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弢：系列小说——人间家事（4—2）《浪迹天涯》：

系列小说——人间家事（4—2）《浪迹天涯》冬城与春城     作者    金 弢

每种啤酒的刻度各不一样，所用的啤酒杯形状也各不一样。生意高峰时能做到应付自如，必须把打酒倒酒的技术掌握到娴熟。不同的扎啤，不同的瓶装啤酒斟酒时所产生的啤酒沫子不一样，怎样掌握到恰到好处需要练习。酒吧除了啤酒，还有各种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分一般红的和玫瑰红的，各种葡萄酒又分干（酸）性的、半干的、甜味的，分别有散装的和瓶装的。红和白的瓶装葡萄酒，装酒瓶的器皿各有各的，上桌时还需要相应形状的酒杯；低度酒还包括各种餐前酒，此外还有 38 度以上的烈性酒，包括中国的和西洋的，加上品种多样的无醇饮料，各式各样的矿泉水，有带气的，有不带气的，有散装的，有瓶装的，有各种各样的果汁，光可乐就有三、四种，咖啡分普通咖啡，浓缩咖啡，奶油咖啡、微咖啡因咖啡等等，等等，每一种饮料不能用错杯子，威士忌杯不能装舍利酒，马提尼酒用了梨酒杯就会被人贻笑大方。

建子的顶头上司、这个准经理是八十年代初半偷渡来德国的难民，浙江青田人，据说青田人的移民史可以追溯到一百五十年以前。说偷渡，就是蛇头通过地下组织承包一个中国居民把他用半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运送到西方国家，偷渡费八十年代初已很惊人，到了九十年代涨到一人十八至二十万人民币，想象一下那时一个大学生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但一到德国报了难民打了黑工，头两年等于白干，挣来的钱全部还债，第三年起就是净赚。德国审理一个难民的程序当时最快也要四、五年，就是到了最终不能被批准，在这个时间段内挣的钱还完债后还剩一个天文数。最后能留在德国当然理想，当时的西德是个肥得流油的国家，为很多难民的首选。万一留不下来，转道去南欧意大利、西班牙的也远远好过回国。

而所谓的半偷渡既自理从中国出发，想办法到达西方国家的边境，再由蛇头帮助越过边境把人偷渡去西方国家，。这些做偷渡生意的老手早已买通西方国家的边防，有固定的通道、时间、价码。首先，这些半偷渡客通过关系拿钱买来一张非洲某个国家的探亲访友邀请信，因为那里已有他们早先移民出去亲朋好友。这些偷渡客以此名义申请到中国护照，有了护照便去那个非洲国家办签证，从这种非洲国家得到签证易如反掌，因为很难得有人去这些国家探亲或旅游。鉴证费既是这个国家的一项收入，所以签证管理非常松。其次去办签证的国人事先都已打听好了一个行贿手腕以更便捷得到签证，就是在非洲国驻京使馆递交护照办理签证事，护照里夹进 100 美元，算是给签证官的好处费，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事，而且行情也会随时渐长，如若给少了就有拒签的可能，给多了自然就白白浪费外汇。八十年代初至中期这个价码一般打得住。象非洲这种穷国 ，100 美元可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那么强烈的诱惑何以抵挡，况且这些国家腐败成灾，滥发签证，好处唾手而得。

等到拿了非洲国的签证后，下一步要办过境签证，走的比较多而又实惠的线路是从北京买一张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票，八十年代票价 在400 元人民币上下，从我国的二连浩特出关，途径蒙古、苏联、波兰进入东德。有了目的地国的签证，办过境签证就容易多了，因为这些不是入境旅游或入境居留签证，只有三四天的过境期，对过境国除了过境客给该国带来消费的好处外不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我们的同胞去沿途路经的国家申请签证，声称火车到了东柏林，然后转飞机去非洲，理由实在，整个安排无懈可击。办过境签证的贿赂价码在五十美元上下，手法一样，把钱夹在护照内，办签证时签证官把钱放置一边，盖完章后把护照一给，钱就不提了。这种做法很灵，使馆人员照章办事，既做了工作又得了好处，事情办得天衣无缝，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而国人则免去了无谓的审查，得到签证顺理成章，可谓互惠互利。也听说有过河拆桥的国人，看章已盖好，再要回美元。签证官无奈只好吐出贿赂，明知上当也是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生气也没用。有事成后自鸣得意漏了口风，但这种人会被老乡唾弃，骂他是害群之马，殃及后人。

这些国人到了东柏林，并没有买机票去非洲，而是等待从法国或荷兰过来的蛇头，由他们把这些偷渡客从东德过境西德，借用西德过境通道，进入法国、荷兰，这样就不给西德留下什么问题和痕迹，被收买的边防军也可心安理得，没有后顾之忧。而从西德过境的蛇头承诺这些过境客决不留在西德，不会给他们造成后患。瞧，犯法还讲个诚信。

