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概要
1、大纲：了解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拨乱反正，决定命运的若干次会议
2、时间跨度：1934年—1936年
3、重要名词：战略转移 通道会议 黎平会议 猴场会议 遵义会议 扎西会议 苟坝会议
4、重要人物：毛泽东 博古 周恩来 张闻天 王稼祥
长征简述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保存革命力量，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途中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的进攻，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白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指路明灯
长征的胜利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除了广大指战员拼死奋战和必胜的信念，也源于党中央不断地纠正错误，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加强团结的过程。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达30多次，这些会议体现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挥着集体领导的作用，不断纠正红军前进的方向，不断同左倾错误路线作斗争，指挥了红军长征路上艰苦的战斗并获得最终的胜利。长征路上几次最重要的会议分述如下。
通道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万多人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博古、军事顾问李德希望能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
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国民党已在去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
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此次会议避免了红军湘江战役后更大的损失。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下一步战略方针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和身为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都认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进行军事指挥。
黎平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黎平会议为后续正式解决军事指挥路线问题的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
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应在川黔边界地区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不合实际的主张。
猴场会议作出的决议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会后，红军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城，暂时摆脱了敌人，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期，中共中央领导层面解决军事指挥问题有了充分的时间。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秦邦宪）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但过于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并为自己开脱。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发言，表示反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三人组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并揭露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想法。这成为遵义会议上的主流意见。
随后，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他态度诚恳，论据充分，富有哲理，且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后王稼祥的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上独断专制的恶劣作风，并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的提议立即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认同。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历史的必然，人心所向。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关头，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路线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新的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
扎西会议
1935年2月5日到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进入云南威信县，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讨论并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扎西会议后，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理解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扎西会议调整了中央常委的分工，推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负责人，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开创新局面。扎西会议实际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是对遵义会议决议的落实。
苟坝会议
1935年2月28日，中央红军再次挥师夺取遵义。3月8日，中共中央进驻苟坝；3月1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进行讨论。
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新的损失。
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军事小组，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后续会议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得到了新生，再次成为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武装。在长征胜利以前，还有以下数次重要的会议：
泸定会议：中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
两河口会议：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红军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
毛儿盖会议：中央决定左右两路红军迅速执行北上东进的计划；
榜罗镇会议：中央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
吴起镇会议：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会议，分析新形势，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此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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