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地冻，雪花飞舞着。
陆子静带着家眷回乡，沿途官衙都有接待。尤其是中的学生或好友，更为热情洋溢。
陆氏为什么罢归？这是与他在“轮对”中直言。“执政大臣未称陛下使令”(《陆集48页)，得罪了以宰相王淮为首的政治集团；也与“反道学”的政治形势有关。
南宋的政治斗争，其主脉多“战”、“和”。“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赵孟的《岳鄂王墓写尽故国之思。抗金收复失地，还是屈膝议和换来苟安一隅？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法码。朝野上下或明或暗分成了“主战”与“主和”两派。孝宗皇帝赵在这漩涡中混日子，实际上和赵构一样，是个无能的庸君，他确实是以“主战”形象起家的：起用张浚、虞允文，大喊“备战”；恢复岳飞名誉，安抚岳家后代等，赢得军民爱戴。但他自己昏庸，外刚内弱，所用宰臣又多是投机媚上或欺上的小人。他不得不以“君权专制”为杆杠，以“主战、主和”为法码，玩弄忽阴忽阳的把戏，平衡两派的关系。
《宋史》载：主战派宰相死后，孝宗用叶衡为相，龚茂良参知政事。叶衡受谗言，不久被罢相；龚茂良成了实际的宰相。龚的骨子是“主和派”口头“主战”，实则按兵不动。他曾力荐朱熹到朝任重职(秘书郎)孝宗授以手诏：“虚名之士，恐坏朝廷。”因此未遂。淳熙四年(1177)孝宗受“主战派”压力，拟罢龚相。龚茂良见大事不好，上书建策六事，议收复失地。孝宗很不高兴，说：“你五年从来不谈恢复，为什么今日又说这个？”遂罢龚相。孝宗退朝后怒犹未息，说：“福建佬真靠不住！”
后用王淮为相。王淮表面上“理财备战”，实际上大搞姻党，排除异己。朱熹在浙东做提举时，六劾贪官淫棍台州知府唐仲友，震动朝野，也摇动了王淮的擅权。王淮与唐仲友是知己又是姻亲(唐仲友的弟妇是王淮的胞妹)。王淮阴恨朱熹入骨，向孝宗进谗言，说朱熹以宣扬“道学”为名，结党营私，后患无穷。又唆使党羽，大造反“道学”舆论。
《宋史》载：
初，朱熹为浙东提举、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陈贾为监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请诏痛革之。”郑丙为吏部尚书，相与叶力攻道学。熹由此得祠(祠禄官)。其后“庆元伪学之禁”始于此。(《宋史》卷三百九十六12072页)
更好笑的是：反“道学”之风一起，惊动了一些正直人士，如侍读尤袤(延之)，坚决反对这股逆流，竟使孝宗欲盖弥彰，显得尴尬。
《宋史》载：
袤少从喻樗、汪应辰游。樗学于杨时。时，程颐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间，程氏学稍振，忌之者目为“道学”，将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分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得免，此岂盛世所宜有？愿徇名必责其实，听言必观其行，人材庶不坏于疑似。
孝宗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使真伪相乱尔。待付出戒救之。”(《宋史》卷三百八十九11929页)
在延之先生带头说话的情况下，群臣纷纷议论。尤延之是两朝老臣、又做过孝宗的侍读，《全唐诗话》的作者；特别是他曾经奏明皇上：“释老之教，矫诬亵渎，非所以严宫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同上1126页)可见他是醇儒，反对佛教和道教。而今说“道学”名称不妥将引起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扼杀人才，陷于疑神疑鬼，这岂是盛世应该有的现象？因为，道学”实即圣人之学，即儒学，与道教”有严格区别，怎么应该良莠不分、一概 反对呢？孝宗慌了，忙着解释，怕“真伪相乱”正是他内心矛盾的尴尬。这个宫廷内幕慢慢传出去，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反“道学”改为反“伪道学”；二是某些理学家仍然坚持说“道”一“理学”、“道学”，从此有了两个名称。
在王淮的阴谋和主使下，“主战派”纷纷向皇帝上书揭露“道学”并与“战和”挂搭。秘书郎赵彦中指斥洛学(即二程等)：“饰怪惊愚。外假诚敬之名，内济虚伪之实。士风日蔽，人才日偷。”请求孝宗下诏，表明朝廷态度。吏部尚书郑丙明确反对朱熹，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御史陈贾面奏孝宗：“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假其名以济其伪。”请孝宗“明诏中外，痛革此习”、“考察其人，摈斥勿用。孝宗采纳陈贾的奏本：凡是有“伪道学”嫌疑的人，都在考察之列。
