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珎兮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岁月变得悠远而漫长。一年中四季的变更交替，庄稼种下，庄稼收割，青草发芽，青草枯黄，牛羊站在春天的田埂里，夏日的树荫下，秋天的土梁上，冬天的雪野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辘辘车辙和驴牛的蹄子，印刻在大地的每一寸肌肤上。
那些青草的清香，掺杂在亘古不变的风里，吹过田野，树木，房屋，吹进伫立在土地上的一座座村庄里。那些清香，毫不吝啬的挥洒着自己的慷慨，让每一寸空间都充溢甜香和欢欣。
乡下的日子里雨水总是很多，它填满了我所有的记忆。它浇灌着庄稼、树木、青草，它让庄稼由播种到收割，由青翠到金黄，囤肥了粮囤，也喂饱了我和我的爹娘、我的兄弟姐妹们；它让树木绿了黄，青了枯，最终由一根根幼苗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让一望无际的田野，如水墨丹青般瞬息万变。
雨水滋养着整个田野，也滋养着我的成长，和所有村庄里的人的成长。
读小学时我走过的最远的路，是从我居住的村庄到我姥爷居住的村庄。站在村外的大路上，父亲曾告诉我，这条紧挨着我家院墙的大路，顺着它一直走下去，就能够走到远方的城里。
城市，是我那时候对外面世界认知的，最朦胧的想象。想象它应该是高高悬挂在半空中，在云雾缥缈处时隐时现，它应该是瑰丽而璀璨的熠熠生辉的样子！
课堂上听老师讲地理课，说上海是个城市。我问：那上海就是在半空中漂浮着的，是吧？！老师慈爱的抚摸着我的头：上海只是个名字！
十岁时我坐在屋檐下，双手托腮，听着屋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声，努力想象着城市的样子，想象着它是以何种形态和姿势，高高的耸立在遥远的风里，耸立在我家院墙外的大路的尽头。
那时，居住在乡间的大多数人，他们一生围绕着这个村子，或者村外方圆三四里范围内的庄稼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用尽一生的时间，用不停歇的脚，无休无止的丈量着脚下的土地，期盼着有一天，顺着我家院墙外的大路，走向风吹过之外的远方。但是他们往往却是，在走出三四里距离之外，就迷失了方向，他的嗅着青草的气息，雨后泥土的气息，又原地不动的围着村庄转了个圈，走进了各自的家门。
我七岁时，父亲从南地河沟沿处挖了胶泥土，然后从河沟里挑来河水，用水和匀胶土成柔软的泥胎。他弯腰赤背在灼眼的太阳底下，用木板钉了长方形的模子，用铁锨把和匀的泥胎填进模子，然后用铁磨子抹平刮净，扣在地上，一块块土坯就成型了。
三五天后，晾至半干，父亲再把土坯一块一块互相依附着立起来。极大的一块空地上，晒得半干的土坯，整整齐齐的排着队列，在宽敞平整的场地上，井井有条的等候太阳的洗礼。
父亲弯腰的身影，和黄褐色的土坯一起在日头下，冒着嘶嘶汗气，从身体里析出的盐分，在他宽厚的背脊上印染出一幅幅凝重的图画。土坯厚重而庄严，做土坯的泥土，是我脚下的土地里，滋养了我世世代代祖先的粮食和养料。
那年秋季，冷雨弥漫时，我们搬进了新居，父亲再不用在每个下雨的日子，看着他的妻儿们被冰凉的雨水浇灌、淋湿。甚至以后的每个冬天，他的家人们都可以在不漏风的屋子里取暖过冬。父亲也不用再担心，他劳作一年收获的粮食，被雨水冲走或者发芽。
我的母亲坐在炕头上，在昏黄的煤油灯光里纺着棉花。她要把身边高高堆起的一堆棉花，纺成棉线，她右手搅动纺车，左手灵巧的在旋转的纺锭上扯出洁白的棉线。斑驳的墙壁上，投影下她劳作的身影，黑黑的，没有色彩。
秋天过半了，她必须纺出足够的线，织成厚而结实的布匹，给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做出足够抵御寒冷冬天的棉衣，她不能让他们在大雪纷飞的冬天里，再把手脚和身体冻坏。她必须得用她那一双粗糙的手掌，帮他们把寒冷阻挡在外面，然后再用她的十根手指，把温暖传给他们。
她不分昼夜、争分夺秒缝制的那些棉衣，暄腾而温热，质朴而暖厚，经纬棉线间飘透着黄土地上青草的芬香，也夹杂着母亲熬红肿的眼睛的灼热。
一年四季被烟熏火燎的房顶上的烟囱，在每一个清晨和傍晚，冒出白色，黑色，或者灰色的炊烟。那些炊烟直直的钻出烟囱，然后打个弯，顺着风的方向飘向远方！
柴草的香味，饭菜的香味，随袅袅炊烟飘往很远的远方。田野里弯腰耕种的身体，闻见这熟悉的气息，一个个直起身来，拍打一下酸疼的腰板，扛起干活的铁锨或者锄头，该下晌了，该吃饭了，该休息了……
冰凉的雨水，在双脚踏进屋门的一刻，又从铅色的云层里坠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