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起硝烟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文化苦旅》

　　这位余秋雨老师口中的“罪人”，便是王圆箓。余秋雨老师说，是他发现了藏经洞，是他带着敦煌走入了一个悲惨的时期，余秋雨老师口诛笔伐，义正言辞，义愤填膺地批判了这个愚昧，贪婪，木讷的道士，好像敦煌所有的悲惨都是因他而起，所有的遗憾都是他的过失。

　　其实，第一个发现藏经洞的并不是王圆箓，而是他雇佣的贫士杨某。王圆箓为了保护洞窟，雇了一批人清理洞中积沙。杨某在磕烟锅头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封闭800多年的密室。

　　谢稚柳先生在《敦煌艺术叙录》中写到了藏经洞打开的情景：“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之下。”

　　尘封800年，珍贵文物重见天日。从此，敦煌开启了它既悲惨又辉煌的新篇章。

　　发现藏经洞后，王圆箓第一反应是报官。他徒步50里，找到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并没有得到重视。

　　902年，新知县汪宗翰上任。汪知县是进士，算是有文化。得知有这样一个藏经洞，汪知县当即亲自去莫高窟走了一趟，并带走了几卷经文。只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便再无下文。当时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他上书朝廷，希望它们能够得到妥善保管，可惜当时的新政府正忙于赔款，这样的“小事”，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后来，王圆箓还冒死写奏章给慈禧太后，结果石沉大海。

　　在这期间，王圆箓还做了什么呢？

　　他挨家挨户化缘筹款，所得之钱全部用来修复洞窟。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仅仅是清理流沙，便花了了两年多时间。可见当时王道士对于莫高窟是非常上心的，并不如余秋雨老师所说的那样漠不关心。

　　又有人说，王圆箓那么积极地报官，是想巴结官员，攀附权势。其实，王圆箓当时并不知道这批经卷金钱上的价值。胡适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王道士，说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英国人来买文物时，王道士也是以低价卖出经卷。况且如果他早知道经卷的宝贵，就会直接出售经卷来换钱修缮洞窟，也没必要那么辛苦地去化缘了。

　　后来，英国人斯坦因慕名而来。他用花言巧语骗取了王圆箓和当地官员的信任，买走了大量珍贵文物。斯坦因后来回忆道：“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西域考古图记》也记载，当时斯坦因等人是持有当地官方许可证的，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一个渺小的道士，又哪敢拒绝他们？

　　于是一批批珍贵文物被一群群金发碧眼的豺狼运走，流落他乡。

　　斯坦因得到了如此珍贵的文物，一时间得意洋洋，将敦煌之行到处宣讲，嚣张至极。此时，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了这批文物的重要性，然而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保护文物，不让它流失，而是想据为己有。

　　1910年，清政府下令把经卷全部运往北京。在运送的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会失窃一部分经卷。这段时间经卷流失之多，竟超过了英国人购走的部分。对于政府的贪婪，守护藏经洞的王圆箓非常痛心。《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述道：“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被买走的文物尽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内，而运往北京途中丢失的文物无处寻觅，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临走前，斯坦因曾给王圆箓照了一张照片。余秋雨老师是这样描述这张照片的：“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是的，在余秋雨老师的眼里，王圆箓就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他理应目光呆滞，畏畏缩缩。

　　他确实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因为他冒死去找地方官员却无一人在意，他精心守护经卷却频频失窃，他斗胆给慈禧太后写奏章却石沉大海，他眼睁睁看着英国人拿着官方许可证运走经卷却无能为力。多年来辛苦守候，风里来，沙里去，希望一次一次落空，落得这般下场，他怎能不目光呆滞，畏畏缩缩？

　　当然，王圆箓也对莫高窟做出过破坏行为。他把破损的壁画刷上石灰，按他的理解画上了《西游记》的情节；因为自己是道士，他也毁掉了几座佛像，塑上了道教的天师和灵官。但在当时来看，王圆箓并不觉得那是破坏，在那个时期，汉传佛教和道教已经有共通的地方，《西游记》也有佛教的元素，王圆箓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余秋雨老师在文章中对此行为大加斥责，事实如此，我也不会为王道士辩解。不过，我想到了另一个人。

　　我们都知道，张大千曾两赴莫高窟临摹壁画。这位大师在临摹时，经常把表层的后期壁画剥去，以便看见早期壁画。张大千在剥掉壁画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剥离的碎片便丢弃，例如莫高窟第130窟，西夏和晚唐的壁画被这位艺术家掰成了碎片，最底层的盛唐壁画，也被划得面目全非。

　　30余处壁画被张大千先生剥离。

　　当记者询问余秋雨老师对此事的看法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张大千的行为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

　　对张大千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那么对王圆箓这个清朝人呢？余秋雨老师是不是更应该结合时代环境呢？

　　晚清，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民生疾苦，官场腐败，财狼当道。王圆箓一介平民道士，能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不错了。与其去批判王圆箓，不如把视野放远去，看看整个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作为。王圆箓太脆弱也太渺小，把整个民族的惨痛全部归咎于他一个人，至少我认为是不妥的。

　　700多个洞窟像700多只眼睛，无声地注视着这一切。它们看见古人，看见今人。看见穿着长袍马褂的人，看见西装革履的人。

　　它们不会流泪，也流不出泪。

　　斯坦因拍的那张照片里，王圆箓的脸半掩在阴影中，面对镜头，他极力在刺眼的阳光中睁开眼，嘴角咧开，像笑，又像哭。

　　他在想什么呢？

　　风中隐约传来瓷器碎裂声，北京的硝烟飘到了苍茫大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