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面对汉景帝和晁错推行的咄咄逼人的削藩政策，刚猛强悍的吴王刘濞并不因为年迈而丧失血气之勇，准备联络对于削藩不满的关东诸侯王掀起反旗。以辈分最高和实力最强的吴王为盟主，共有10个诸侯王参与了起兵叛乱的密谋和串联。然而，当吴国率先叛乱时，齐王悔约，济北王和淮南王则受制于属下官员而起兵不成，因此最终有七个诸侯国掀起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汉文帝的推恩分封政策在七国之乱之初就避免了最恶劣局面的出现，从淮南国分割出来的庐江和衡山忠于汉廷而齐王悔约则使得胶西王、胶东王、菑川和济南围攻齐国，诸侯王在密谋串联时设想的以齐国和吴国的主力大举东进的宏大图谋一开始就化为泡影，原本应该成为叛乱主力之一的原齐国各诸侯国却被围攻齐国的军事行动所牵制，相对弱小的赵国根本无力独自西进，七国诸侯战略进攻的重任落在了吴楚身上。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征发国内大部分壮丁，大举进攻阻挡其进入中原的梁国，这气势在时人看来并不亚于西楚霸王在楚汉战争中的西进。然而，与西楚霸王在彭城大破汉军，而后长驱直入在中原与汉军长期对峙不同，吴楚联军碰上了梁国这颗绕不开的钉子，梁国阻断吴楚齐淮南等诸侯西进的战略部署是文帝时代就已经完成的。公元前169年，文帝时代首席战略家贾谊建议文帝壮大阻断吴楚齐淮南诸侯王西进的梁国，并以太子之帝刘武为梁王，这既是为了加大对于关东诸侯的震慑，也是为了避免诸侯叛乱时楚汉相争时项羽长驱直入中原的局面出现（附录1）。
汉文帝和贾谊一直担忧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少的诸侯王逐渐成年而萌发野心，但是当汉景帝和晁错激进削藩时年迈的吴王刘濞却成为反叛的领导核心，而在文帝时代没有受到推恩分封影响的吴国实力相对完整，一时之间纵然是文帝时代处心积虑壮大的梁国面对气势汹汹的吴楚大军也只能困守坚城。汉景帝在诛杀了晁错后，企图与吴王求和，然而吴王刘濞却以“我已为东帝，尚谁拜！”一口回绝。至此，汉朝中央与七国诸侯之间的纷争已经没有使者可以效力的余地，将帅的谋略由此登场。
七国起兵之时，距离秦末汉初最后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英布叛乱已经40余年，汉初的富有军事经验的宿将基本凋零，汉军的主帅周亚夫虽是名将周勃之子但却是在文帝朝对匈奴战备中成长起来，而吴楚联军的主帅刘濞则自英布叛乱后就不再有军旅经验。经历了汉文帝时代的和平，七国之乱中对阵的双方对于彼此并不熟悉，缺乏在持续激烈对战中产生的客观评估。然而，关中与吴楚的激烈对抗自战国末期以来频频上演于中国大地，因此中央和诸侯的主帅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以汲取，这些历史战例也必然会塑造七国之乱中对阵将帅的战略思路。
战国末期至汉初，以关中为基地的政权与以楚国或楚国故地为基地的政权共有过4次大搏斗：秦灭楚、项羽灭秦、楚汉相争和英布叛乱。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统帅六十万秦军伐楚，在中原与楚军相持，坚壁不战，直到楚军因为后勤困难而东撤时发动猛烈追击，一举击溃楚军主力，灭亡楚国。公元前207年，楚将项羽在巨鹿城下以少胜多、击破秦军主力，秦朝东征军主力投降，项羽率联军进入关中，秦朝灭亡。公元前205年，刘邦与项羽在中原形成对峙拉锯的局面，项羽求战不得，而侧翼和后路又被韩信和彭越威胁，被迫东撤而陷入刘邦、韩信和彭越的包围，刘胜项败。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吞并吴楚，占据了楚国故地全境，但是却没有西进而坐等刘邦征伐，会战失败而英布身死。
对于吴国的战略家而言，坐以待毙的英布是反面教材，因此吴楚起兵后并不是株守国境而是全力猛攻梁国；对于吴国的战略家而言，一战灭秦的项羽是正面榜样，因此吴楚并没有分兵几路西进而是集中全力一路西进，显然有复制项羽巨鹿之战胜利的意图。
