学生必须离校。但是学生们非要第二天班里聚会大家包饺子，住处他们去村里投亲靠友。他们舍不得离开我，我当然同意。学生们马上买来猪肉，又准备了菜，张永山的爱人正好不在家，他拿出面来，第二天就在他家里包饺子，大干一场了。学生们当天离校准备去村里投亲靠友。事情很保密，不知校长怎么知道了，要求学生马上离校。我急了，张老师也说话了，在我们的据理力争下，校长竟然同意学生当天住在学校、并且可以在食堂做饭！当天他们住在学校的宿舍，第二天我们仍在张老师家吃着自己包的饺子，用学生的话说；这不是一个情调！学生们走时，我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他们走上高坡又下坡去；再也看不见。回到宿舍我躺在炕上沉默无语，和我朝夕相处的学生走了，心中空荡荡的，泪水不由的流了下来。懂事的宋立志、朴实的吴有贵、成熟的张文宝、满腹经纶的焦德思、···，一群活蹦乱跳的学生怎让我放的下！我第一次尝到了师生离别的痛苦！
虽然只有三年多的教书时间，可留给我的太多太多了。这是七四年十月到七八年三月，我在图木吉中学度过的难忘岁月，我感受到了人间真情、它给了我一笔永远用不完的财富。
五、迟来的高考
七六年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十年动乱这一页沉重地翻了过去，国家、个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一切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清楚。十年过去了，国家千疮百孔、百业待兴，一切要从头开始了。
六六年废除高考制度，我失去了高考。七七年恢复高考，这一年我三十岁！然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还是兴奋不已，因为有政策说：年龄可延长到三十岁、文化不限、政审条件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只要考试合格，就可录取。这一切对我来说又是一针兴奋剂。父亲已经平反，领退休工资了。政审该不会有问题了吧？加之同事们的鼓励，我决定再拼一次。三十岁了！成功与否只此一战。
拿出尘封的一堆书，数学、语文、物理、化学、还有不知考什么的政治，一个月复习完，光翻页也要翻一阵子，实在可笑，可我还是认真的复习着。谁想到还是节外生枝，突然有消息通知说；三十岁的考生必须有特长。我有什么特长？一盆冷水泼了下来，我又成了社会的弃儿，真叫人大失所望。
考学不成，公社给了我一个任务，给全公社考生辅导语文，公社书记的侄子要我帮他复习数学，我当然推辞不过。没想到这样的付出竟然帮助了我。距离考试只剩一个星期，又传来消息，准许我们参加考试了，这真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考试是在七七年十二月进行的，东北已经是天寒地冻冰天雪地了，去旗里还要先去泰来住一夜第二天乘车才能到，万一天不好没车那就全完了，时间紧迫，我也想不了那么多。赶紧“翻”书吧，物理、化学、政治考什么也不清楚，仓促上阵，亏是吃在地处偏僻了，这就是命，我有什么办法？
走那天下了大雪，幸亏老天保佑，有车。冰天雪地中参加了黑龙江省（我们当时仍属于黑龙江省）举行的高考。想不到数学考得相当好，我只是一个填空忘了公式，只会扣掉四分，应该得九十六分。反正也想不起来，用了六十分钟就交了卷，自我感觉很好。只是政治不会及格了，因为考试内容是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考前消息全无，有什么办法？不过，总体感觉良好应该大有希望，我兴奋地回学校等消息了。
日子在等待中过去，焦急是可想而知的。想不到的是我的学生来了通知，我的消息却迟迟没有。难道又因为家庭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无处去说，我又迷茫了。此时传言四起，说我不过是自我感觉不错，其实不怎么样，烦透了！
正在焦虑中，邮局送来电报，内容是：“速送X X X 的档案到黑龙江省招生办。”其实电报是给公社的，可邮局见了我的名字就给了我，原来我的档案没有送上，这才是通知没来的真正原因。赶快找公社去询问，原来公社党委曾委托文教助理（中心校校长）额尔顿桑布去旗里拿我的档案，而他竟然没拿我的档案！
我的一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我平生不信命，我不懈地追求、我奋力地拼搏、我已经遍体鳞伤、我好不容易的一次机会，又要付之东流了！
此时公社田书记的决定给了我巨大的信任，他派人连夜骑马去音德尔取我的档案，第二天要我自己去哈尔滨送材料，他说只有我是最着急的。那样的年代，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一个偏僻的农村、一个蒙族的公社党委书记，给了我难得的帮助。他叫田喜，是个复员军人。这一晚，几个好友备酒为我饯行，大家依然兴奋地憧憬着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焦急中坐汽车到泰来、转乘火车、又在齐齐哈尔换车到哈尔滨已是夜里，找了个旅馆住一夜；清晨急匆匆到了哈尔滨省招办，哪里想到的是招生人员正在开结束会议！坐在招生人员的宿舍里，满腹沮丧。
