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东京一年》，是在珠海外伶仃岛上的阅潮书店。
岛上唯一一个文艺书店
今天，在Magic Life的开放空间，我又再次阅读。
这本书主要讲述蒋方舟在日本自处时的感悟，也有些她参加活动后的谈话，看起来颇为丰富，这种状态是很多人都想拥有的，就是不管周围一切的变动，把自己全身心的放入到某个相对较好陌生的环境里，进行持续的学习和思考。
蒋方舟是一个爱思考的人，这是必然的。毕竟她是作家，但让我值得佩服的是她能够不以某些世俗的价值观去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心无旁骛”的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这是真实的。
希望每个人都能用力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
记录一下经典句子——
2016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认真也是孤独的结果。
被迫的认真与被迫的隔离，把我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是一对虚假的对立。我在东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诗和远方”，生活在迷人的异域，鸡毛蒜皮消失了，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另外，网络的发达让“远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感到悲伤。正是这些并不美好的细节，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作品是艺术家生命的结晶和照片，我通过日记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风景在时空上进行扩展，看到了他们完整的艺术生活。
东京是一个没有人打搅，也不必打搅别人，就能够活得很好的城市。
我无法表演“作家”的角色，因为作家表演不出来。在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里，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能越优秀的。其他职业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鼓励自己克服缺点，战胜脆弱。只有作家不需要，作家住在自身缺点搭建成的监狱里。
三番五次地，我便心底生出一层灰来：怎么会这样，变得这样滴水难渗？
我担心自己老了也会成这样，因为弱势，反而偏要将自己身上生出一层角质来抵御想象中的“欺负”与“歧视”，把别人撞得头破血流。
“爱想象中的人很容易，可当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爱他们就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可老灵魂也要付出代价，老灵魂永远与世界相背而驰。世人快乐兴奋，老灵魂暗自神伤；别人心灵驿动，老灵魂暗自神伤；世间大兴土木，老灵魂眼里看到的却只有废墟残垣。老灵魂注定孤单一魄，孑然一身。
现在，你愿意和老人交换灵魂吗？
我相信生活本身即修行，到了指定的地方才能参透人生的禅意未免太做作。
坚持是最困难的，因为那并不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执拗，而是无数次自我动摇、怀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
或许应该像塞林格那样？写完几部重要的作品，被认为是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然后就隐居50多年，不写作——至少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不接受采访，不允许《麦田里的守望者》封皮上印自己的照片，命令经纪人烧掉所有粉丝的信件。
无论是笔耕不辍到老死，还是只写几年，艺术史只截取作家创作生命的很小一截，而其他时间和大部分作品都被记入了“等等”。可大多数人没有塞林格那样精准的自觉——所有的创作与艺术史截取的部分刚好相等，不多出一分一毫。
现代人没有了手机如同在裸体闲逛，脆弱得不得了。然而脆弱或许是面对艺术最好的状态，没有镜头来掩盖自己的失措，不靠照片来让记忆偷懒，只能完全地暴露自己，把画面铭记在脑海里，然后绝望地看那画面一点点褪色。
我的很多朋友看了《斯通纳》觉得好，因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我想这大概是文科生才能体会到的软弱。我们害怕外界世界——无论是战火纷飞还是满地黄金，因为我们无用。我们宁愿把自己困在知识的小小牢房里，一旦走出去，就会丧失自己身上的美德，而这美德是唯一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心力来源。
“即便像我们这样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强，满身污秽，比外面那些世界的浑蛋强。我们不做坏事，我们心口一致，我们为此得到报偿，这是一种天然美德的胜利，或者快他妈的接近了吧。”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产爱跑步，因为跑步是一种苦修。而苦修，是对过剩的回应。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
“我想画人，画人，只想画人。”
——那该是怎样的决心，饶有兴致地盯着镜中的自己，画下生命的气力被抽光的过程。
真正善良的人是敏感的人，而不是感伤的人，敏感的人刀刃永远向着自己，而不会像感伤主义者一样对着他人的伤口作诗流泪。
有空可以多看看。自由散文式的对话，深入内心的思考，充满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