对于中央的战略家而言，秦朝灭亡是需要铭记的历史教训，与战斗力凌厉的吴军正面冲撞并非良策，不能给吴军实现巨鹿式胜利的机会；对于对于中央的战略家而言，楚汉相争是需要借鉴的宝贵经验，与吴军正面相持的同时袭扰其侧翼和后路才是制胜之道。因此，中央的军事对策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鲜明的“楚汉相争”色彩，太尉周亚夫以汉军主力迎战吴楚联军，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很显然是希望这两路偏师可以发挥韩信和彭越的作用，外戚重臣窦婴屯荥阳，既作为郦寄和栾布两路偏师的策应，又在梁国以西形成封堵吴楚西进的第二道防线。汉朝中央针对关东七国的最初军事战略显然是沿袭楚汉相争的故智，周亚夫充当刘邦的角色与梁军会合后与吴楚联军相持，郦寄和栾布两路偏师则在击破齐赵后包抄吴楚的后路，发挥出韩信和彭越的功能，最终周亚夫、郦寄和栾布三军实现对吴楚联军的围猎。
如果周亚夫按照这既定部署展开军事行动，就应该乘着梁国依然在坚持之时火速救援梁国，与梁军会合后依托梁国的城池与吴楚联军对峙，坚壁不战而等待郦寄和栾布进展到吴楚联军的后路、吴楚联军东撤时再发动雷霆追击。然而，周亚夫在即将接近梁国的前线时，在听取了其父亲旧部邓都尉的建议后却向景帝建议修改既定的军事方案（附录2），提出了极具军事谋略和政治风险的新计划：“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周亚夫的计划是赋予原本处于万全地位的自己包抄吴楚联军后路的重任，而将原本自己充当的角色赋予困守坚城的梁王刘武。该计划的军事谋略在于活用周亚夫麾下的汉军主力，节约了等待郦寄和栾布发挥韩信和彭越功能的时间，但是政治风险在于将窦太后的爱子和皇帝的亲弟梁王置于危险的境地。相反，如果执行既定的军事计划，那么周亚夫会收获救援梁王得力的政治利益，但是却不免会留下坐等吴楚被困、战事久拖不决的庸将之名。不仅如此，如果周亚夫在执行韩信和彭越的功能时被吴军击败而梁国因为得不到汉军主力救援而沦陷，那么周亚夫就会背上军事和政治的双重罪责，晁错的命运未必不会降临到条侯的身上。
周亚夫做出了艰难的抉择，采取了能够更快结束战争但是却令自己处于危险境地的军事计划。如何才能快速完成断绝吴楚粮道的战略目标呢？周亚夫和他的幕僚们选择了地处齐楚梁结合部的昌邑，一举扣住了战场的命门。秦末群雄之一的彭越正是昌邑人，而楚汉相争中彭越正是以昌邑的巨野泽为庇护所持续袭扰楚军的粮道，形成策应刘邦的第二战场，令楚霸王也不得不疲于奔命地来往于刘邦和彭越之间。周亚夫的汉军主力侧敌行军，跃进至吴楚联军背后的昌邑，这次精妙而隐蔽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七国之乱数月就被平息的关键，与将近2000年后的英国马尔伯勒公爵的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跳跃行军有着同工之妙。吴王刘濞没有料到周亚夫冒着不救梁国的巨大政治和军事风险，跳跃行军至自己的后方，在战略上已经失去先机。
一旦汉军主力安稳地在昌邑扎根，吴王刘濞痛苦地发现，周亚夫不仅置于自己的后方，还可以监视齐梁两个战场的动向，对吴楚的西进构成了绝大的牵制：即使吴楚军队现在攻破梁国，如果置身后的周亚夫不顾，那么肯定会被周亚夫抄了后路和老巢，陷入前有窦婴后有条侯的困境。以楚汉相争的历史来类比，此时的周亚夫合韩信和彭越为一，窦婴合刘武为刘邦，吴王刘濞则与霸王项羽类似陷入了两面作战。然而，吴楚陷入战略困境并不等同于已经失败，战争是充满变数的进程，吴王刘濞依然有重夺先机的可能。
于是，吴楚联军并没从梁国退兵而掉头攻击威胁自己后方的周亚夫，相反加大了攻梁的力度，正是希望通过梁王、太后和景帝向周亚夫施加压力，令其放弃放弃昌邑而与梁王会合。周亚夫坚忍不拔的将道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杰出的智慧可以制定优秀的计划，但是优秀的计划能够转化为卓越的成果却离不开坚忍的性格，缺失了坚忍的性格优秀的计划反而会埋葬其设计者，晁错在七国之乱前后对待诸侯王迥异的态度是酿成个人悲剧的重要因素。周亚夫顶住了救援梁王的政治压力，不改初心，以从匈奴中归来的、擅长轻骑兵突袭的弓高侯韩颓当（汉高祖时，韩王信叛逃匈奴，其子韩颓当在文帝时南归）南下淮泗口，断绝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彻底完成了“以梁委之，绝其食道”的预设战略目标（图1 汉平七国之乱形势图）。
图1 汉平七国之乱形势图
