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背后的失语青春:深港边境实录

作者:梧鼠Mouse

16岁的佩佩忧心惶惶地走过从香港往深圳口岸的安检,虽然故作镇定,但脸上依旧有着些许慌乱,好在边境安检人员并未察觉。

佩佩顺利过关,匆忙将书包里的两部iPhone交给黑市,满心欢喜地接过酬劳。至此,佩佩完成了她的第一次“走水”。

这是电影《过春天》中的一幕。

作为深港跨境学童,佩佩利用可以频繁过关的优势干起了走私水货的行当,只是为了赚一些钱和闺蜜去日本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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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在深港流连的人或许还不太理解“跨境学童”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他们就是住在深圳但在香港上学的孩子们。他们在香港出生,拿着香港身份证,能够在香港上学但偏偏不住在香港,深圳才是他们的家。

早晨5:30起床,6:30到达口岸,6:40过关到香港,下午4:30回到深圳的家,补习,做功课,晚上9点准时睡觉——这是一名跨境读书的孩子一天的时间表。

每天,都有上万名这样的孩子在口岸两侧奔波往返。上下学至少两小时以上的舟车劳顿,双城生活让孩子们长期处于疲倦状态,父母也担忧孩子们的途中安全。

在更好的选择出现之前,他们需要这样的生活。

在福田口岸,小女孩一个人占来隔离栏杆旁边,望着眼前的边检视窗,等待开始过关。对这些每天穿梭于深港两地的孩子来说,小小年纪就要学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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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跨境学童面临的是身份认同的危机。每天在深港之间往返,这些孩子们的身份也徘徊于港陆之间。关口的两边,仿佛是两个世界。

香港意味着繁忙的港铁,学校、老师、同学和一两个亲近的好友。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有着庞杂的文化背景,但跨境学童终日在学校和口岸两点一线,能够体验的少之又少,他们大都在九龙、新界上学,甚至不曾去过繁华的中环、铜锣湾。深圳是“家”,其实却不过是一处住所。

跨境学童从法理上来说是香港人,没有户籍做依靠,他们也无法在深圳入学。

大部分的跨境学童,粤普双语流利,有意识地在香港和深圳转换语言。

“双非”父母也鼓励孩子多讲“白话”(粤语)来适应香港生活,为了辅导孩子学习小心翼翼地熟悉繁体字和加强英文。

香港人一般不将他们看作本地人,深圳又称他们是“港宝”,我係边度人?我是哪里人?这是每一个跨境学童都曾疑惑过的问题。

无论深港,都是两个空壳一般的意向。特殊的身份与经历,模糊了家乡和异乡的概念。跨境学童的背后,是港陆差异的点点滴滴,竭力想要人为建立的归属感在这种差别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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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以来,“跨境学童”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孩子们也分“双非”和“单非”,即父母双方都非香港人或只有一方非香港人。

尽管“跨境学童”们身份尴尬,但自千禧年起,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非香港户籍夫妇选择到香港生子。

“双非”港生宝宝约有 18 万余人,这些孩子到了适学年龄后,有部分加入到跨境学童的行列,且人数每年都呈上升趋势。

如今,已成规模的跨境学童群体使得深港口岸处被别设有“跨境学童专门通道”来方便学生们上学。

2013年,香港正式关闭双非赴港产子通道。

即便如此,仍有相当多的单非子女成为跨境学童。相比价格高昂的香港物价,内地生活的便利与相对较低的成本让许多香港人选择定居深圳。

加之香港教学水平和教育体系福利整体优于内地,送孩子们去香港读书是家长的最佳选项。

于是深港跨境学童群体在这种独特的情境下逐渐壮大,继而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当对跨境学童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度上升时,旁观者会说“何必分什么香港人还是深圳人,都是中国人”。但事实上,深港之间总是隔着的两道关口犹如间隙,港陆也常常被置于二元对立的立场之上。

内地人的涌入,一定程度上占据了港岛本就匮乏的资源。数年前,香港本地人就已经在同被蔑称为“蝗虫”的内地妈妈在产房争床位,如今他们又开始为子女争学位。这一点,在香港北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香港北区学位紧张,正是因为跨境学童的家长们希望孩子可以在离口岸近的地区上学。然而,香港本地学童的就学压力不比内地轻松,但政府派区的结果又往往事与愿违。

不少本地的孩子被派到更远的学区,家长只好带着孩子到北区各个学校“叩门”来争取几个机会渺茫的学额。

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当更多的竞争者涌入时,矛盾自然也跟着越聚越多。这些是电影中不曾表现的跨境学童社会危机。

当孩子长大了些,这种隐藏的群体积怨在敏感青春期中发酵为自卑、怀疑等情绪,成为他们在寻找自我认同的路上的心理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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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天生能拒绝诱惑,只需一个契机,内心的那只怪兽就会释放自己。对这样一群将归宿感无处安放的孩子们来说,带着犯罪色彩的青春是最刺激的事。

孩子们将身份的特殊性作为叛逆的手段,以弥补内心的一点空白——成为一名水客。他们把拆过包装的手机装入书包、缠在身上谨慎地走私,用学生身份就足以混淆安检人员的视听。

其实水货客问题无论对香港还是内地都不陌生了。从2012年开始声讨“水货客”已经过去五六年时间,无论关口怎样查,港陆走私水货依旧猖獗。

距离福田和罗湖口岸只有一站地铁的上水是有名的“水货集散站”。讲普通话的有时比讲粤语的多,有些人甚至拉着足够装的下人的大拉杆箱前去扫货。

随着业务量增大,水货客发展成为团体,这也就需要更多的人帮忙带货“走水”。有些稍大一点的跨境学童便开始参与到这个偷偷摸摸的行当中来,例如《过春天》中的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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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天”的称法为“走水”赋予诗意,好像是为佩佩枯燥乏味生活中的一点刺激寻找的美好意义。同为跨境学童和水货客,这种“过境人生”在两个身份的裹挟下更加具象。

《过春天》被定义为一部青春片,细致地刻画了存在于夹缝中的青春时常有苦涩和茫然。当佩佩这个人物被置于这样的一种环境和时代下,青春期的迷惘也是人生的迷惘,似乎要穷尽一生去探寻身份认同这个答案。

佩佩和香港底层青年阿豪在逼仄的空间、潮湿的空气中互相给对方身上缠手机,散发着年轻气息的情欲也呼之欲出。年少的暧昧与犯罪的快感碰撞,正是青春期的不羁与隐忍最痛快的爆发。

电影结尾,佩佩将鱼缸里的鲨鱼放生,让它游向大海。而同样也在鱼缸和大海两个处境中困顿的她,只能让青春的迷惘、伤痛和刻骨铭心随波而去。孤独感对立着归属感,以及原生家庭的隐隐作痛,青春仍在一个无解的语境下肆意生长。

有人说: “这一代人在打破两地之间的障碍,过关啊什么的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会想清楚,这些对他们来说有些什么意义。”

青春时的问题终究还是留给了青春。时间没到,谁都无法预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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