如果目的地国不是法国、荷兰而是西德，那走法就不一样。到了东柏林必须转火车去捷克，当然事先办好捷克的过境签证，声称从布拉格转机去非洲，实际上到了捷克利用天黑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被领着穿越绿色地带进入西德的巴伐利亚，据说那一带的边界管理得最松。

有一次建子独自一人从北京去东柏林开国际会议，为了替国家节省外汇，用人民币买票，走的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一上火车不久，就有同胞乘客来打听他去哪儿，听说他去东柏林开会，就都摽上了他，说他们不懂外语要跟着他走。那时国人思想单纯，又时兴助人为乐，到了国外同胞不会外语，替人解难，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无旁贷。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走七天七夜，这一路上那些人对建子是关心倍至，除了上厕所，什么都替他办，还时不时地提供食品、水果、零食，到了二连浩特，中国的火车轮子要换成苏联的宽大车轮，需要三个小时，是进餐馆加餐的机会，建子被他们抢着邀请。结果到了东柏林，建子带去的一行李方便面几乎没动。这些人事先早已打听到，火车到了莫斯科后要从莫斯科站去白俄罗斯站换车，他们不会外语要出租车会有困难，都求建子到时帮他们要好出租，并挣着跟建子同坐一辆车，而且主动提出承担车费以保证不在途中走丢，所以整个旅途中争先恐后地拍建子的马屁。也正是这趟火车中，建子对他们进行了七天的 “访谈”，把偷渡出国的情况掌握得了如指掌，并收集了一大堆鲜为人知的资料。这些人听说了建子是作协的，作家嘛好奇，什么都想知道，既然对这方面有兴趣，为了讨好建子，他们积极配合，有问必答，建子就这样把偷渡行情打听得巨细无遗。然而，虽然他们开始是那么巴结建子，但是到了莫斯科转完火车站后，他们就没有一个人再理建子了，在白俄罗斯站排队盖章去东柏林时，建子被他们远远地挤到了一边。他们已经用不着他了，火车会自然而然地穿过华沙到达东柏林，在那里会有人来把他们接走。他们这样做也不在乎别人会不会把他们看成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建子眼前的这位准经理就是这么一种难民，当然她也是从捷克被人偷渡过来的。接下去的几天，她对建子的态度一如既往地恶劣，时不时地恶语相加。建子想自己来这家店也不会长久，只是一个过渡，在这里工作，夜里回家实在不便，但这里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他要靠自己的语言优势，学会服务生这一套工作，他心中的目标是学管理。在这个准经理面前，他可以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事事唯她命是从，同时自己留心学习，注意观察整套程序。只过了两三天，一些基本要领他已谙熟于心：客人来了先引座，然后递上餐本、羹叉、纸巾，稍候几分钟，见客人看完餐本抬起头就可以给客人点菜了；点完餐，记住号码打单，先把酒水单给出，然后把前餐、正餐分开，先送前餐单进厨房，把正餐单收藏好，等客人吃完了前餐，再把正餐单给厨房， . . . . .

头三天，建子还没有分配到自己的桌子，只是辅助别人做，但他不闹情绪，学得诚恳，做得谨慎，深得客人的好评。基于流利的德语，他不但交流畅达，而且用词贴切，词语达义，所以速度很快。客人点菜时，他先主动声明自己是新手，有不到之处请人包涵，这样一来客人一开始就有了心理准备，对建子要求就不太高了，最后反倒很满意，还时不时地夸上几句。

老板在一边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一次一对夫妇带着孩子来用餐，向准经理说明孩子的病情后要求食品中不能有面粉及类似面粉一类的添加剂，但又表示诸如芡粉、土豆粉、豆制品等一类的附加品希望能增加一些，以保证孩子不失却营养。这种带有众多专业术语的长篇论述对准经理这个在德国从未跨进校门、并且在国内也未曾正经读完小学的人来说简直是有如在听天书。但是站在一边的建子却听得明明白白，他让准经理到一旁给她作了详细的翻译，这一下子准经理对建子是折服得五体投地并大惑不解地问建子：“你怎么什么都听得懂？”  老板在一旁一切都看在眼里，晚上下班时还当着所有员工的面称赞了建子的德语水平，当然老板自己也不能完全听懂，知道能听明白真不容易，并且宣布从明天起建子可以独当一面了，并分配了由他负责的桌子，建子可以独立打单收钱，还给了由他自己保管的收银机钥匙，这样他可以收小费了，这意味着又涨了工资。

前面提到来这里的前一天，建子曾在另一家餐厅帮厨，完全相同的上班时间，来到这家店不但活儿轻松干净，加上现在又有小费的收入，工资涨了一倍多，这对建子来说，在不影响上课的前提下，算是一大进步了，他很满意了，他不操之过急，认为只要在变，在往好的方向变，就是乐观的，是让人高兴的事，就可以了。不是嘛，常言道：悠着点儿。

