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和老周的谈话

当年老周五十，我还在奔三路上。地点在四道口交大东院2单元1301。当时非典正盛，我们谈论中的“后小组”也还有实无名，但借非典之风劲吹成果。大约两年多以后吧，老周败走麦城折回海南，因城市改造阿坚借此将“后总”由早先的“天川”移至此处。酒场如战场，各路人马在此间你来我往，装疯卖傻，上天入地，通宵达旦，尸横遍屋。由此“后小组”正式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约又半年之多，老周预交的房款到期，“后总”便随着我的接手变成了“前后总”。我在此陆陆续续一住七年，直到认识姗姗，期间回兰州开了酒吧，而后又去上海拍了片子。彼时“后小组”已由白银变成青铜，老周也已成了朋友间偶尔谈起无缘相见的江湖故人，而我则有意无意踏入了另一条人生之轨，直到再几年携妻带子脱北南下，抛下已是有名无实的“后小组”一帮废铜烂铁在北京继续生锈，待某日锈化成仙，超出时代。

算来也已是十五年前，那是我和“后小组”这帮朋友们所共同开启的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时代的开始。随着不同的人的消隐，这一时代在每个人身上结束的或早或晚。所谓事过境迁，当我站在川上向北回望——逝者如斯，那是怎样一个“不舍昼夜”的时代啊！

时代之初，我和老周还不算完全进入“后小组”——我们在谈话中总称“他们”而不是我们。就“进入”来说的话，老周在前，我则在后，老周已经和阿坚，狗子他们用轮滑走过了黑吉辽和内蒙，河北。我似乎也还没想到我后来会参加狗子的“沉默之旅”，更别说会把它拍下来甚至于变成我的处女之作了。当然之所以如此那是拜非典之功，或者说托疫区之福，充分给了我们磨合的时间。从谈话中可知，当天我正从电视台开会回来，得到了“解放”的讯息，从这一天开始正式带薪休假。就我个人而言，一个新时代正式拉开帷幕，所以谈话的开始我们先谈了很多这一“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的背景——非典，而后才是即将展开的“新时代”的未来的内容——“沉默之旅”。时间隔了这么久，我已经不记得当初我为什么要借机器去拍老周了，我也不记得我拿着同样是借来的机器和阿坚等一起骑车去小汤山探访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了，但从最后谈话的重点来看，应是与老周写书有关。《我只养你十八岁》，这本书已早从我的书架上消失了，大概是有一次小招从我那借走不还的一批我们共识的朋友的书中的一本吧！老周写书自然与教育和父子关系有关，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不是懵懂的想做一个有关教育的片子还是我对老周和他儿子的关系感兴趣，八成是后者吧！就身为人父的我此时看来又别有一番意味。看时蒙太奇已在我脑中生成，我知道《死去的部分》的后期工作已经开始了，虽然它的前期还不算完全结束。

因为之前手机丢了，下午又重新跟罗艺要了老周的电话。晚上打过去，声音穿越时光，老周依然。我们约好了下周海口见，老周要以他中气实足的浑厚之声给我朗诵《滕王阁序》。

                                                                                                               丁酉年腊月初六于帽峰山桔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