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的孔子与“不教之教”的苏格拉底：中国和西方首位教师对口述与书写的理解「哲思」

以下内容多方参考名家论文，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文献。

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被尊称为中国和西方的首位教师，双方均无著述：孔子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以耳提面命的方式教诲学生、授业解惑；苏格拉底自称“无知”，以辩证对话的方式行不教之教、使真理“蔽现”。[1]

根据历史学考证，吝于文字在各大古老文明的发源时期均为普遍现象，如孔子“述而不作”的教学方式、释迦牟尼“如是我闻”的口传说教等，这种做法既有历史背景的整体影响，又有学说义理的独特考虑：[2]

历史背景

以希腊为示例，希腊文字在公元前16-14世纪之间诞生，而早期文献荷马史诗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得到书写，在此之前人们普遍推崇游吟诗人的超凡记忆与即兴创作的口传技艺，将他们视作诸神与缪斯恩赐与眷顾的对象；而民主制雅典在参议院和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行为更是在公共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希腊文明因之被历史学家称为“闲聊的文明”。与此对比，普遍的高文盲率与以“纸莎草”为原料的纸张的昂贵与易损，致使书写的重要性远在口传之下。[2]

学说义理

尽管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苏格拉底和孔子采用口传形式传授学说具有明确的个人考虑，而非出自偶然的生发：

《论语》由孔子的门生及其弟子编撰而成。依据《论语·述而》，“孔子”自述其“述而不作”的原因是“信而好古”，依据《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百姓无所措手足”，而改变“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的关键在于“正名”以复兴周礼，周礼全然完备而无需另起炉灶。

苏格拉底的思想散见于柏拉图与色诺芬的对话录。依据《斐德罗》与《第七封信》“柏拉图-苏格拉底”将书写著作贬斥为“无甚价值的东西”、至多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游戏”，它使人们忽视理解和诵记、助长了惰性和依赖，阻碍了独立思考对知识的更新 而以固定的论证程序一成不变地看待问题；与此相对，口传是一种“严肃” (spoude) 的行为，真正的“辩证法家”不是把知识书写在草卷上 而是书写在灵魂上, 他们因材施教“对于复杂的灵魂施以复杂而广泛的言论, 对于单纯的灵魂施以简单的言谈” , “懂得根据场合不同, 是选择言谈还是沉默”。[2]

不可否认，缺乏论著为后人理解和研究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造成困难：1《论语》由孔子的门生及其弟子编撰而成，文内多为名言警句而各章各段之间几无明显联系；2苏格拉底的思想散见于柏拉图与色诺芬的对话录，鉴于文本间的独立性与书写者的角色参与而难以完整反映苏格拉底的思想原貌。[1]

转向书写

尽管孔子的门生及其弟子未对他们违背孔子初衷编撰《论语》展开说明，柏拉图对话录则对书写形式的使用给出明确理由：

《斐德罗》明确提到书写著作具有“备忘工具”的功能，它一方面让著作者将知识成果“储存”起来以备年老健忘时使用, 另一方面可以让从事哲学研究的后学找到著作者哲学探索的“痕迹”。这些记载了柏拉图哲学在重要领域的思想成果的对话录，不仅是学园内部师生与学生之间展开讨论的“范本”, 而且在与同时期创办修辞学校的智者和诗人争夺教育主导权的竞争中具有宣告作用。[2]

根据斯勒扎克的分析, 柏拉图的著作面向的主要是“业余的哲学爱好者、接受过基础学术训练的人和柏拉图学园中的学生”这三种人, 进而扩散到整个公众群体，相较于口传受众的有限性，柏拉图是为所有人写作的。[2]

参考

^ab赵敦华.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04期:89

^abcde先刚.书写与口传的张力——柏拉图哲学 的独特表达方式.学术月刊，2010年第42卷: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