在建子的工友中有一位来自香港，四十来岁，矮个，略胖，读过书，普通话讲的还算标准，八十年代在德国的华人大多说广东话，他们主要是香港人以及东南亚一带的老华侨。那时广东话是海外华人中主要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交流语言，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去香港老板店里找工，老板头一个问话就是会不会说广东话。若是不会，只好走人。因为这种老板让他讲国语比讲德语还难，生意忙起来一着急，他们满口只剩下广东话了，要是留学生听不懂广东话，就会交流受阻，影响工作速度。那时候大陆的出国人员包括留学生在内人数实在少的可怜，直到了2000 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批的青年出国留学，大陆人才成了海外华人的主力，国语到了这时才成为海外华人的主要语言，到了那时就势逼香港人及东南亚等海外华人反过头来学国语了。但刚改革开放后出来的第一批大陆留学生，就是后来学了广东话也只会被动交流，就是说只能听不会讲，既是广东人常说的：识听不识讲。到了成年，再要重新学一门方言谈何容易，尤其是象广东话这种方言，同样一种表达，所用词汇跟普通话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发音时，不光元音变了，连辅音都跟着变了，表达所用的词汇早已面目皆非。充其量只能听明白，这也算是大功告成了。年过三十再学说广东话，简直难上加难。

更有甚者，有的香港老板找工时不但要求工人会讲广东话，而且还把会不会打麻将作为一个录用的重要条件。你如果会打麻将甚至嗜爱打麻将，哪怕干活儿技术欠缺一点也无所谓。这是老版的好算盘。白天工人十几小时地拼命，到了夜里，老板白天睡够了，精神抖擞头脑清醒地来约工人打麻将，就算工人的麻将技术跟老板不相伯仲，但干了一天的活儿，已是精疲力尽，输钱势在必行。到了下班前吃着晚饭准备走人时老板来约麻将席了，出于脸面工人很难出口拒绝，要是谁三番五次地拒绝老板，就得小心被老板穿小鞋儿，有事没事儿、有错没错地会莫名其妙地挨骂，到了生意清淡的季节碰上裁员，那首先想到的就是你。海外华人本来外语不好，社交圈又很窄，又是单身居多，所谓的精神生活、娱乐活动除了去赌场妓院别无选择。这些工人又不读书又不看报没有健康的爱好，如此下了班留在店里陪老板打打麻将还算是个上策。这样起码能讨得老板欢心，也是保住这份工的一个筹码。然而，这样正迎合了老板的如意算盘，落了老板的圈套。工人苦苦干了一个月，到了月底拿到薪水还不久，输了麻将，这笔钱就逐日逐日地还给了老板。赌徒都有种翻梢的欲望，越输越想赢，约输越想报仇，往往到了最后输得钵盘皆空，输光了工资不说，甚至有时还要欠一屁股债。你没钱不怕，有老板会出面替你解围，给你告贷，满足你继续赌下去的心愿，老板可以给你挂账，钱可以从下一个月的工资里扣，这样做老板的非但不需要给工人发工资，等于工人白干，而且这个工人因为欠了债就不能说走就走的了，还出卖了自身的自由，老板又得以保证了店里员工的稳定，无形中工人成了老板无报酬的长工。这样一来老板的闲暇时间也有人陪他消磨了，无愧为一举多得。所以很多海外华人一年苦到头，辛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落得分文不名，终生讨不起老婆。

当然象建子这样的留学生，是个有文化的读书人，胸怀志向，是不会入这类老板的圈套。他曾去过几家香港老板的店，进门还没说上两句就被下了逐客令。眼下的这位普通话讲得过去的工友毕竟也读过书，有文化，这样跟建子就有了共同的话题。建子虽然从未打听过他的学历，但通过言谈举止，大约能猜出几分。一天上午，大雪纷飞，店里来客寥寥无几，闲着没事儿，大家就寻找话题聊天，消磨时间，建子跟这位香港工友闲谈，谈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提到了老庄，提到了孔子出生的年代，他俩看法不同，各执己见，争论相持不下。准经理无所事事凑过来听听，建子和他的对手正慷慨陈词、旁征博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准经理站在一旁听了半天不知所云，对他俩侃侃而谈，越听越发云里雾里，疾呼：你们在说些什么呀，我怎么从头到尾什么都听不明白！她顿感自己的无知、没有文化，而此时此刻的建子在她看来，不再是一个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谦逊有加的青年留学生，跟刚来时完全换了一副面孔，活龙活现地象个课堂里的老师，在发表演讲，振振有词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愫、一种悄然而至的崇拜一瞬间把她软化，让她变得柔情，她第一次对建子产生了好感。她意识到了自己没有知识的渺小、没有文化的自卑。顿时她感受到学识带来的修养、受过教育的心胸，开始后悔建子初来乍到时对他恶劣的态度。建子那种忍辱负重、荣辱不惊、胸襟开阔、既往不咎的气度教她深深惭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