会议结束，呼盟招生办的焦老师回来，我忙递上材料，他说得第一句话竟是：“你怎么才来？”我几乎哭着诉说了一切经过后，他气愤的说：“简直是草菅人命，你看看你的分吧。”不看则已，一看更是悲伤！原来我的数学果然九十六分（满分一百分）！因为平均六十分就能考上，而我已经平均七十六分了，我可以随便挑学校的。如今却没的学上，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如果说以前全怨我的家庭问题，如今父亲已经平反了呀！那这次只能说是人为的了。我一再与焦老师争取，哪怕去农业大学也行，我真不想失去这次机会。他说；招生已经结束，唯一可能的是上师范院校、因为这叫扩招，据说已经有了消息。随之他开始给我做起工作来了：一是我的年龄已大、二是我正在当老师、上师专两年最适合。我是无奈之下满腹惆怅地离哈而去的。过大庆下车和大哥商量，兄妹二人也没好办法，强龙摁不住地头蛇、不走明年怎么样？此时文革刚过，政策的变化还吃不透，明年的事实在难料。就这样，我沮丧地回学校去了。
记得是中午到了图牧吉中学，学生和同事来接我，大家的温暖和同情使我难以自持；进到办公室我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憋闷了几天的冤屈我终于宣泄了出来，我不能自已，我真不知道我干点什么怎么就这么难？老天你对我太不公平，这件事我一定要搞清楚。然而文教助理老额找不到，让我有火无处发；我只好等待。时间不长，通知来了，不理想我当然失落；看着通知只是不住的掉眼泪，还得认命？那时候法律不健全，我又背着个家庭包袱，但是老额我是一定要找的，我非得问问他不送我的档案是什么原因！
通知来了老额也出现了；我满腔怒火地去找他评理，我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群支持我的师生，“浩浩荡荡”来到校长室；老额看见我来了，满脸笑容的说：“考上大学了，祝贺你。”我马上愤怒的说，“我要问你，你为什么不送我的档案？”他竟然矢口否认！说与他无关，理由是他不是党委委员，党委怎么会让他去拿我的档案！他又与我没有私仇。我气坏了，大声斥责他的无赖：“我们可以去党委找田书记和袁秘书三头对案！”他就是不去，反复说与我没仇，怎么会害我。一句话反而提醒了我，我是得罪过他，他要公报私仇吗？
记得两年前的一个周日，我们基干民兵射击后，我与别人说着话回宿舍，不想插着门，还挂着窗帘。我以为是小王和小姜先我而回，就一边敲门一边开玩笑说：“你们俩干什么呢，是不是在开黑会。”不想门噌的一下开了，原来是他和老校长俩人，屋里烟雾缭绕、桌子上是没吃完的酒菜。老额马上和我急了，非要我说出他们开了什么黑会，不依不饶；我实在没有想到周日（当时白天我们的宿舍是校长办公室）他们会在这里！他全然不听我的解释，我万般无奈发话说你开除我吧，我还是去当知青算了！老校长也一再相劝，闹了不短的时间才算解了围。其后我们很少共话，加之此前我两次的违章（一次带学生去泰来照像、一次学生毕业留校吃了一顿饭）？我想这大概就是根本的原因了，触犯了他的尊严？残酷的惩罚啊！我怒不可遏，我和旗文教局的巴局长说了此事，我走后老额降职调走了，然而也注定了我当老师的命运。
我离开图木吉前，宝成一家忙坏了，大哥找来做皮衣的裁缝，给我做了一件皮袄，说是海拉尔太冷，怕我冻着。又给了我一条羊绒毡子，要我护着腰；大姐对我依依不舍，就怕见不着我了，一再叮嘱我放假要来看她；我走时，大姐和高娃送我到了泰来车站。近三十年的事了，那是怎样的一段感情！那是怎样的年月！今天我写到这里，还是止不住的热泪盈眶，一家好人啊！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想我二十一岁下乡（种了四年地、做了两年饭）、二十七岁当中学代课老师、三十岁上大学，这一切都发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青春“种在”了大草原、我的初恋“埋在”了大草原、我的奋斗“印在”了大草原、情系大草原、魂系大草原、三十岁上学仍然没有离开呼盟大草原；草原有我的欢乐、有我的悲伤，有我的留恋、有我的梦想，我是不得不离开它，又很难离开它，草原啊！草原，难道你就不能给我幸福吗？！
七八年春天学校开学了，我还是振作精神上学去了。开始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活！
我上学期间，国家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父亲的错案正在纠正，要完全落实政策了，航运局新领导很快就来了信，欢迎我去局里上班。和父亲商量的结果，我还是放弃了。
八零年春天，我毕业了，然而却回不了天津；我辗转回到祖籍定州任教，后来调到石家庄，直到2002年退休，结束了我的教师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