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非洲家庭之大的第一印象，来自于一次课堂。
那天讲的话题是“你家有几口人”，讲解完毕，开始操练，我随意从眼前点了一个穆斯林女孩提问：“你家有几口人？”
她一字一顿地回答：“我家有15口人。”
我愣了一下，然后扬起声音提示她：“爸爸……”示意她补充家庭成员，心里想着她可千万别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都扯进来，没成想人家噼里啪啦地说起来：“爸爸，7（个）妈妈，4（个）哥哥，2（个）妹妹和我。”
居然都是“正牌”家人！我一边纠正她的量词一边在心里暗暗叫苦：千不该万不该，真不该找一个穆斯林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又让她说了一遍正确的表达后，我邀请她旁边的一个基督徒女孩回答。
她自信满满地答道：“我家有25口人，爸爸，妈妈，12个哥哥，10个姐姐和我。”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但是环视全班，所有学生都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看来只有我一个人把“一家有25口人”当笑话听。
下了课我就去问穆斯林同事王超：“你不是说穆斯林男人只能娶4个老婆吗？怎么有人竟然娶了7个？”
王超说：“有钱就随便娶了，像我，没钱，一个也娶不起！”
其他两个基督徒同事，张丰和路远，跟王超一样都是90后，兄弟姐妹都是6人，他们这个年代的孩子，有6、7个兄弟姐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我于是开始好奇：在一个坦桑家庭中，究竟是谁想要这么多孩子？
认识一个叫“奥拜尼”的穆斯林，他曾在中国留过学，汉语说得不错，众人戏称他叫“奥巴马”。我第一次见他是在院长办公室，他来谈点和孔院合作的事。谈完事闲聊的时候，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他一岁多的小女儿的照片，这是他的第四个孩子。我开玩笑问他：“你打算要几个孩子？”
他举起一只拳头：“十个。”
我问：“你夫人同意吗？”
他狡黠地一笑：“她同不同意没关系，我可以找别人生。”这话听着可不像玩笑，毕竟多找几个老婆是他的正当权益。
我们在桑岛旅游的时候，雇了一个穆斯林司机，他开了一路车买了一路东西，一堆椰子，一堆红香蕉和一堆蛤蜊，说要买回家做给老婆孩子吃。我们问他有几个老婆，他回答说一个，第一个孩子才几个月大，是个女儿。我正准备为他作为一个穆斯林难得的“专情”而赞叹的时候，他说：“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准备娶第二个老婆！”我又问他：“那你打算生几个孩子？”他伸出一个巴掌：“五个！男女无所谓，我觉得五这个数字比较好！”
看来，在婚姻中，女人对自己的子宫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每一个走进婚姻的女人都得完成自己的“配额任务”，而且这还只是众多任务中的一项而已，因为，就像我同事张丰说的，在男人眼里，家务、带孩子都不算什么工作，——很多男人自己并没有能力寻得一份很好的工作或是赚一份不错的收入，却很把自己是个男人这回事当回事。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不走进婚姻，就不会有生育的困扰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单亲妈妈在非洲大陆非常常见，我甚至听说过谁十二岁的妹妹怀孕生子的事。然而，两年中让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种非婚生子现象的，却是一名莫桑比克男孩小平，他是我带宋默回国参加“汉语桥”比赛时认识的。
我第一次注意到身高一米九几的小平，是因为他的头发。那天我们在少林寺研学，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正好和小平坐在一桌，我在发呆的当儿看到了他那一头有光泽的黑色卷发。发呆中的我有点迟钝，只觉得有点异样，却不知道异在哪里，我就那样盯着他，直到他冷不丁一抬头撞上我的目光。
我突然脱口而出：“小平，你的爸爸妈妈都是莫桑比克人吗？”话一出口，我才知道自己察觉到的那点异样来自哪里——他不像纯种非洲人那样长着一头毛燥燥的小鬈发。
小平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说：“不是，我爸爸是中国人。”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点儿仪式感也没有，脸上是一贯的似笑非笑，我没打算拿他这句话当真，因为这些学汉语的孩子总喜欢说“我要找个中国女朋友”“我喜欢吃中国菜”之类的话，我宁可当他们是在过嘴瘾或者是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汉语的热爱。
我笑笑：“真的？”
他还是那样似笑非笑地说：“真的啊！你看我的眼睛！”
他凑近我，拉下他的下眼睑，让我看他黑色的眼珠。
我发现新闻似的正视起来，一个可能潜伏着的精彩故事让我开始兴奋，脑子里闪过几个问题：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是一个浪漫的跨国爱情故事，还是传说中的中国人在非洲的一次艳遇？
我兴致盎然地问他：“那你爸爸现在还在莫桑比克吗？”
他说：“爸爸在中国。”
我追问：“是来中国出差还是在中国生活？”
他说：“他在中国工作。”顿了一下又马上加了一句，“他今天要来看我！”
这话我却是怎么也不打算相信了。