“人无疑是大地的主人，但又是胃肠的奴隶。”（俄国作家冈察洛夫）这句名言无差别地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文明。粮道被断的吴楚联军以决死的气势掉头冲向周亚夫军，意图速战速决，然而坚忍的周亚夫依然抱定不给吴楚巨鹿式胜利机会的初心，以坚壁不出回绝吴楚的挑战。自起兵以来百战百胜的吴楚联军输给了自己的肠胃，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战胜的欲望，叛军主力吴楚联军的溃散宣告了七国之乱进入尾声。
后世推崇周亚夫的功绩是从七国之乱之前和之后两个时代视角去看的：如果把七国之乱看作是战国时代的重现，那么仅仅数月周亚夫就平定七国，实在是骄人的战绩；如果把七国之乱，与后世的安史之乱、靖难之变和三藩之乱相比较，其胜利之迅速和畅快淋漓也是少见的。然而，周亚夫速胜的背后却是冒着巨大风险的艰难抉择。
如果周亚夫按照预定的军事计划展开行动，那么他不会因为“委梁于敌”而在战后受到窦太后和梁王的政治压力，但是以郦寄7个月不能攻破赵国和栾布同样不能速胜齐国的战绩来看，等待郦寄和栾布发挥韩信和彭越的作用所花费的时间将远超周亚夫击破吴楚联军的3个月，这意味着七国之乱将给天下的黎民百姓带来更长时间的痛苦和更大规模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2000多年后黎民百姓一员的我由衷地敬佩周亚夫的坚忍不拔。
明朝洪武年间，皇太孙朱允炆担忧镇守边塞的诸王叔父们威胁自己的未来，其心腹黄子澄以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之速论证中央必胜（附录3）。朱允炆即位为帝后，以汉平七国之乱为榜样推行削藩，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以清君侧为政治旗号，史称靖难之变，朱允炆以功臣名将（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为帅出兵平叛。靖难之变与七国之乱的相似到此戛然而止：朱棣起兵的规模声势远逊于吴楚联军，但是李景隆的谋略坚忍同样远逊于周亚夫，靖难之变的较量最终以藩王朱棣胜出。朱允炆在听闻燕军已经打入南京城的那一刻有没有痛心于上天没有赐自己一个周亚夫？
附录1
资治通鉴.汉纪七
夏，六月，梁怀王揖薨，无子。贾谊复上疏曰：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藩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廑如黑子之着面，适足以饵大国而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而北着之河，淮阳包陈而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苟身无事，畜乱，宿祸，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帝于是从谊计，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
史记.吴王濞列传
条侯（周亚夫）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洛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问父绛侯（周勃）故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饟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罢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饟道。
附录3
明史.黄子澄传
惠帝（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谓曰：“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顿首曰：“不敢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