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那什么是礼仪？礼仪从何而来。
其实礼仪可以追溯到周代，西周建立之后，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制度，就是周礼。
这部周礼非常完备，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周礼中就是规定不同辈分的人见面如何行礼，平时如何交往。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周礼不就是一种行为规范吗？而且也没有什么强制性，有多大用处呢？
用处很大，当时的上流社会，就是周王族，自然是要遵循的，那贵族都遵循了，老百姓自然也会追捧。
这套周礼，其实就形成了当时的贵族文化、贵族精神。
我们现在动辄谈西方的贵族精神，骑士精神，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优雅的道歉：“对不起，先生。”
其实我们早在周代就已经有很完备的贵族文化了，只不过对于这种贵族文化，我们的解读又有很多不同。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春秋时期的泓水之战。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今河南柘城县西）。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阵）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与楚军在泓水作战，宋军摆好了阵势，楚军还没有全部过河。
司马说，“对方人多我们人少，趁着他们没有全部过河，请下令进攻他们。”
宋襄公：“不行”
楚军全部过河了，还没有摆好阵势，司马又建议开始进攻。
宋襄公还是回答：“不行”
等楚军摆好了阵势，宋军才开始进攻，结果大败。
宋襄公自己受了伤，护卫官也被杀死了，宋国人就责备宋襄公，宋襄公说：“有道德的人在战斗中，敌人负伤就不再去杀伤他，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古时候指挥战斗，是不凭借地势险要的，我虽然是王国的商朝的后代，却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现代人看来，宋襄公简直是迂腐可笑，甚至被贴上了“蠢猪式的善良”的标签。
但是这些和现代战争的一些基本原则：不杀俘虏，不伤及平民老人妇女儿童，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回到那个年代，这种战争礼仪如此之早就出现，不得不感叹中华文明的璀璨。而再看宋襄公的所谓迂腐，不就是对于当时贵族文化、贵族精神的坚持吗？
当时的战争礼，主要是“约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因为当时的战争方式以车战为主，所以需要选择好一处平坦宽阔的地方，双方约定好时间，到现场后，列好队伍，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
我们现代人看来，这更像是一场体育比赛，或者类似于西方贵族之间的决斗。
所以，因为周礼的约束，周代一直到春秋时期，战争都是小规模的，以贵族为主的竞技性战争，战士人数也不多，每次战争所用时间一般也不超过一天。
因此那个时代的战争，是贵族之间的决斗，贵族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
贵族战争与平民战争所不同，在战场是对手，下了战场还是朋友。
了解这些背景，再看宋襄公，他作为贵族的后代，从小接受的贵族教育，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风度和高贵的贵族精神比输赢更重要。
其实，自古以来对宋襄公的评价褒贬不一，在《公羊传》及《史记》对宋襄公此举都给予了肯定评价。
《公羊传》写道：“当时的君子们都赞赏宋襄公这种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的做法。以为即使周文王在世，能做到这个地步也算不错了”。
《史记》也写道：“宋襄公在宋国当政期间，修行仁义，想做盟主，虽然他战败了，可是当时的君子们对他的正面评价都很高。感叹在当时礼义缺乏的中国大地，依然有宋襄公这样禀守礼让之风的人”。
而宋代苏东坡的《宋襄公论》中说到：“不管怎么说，宋襄公都要为这次战争的失败担负主要责任”（至于败绩，宋公之罪，概可见也）。
其实，苏东坡写的是时论文，他是借古讽今，对当时北宋孱弱的对外战争有感而发。
而最为我们熟悉是老人家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其实这句话的准确地来说就是，我们不要当东郭先生和狼的那个东郭先生。当然这也是有当时历史背景的。
总而言之，同一个故事，不同时期不同解读。
而回到春秋时期，泓水之战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之后，“成列而鼓”为特色的礼义之兵宣告退出历史的舞台，从此，“尔虞我诈”和“诡诈奇谋”成为了战场上的主导作战方式。春秋时期贵族之间决斗式的礼仪之战消失了，不仅仅变得要相诈，还要加入更多的战士和平民，战争开始变得血腥和残酷，战国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