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央集权制下的大一统国家文化》（草稿02）（历史/文化/政治）（2021/11/30）

        明初四大案，说全都是朱元璋在搞政治清洗，绝对是胡说。

        蓝玉案和胡惟庸案，一个是军权偏离国家中心，一个是治权偏离国家中心，朱元璋虽有政治传承的私心与残酷手段，但出发点不能说是错误。

        郭恒案和空印案就纯属明初治国的原则性问题，元末以来吏治混沌，基层负担极重，地主们与官员们形成事实上的不法利益集团，严重干扰了国家政令的实行，也阻碍了国家政权在基层的扎根落实。

        以空印案为例，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中下层官员是否有权对中央命令保留最终解释权，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空印案有现实层面的不得已。在封建时代，信息闭塞的情况下，地方与中央间的日常沟通永远存在信息丢失。

        郭恒案则是毫无疑问的政治风气整顿，如果不痛下决心对元末以来的官场风气进行严厉整肃，那么整个国家治理机制将很快被彻底腐蚀，国家行政系统的运行就在事实上成为空谈。

        另外，四大案的处理过程，体现了国家治理中的一个常见棘手问题，即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互相矛盾。

        明初四大案都在不同层面上，出现了明显的“无法可依”（不要以为封建社会是纯粹的“人治”，至少大一统时期的中国绝对不是），这意味着皇权为代表的国家专政力量失去了任何风险防范，出现了失控迹象。

        这种国家强制力的失控，在明成祖时期依然严重，直到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才得到根本好转，但此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官僚系统的板结化与国家强制力的失效。

        这个新问题导致的长期后果之一，就是明代后期的中央政府，在关于东南财赋收留上的话语权降低，间接导致了明末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与经济失衡，以至于明朝对西北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效率降低，并最终引发了明末频繁的农民起义军。

        基层治理与国家财赋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问题，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央政府是否能够既保证较好的国家强制力，又能使这种运行力量维持在一个可控范畴，是时至今日依然需要重新回答的深刻命题。

        【未完待续】

封面图：

明朝初期的国家制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