社会上反对“道学”，坚持抗战，收复失地的领袖人物是陈亮和辛弃疾。这两位爱国词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哪有平分月？……壮志激烈，天地动容。陈亮上书孝宗，有著名的《中兴五论札子》，他指责那些学“孔子之道”的学者阻止抗战，提倡苟安。具体建议是迁都建康(南京)，守备荆襄，三年左右抗战局面可以形成。他宣扬自己的“功利之学”，激烈地攻击以朱熹为首的儒者之学。他说：
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霸)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为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宋史》卷四百三十六12938页)
孝宗看了陈亮的奏书，大为震动，将它贴在金殿的墙上，以示重要，并激励群臣。陈亮是杰出的爱国将领、血性男儿。他的奏本，针针见血，痛快淋漓，打动了满朝文武大臣之心，也为“反伪道学”造舆论，吹响了冲锋号…
这就是陆九渊罢归前后的政治思想斗争形势。
在这场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命运“主和”与“主战”的斗争中，陆九渊处于尴尬的“蔽心”地位。在主战上，他是和陈亮一样的肝肠。但他对执政大臣王淮等的“假抗战”、“真揽权”，以及包庇和重用贪官淫官十分不满。在轮对五札中旗帜鲜明地攻击权臣，规谏孝宗。在“救儒复圣”中，他独树一帜，反对朱熹的“性理之学”，发明自己的“心学”。但是，真道学，假道学一在当时谁能分得那么清楚。他和朱熹的“鹅湖之会”、“白鹿传经”，在别人尤其是对立面看来，朱陆勾勾搭，原是一伙。要不，在庐山白鹿洞书院朱熹为什么会替陆氏讲义”立碑呢？朱熹也好，陆九渊也好，都是“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之学者。
就这样，子静一时无法申辩，也不想申辩，只有“郁郁度日。
湖上泛舟吟诗表达了他的复杂的心情。在“反道学”声中，子静仍然不避讳，“五札”中开言见胆，得罪了孝宗和王淮集团。给事中王信正是宰相王淮的亲信，他怎能免掉“疏驳”之灾呢？他的官场命运和朱嘉一样，但在学术上却仍是大相径庭、白刃相见的。这种政治、思想、文化的分裂、重组，正是两宋末世的时代必然反映。
在反“伪道学” 的飓风扫遍了半个神州，又披着一件“主战”的正义外衣，实际上夹杂着党派的政治斗争中 陆氏公开赞扬朱熹六劾唐仲友的义举，自然成了“王淮党”集团的眼中钉，借机以“伪道学”分子把他“打”掉，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受打击的有彭仲刚、刘子澄等。
他觉得好笑……就像眼前必经之路，天降下一座雪山横在面前，你想绕过，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又像这漫天雪花滚 滚，寒气逼人，天要它下落风尘，你有啥办法呢？
今后怎么办？他无所谓。“祠禄”糊口，更好安心传道。他自己第一个弟子杨敬仲(杨简)写过一封回信，谈过这个问题：承谕未尝用力，而旧习释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孜孜，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于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养性以事天”，岂无所用其力？此《中庸》之戒慎恐惧，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乐，此其用力自应不劳。若茫然而无主，泛然而无归，则将有颠顿狼狈之圣贤乐地尚安得而至乎？”(《陆集》65页)
“圣贤乐地”是陆子在厄远中追求的境界。他得继续追求这个“高远底”境界，“物我齐，天人一”，比过去更坚毅，更圆融。
沿途，每到一个城镇，就有人邀他讲学。他也就毫不犹豫地讲他的易简“心学”。听众越来越多。他俨然像一个“道学夫子”，依然玄巾灰袍，开头就以手指天：“上面是什么？众答：“天！”；再以手指地：“下面是什么？”众答：“地！”他又以手指自己的心窝：“天地之中是吾人，这是什么？”众答：“心！”他说：“对了。每个人都有一颗心。这心都有仁义礼智。这就是隐之心，辞让之心 羞耻之心，是非之心
……”众轰然回答：“是啊！”…他以易简的内容，通俗的词语，阐述他的本心说、同心说、蔽心说、洗心说，生动易懂，妙趣横生。
他以他的人格、风骨、魅力，吸引了民间广大听众……据说，金溪县令孙硕先生为找合适的大书院，恭迎陆子静回来讲学，忙了好几天呢。
《年谱》记载：“既归，学者辐辏。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陆集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