因为，至此我已基本排除了前一个选项，认定了这是一次艳遇：至少19年前（小平18岁），一个年轻的中国小伙子去东部非洲这个小国家做什么营生，遇到了一个符合中国审美观念（可能还谈得来）的黑人小姑娘，物质条件和娱乐环境的匮乏，让他们年轻的生命也匮乏起来。对工作的探索毕竟不如对人的探索来得丰富和生动，探索到后来，他们都对彼此有了更大的兴趣，于是，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在躁动的荷尔蒙的驱使下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后来，小伙子任满回国，姑娘却不能登堂入室，两人连“劳燕分飞”之类的词都无需动用，水到渠成地分手了。只是，也许谁都没料到，当年好奇而冲动的探索，竟探索出这么个一米九的大“成果”来！或者，即使知道又能怎么样，他们并非个案，总有世界各地的男人在非洲大陆上一茬一茬地播撒着种子，又一茬一茬地离开那里，任他们的苗（有时候他们连自己“苗”的存在都不知道）自生自灭。
但是，我很怀疑小平的那位中国爸爸还会来场父子相认，毕竟，我们中国的老婆们可不是好惹的：你老小子结婚以前造造孽也就算了，还敢明目张胆地把“成果”展示给我看，你以为老娘是吃素的？
但小平很肯定地告诉我：“是的，他今天就来看我。”脸上仍然是似笑非笑的。
不出所料，那天我并没有看到他的爸爸，就把这事抛到了脑后——或者说，我压根儿就没让它在脑子里占过内存。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一坐下来就看到了隔壁桌的小平，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小平跟他说着中文，宋默跟我打了个招呼，也坐了过去，他们一起聊得挺起劲。我心想孩子们学汉语热情真高，见个陌生的中国人就过去练上口语了。
吃完饭，我经过他们桌边打了个招呼准备先走，小平却指着那位中国男子跟我介绍：“这是我爸爸。”
我一下子呆住了！要走的身子扭在那儿，还没意识到脑袋该干嘛，人已经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惊讶和意外让我不由得格外热情：“哦，您就是小平的爸爸啊？您好啊！小平一直跟我们说您来着！”
小平爸爸五十岁上下，戴副金边眼镜，人到中年那种典型又不过分的发福，整个人显得很有教养，说话时声音也很温和，跟我想象的“老顽童”形象风马牛不相及。
没等我问，小平爸爸就主动跟我谈起了他的情史：“我是99年去的莫桑比克，在那儿呆了两年，做医生，期间认识了小平的妈妈，她跟我做护士，我那时候会说点葡语，所以能简单跟她聊点儿。现在我当然已经不会说了，这么多年不说葡语都已经忘了。离开的时候我给他妈妈留了我在国内的地址，但是她给搞丢了，直到小平15岁的时候我才又跟他妈妈联系上。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给他、他妈妈还有他外公外婆都买了点东西，让他带回去。”
你也许注意到了，我在这里依然用双引号，我知道双引号的份量，它代表着这里引用的是说话人的原话。我费尽心机地想复原小平爸爸的原话，但我更想复原他说话时的条理和坦荡，还有听他讲这番往事时我由得意到挫败再到窝囊的心情，一开始我还为自己猜中了一个故事而洋洋自得，慢慢的，却因故事太不出所料而有点胜之不武的感觉。就像上学时考了个好成绩很得意，后来却发现，分明是题目太简单，大家都考得不错。尤其是小平爸爸那副坦坦荡荡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对这故事的所有揣测，都显得那么龌龊。
我挽回似的问小平：“小平，爸爸在这儿，想来中国读书生活吗？”我承认此时的我更龌龊，就想逼问小平爸爸有没有胆儿把他的这个“大成果”公之于众。
小平还是那样似笑非笑：“想啊……”
爸爸接过话茬，很仗义地摆一下脑袋：“我都跟他说了，不管去哪儿留学，学费、生活费我全包了，只要学习好就行。”
小平这次真没笑，嘴角牵动了一下，似乎在努力消化这份迟到却慷慨的中国式父爱，就像承受他身上那件崭新的羽绒服在这个天气里过分的温暖。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未婚”“已育”的组合似乎足以成为一个女人的污点，即使现在我们的社会对此已经宽容了很多，但依然远没有在非洲这么常见。
我举小平的例子，并不是说所有的非婚生子都是来自异邦的种，从比例上来说，肯定还是本地和本地的意外“结合”要高得多，但女人是否要做单亲妈妈与男人的距离几乎没有关系，传统社会还要求男方必须把为其怀孕的女友娶回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的约束似乎越来越宽松。单亲妈妈们对自己的婚姻状态和家庭成员也并不掩饰，她们会大方地承认自己未婚但“有两个孩子”，这种事情没什么好掩饰的。用老王的话说，在她们看来，“我”有“我”的孩子，“我们”还可以有“我们”的孩子。
所以，单亲妈妈们带着孩子结婚也是常有的事，然后，再开始名正言顺的婚内生育之旅。
总体而言，社会对婚内生育的预期还是有时代的共性特征，女人选择“生生不息”也好，或是勉为其难也罢，不同年代的女人都不可避免地受着时代潮流的约束。
我很欣慰地看到，从80后、90后开始，非洲女人已经逐渐觉醒了，她们往往能很坚决地止于生两个或者三个孩子，这当然可能跟避孕手段的提高有直接关系。
筹建坦桑尼亚孔子学院校友会的时候，一度和校友会秘书Linas交流比较频繁。她曾经在上海读过三年书，回国以后，觉得中国人要一个孩子实在是太好了，就跟老公商量说他们也只要一个孩子，好好把孩子培养成材。但老公不同意，问她是疯了还是开玩笑。
我问她：“然后呢？你现在有几个孩子？”
她伸出三根手指：“三个！我五年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才6个月。”
我向她竖起拇指：“不错！你很——‘高产’！”
她乐不可支，说：“我可不生了！三个足够了！”
00后们则更为坚定，就连我们小区的清洁工娜塔莉，也很肯定地告诉我，她已经跟老公商量好了，只要两个孩子。
参加“汉语桥”比赛的宋默生于2003年，父亲是部级官员，家里生活条件很不错，她自己的梦想是做外交官，上高中的她已经学习了英、中、法、日、韩等五国语言，遇见哪国选手都能聊上几句。对于生孩子这个问题，她很坚定地说：“我有自己的梦想，不可能一辈子都拿来生孩子，我就要一个，除非是双胞胎，我得接受两个，不可能更多了！”
但愿从她们开始，非洲女人真的能够为自己的子宫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