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向东，一路向东……
疾驰的车儿，载着我们，一路向东，一大早赶往莫力达瓦旗参加表侄儿的婚礼。
走出城外，迎面的太阳刚出山，霞光映在白雪覆盖着的田野上，耀眼夺目。今天是惊蛰。惊蛰乌鸦叫。怎么没看见乌鸦呢？我按下车窗探头看了看外面，除了扑进怀里的清爽的空气，我只看见洁净的白雪——也许乌鸦这种生灵不忍早早过来惊扰这广袤、静谧和绝美的画面吧。
现在的路况真好。那吉屯到莫旗是一级公路，全程只有124公里，比以前缩短了近三分之一。
“咱爸不是说了吗？那颗小树就是莫阿两旗的交界。这公路上的界碑怎么立到咱旗地界来了？”我指了指远处山包一颗突兀的树。
“那时候没有明确标志，树，算是民间认可的界定物，后来通过精确测量才立了界碑呗。”弟弟一番话，让我恍然大悟。
我再次看了看那棵树。几十年过去了，树仍在。这棵树这么多年总不见它长高，就这么不大不小，不离不弃地一直立在那里。记忆里它总是这个样子。树上明晰可见两条树杈，执着地一条指着莫旗，一条指着阿荣旗。
莫旗，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简称。父母亲在那里出生成长、上学工作，乃至成家立业。若不是他们1955年被组织调到阿荣旗公安局工作，我实在想象不出我们兄弟姐妹现今会在哪一方水土生活。
从我记事起，爸爸就告诉我，我们是达斡尔族，老家在东山那边很远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姥姥，还有大伯、姑姑、舅舅、姨。那时候，爸妈几乎每年都要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大包小裹地回莫旗老家看看。阿莫两旗公路里程大约180公里，坑坑洼洼的砂石路面，没有三、四个小时是不可能到家的。有时候为了当天返回，就得起大早贪大黑。尽管这样，我们仍然乐此不疲地年年前往。每每走在回家的路上，爸爸总是异常兴奋，话也格外多。爸告诉我，过了格尼，就看到前面山顶那棵孤树了；看到那棵树，就快到宝山了；过了宝山，就要到家了。“格尼”和“宝山”分别是阿荣旗和莫旗的大镇，又分别座落在阿荣旗格尼河和莫旗诺敏河岸边。这两个地方是我们回老家的坐标，也是我们路途的停歇点。每次路过宝山镇的时候，我都要下车买根冰棍解渴，或者找个厕所方便一下。清晨路过，我喜欢看平房烟囱上的袅袅白烟；夜晚返回，愿意听静寂村庄中传来的声声犬吠。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诺敏河好宽啊。河上没有桥，只有横在河面上的铁链助力来往的摆渡船。冬天好说，从冰面打着出溜滑就过去了。夏天也可以，坐船就可以到达对岸。最怕开春沿流水了，看似结了冰的河面上其实酥脆得很。遇到这种情况，爸爸则在前面小心翼翼地探路，妈妈就会背着弟弟领着我们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后来，尽管机动取代了摇橹，桥梁取代了船只，但儿时过河的那种紧张、刺激、兴奋的感觉，是我童话故事中美丽的记忆。
过了宝山，未见宽阔的诺敏河，我若有所失。弟弟笑了：“姐，咱们已经从桥上开过去了。有些风景，坐在车上是看不见的。”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是啊，多少美好的事物，只因我们匆匆赶路而错过！这片我曾经向往的地方，如昨又非昨。那些印满了父母亲乡愁的旧底片在渐渐褪色。有形的东西终将成为无形，而记忆里美好的画面，只能留存我辈及下辈人的心底。我孩子的孩子呢，他们可否知道，莫旗，曾经是他们祖辈的快乐老家？
在侄儿的婚礼上，我见到了舅家、姨家的兄弟姐妹们。他们纷纷过来给我们请安，浓浓的亲情紧紧包裹着我。我们达斡尔族是很讲规矩的，见到久违了的兄长或长辈，一定要躬身屈膝，请安问好，这是礼节。看见他们一个个面带笑容，精气神十足地跟我及弟弟、弟媳拉着家常，我的心暖暖的，仿佛回到了与父母亲在一起的日子。
自打父母亲离世以后，家里再也听不到亲切而熟悉的达斡尔族语了。有时候心里总是不甘，为了这份情结和念想，我偶尔会和大弟媳偷偷切磋一些达斡尔语单词，笨笨的话语常常让我们不知所云，大笑不止中也算是解个馋吧。
餐桌上，妹夫问起弟的年龄，我即刻接过问话替弟弟做了回答。妹夫哪里知道，弟弟根本听不懂他的达斡尔语问话。我们生活的地方，已经没了自己母语的语言环境。
“我能听得懂，但是不会说”，我随即又补充了一句。
弟弟小时候是不会说汉话的。他从小跟在姥姥身边，说得一口流利的达斡尔语。妈妈常常拖着长音用达斡尔语学弟弟喊：“鄂——热——也克巴然土度，坦热力格瑟克么？”（哎——呦呦——那么多的土豆都扔在地里，怎么没人管了呢？）那是弟弟三、四岁时候，看见房前土豆地里铺满了刚刚起出来的土豆，他还以为被丢弃了呢，就一惊一乍地大声喊叫着问姥姥。直到现在，我也经常拿弟的这个故事去调侃他现在的“忘本”。
二姨家大我一岁的哥嫂来了，我连忙起身迎接。想请安，犹豫着，我终未能屈膝；想握手，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最后我只好尴尬地落座。好在哥嫂包容了我们的“汉化”，不挑我们的理儿。整个大厅，好多人都在互致问候请安。在温馨的礼节中，只有我们阿荣旗来的几个“汉人”无动于衷。
“大哥长得真像二姨，看着就亲切。”我一边给哥夹菜，一边这么说着，其实也是在弥补我对哥不敬的过失。二姨与我母亲极像，长我母亲三岁。那时候姥姥家住在阿尔拉公社，为了求学，她们小姐俩相依相伴，在80里开外的莫旗所在地尼尔基镇驻校读书，直到初中毕业。二姨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是她和蔼可亲的面容，以及与母亲快乐交流的画面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我跟哥说这句话的时候，心头一阵伤感——我想妈妈了。
“哥长得像大舅。”弟弟接过了话茬。弟媳马上纠正：“哥长得特别像咱妈！”一桌子人一下子都静了下来。
母亲24岁就离开莫旗，与父亲一起到阿荣旗这个陌生的汉族地区来安家立业，直至离世。可想而知，当时对于不会说汉语的母亲，工作起来该有多么困难。对于族亲而言，他们又怎能放心得下一直生活在身边的这一对年轻人。从此，阿荣旗就成了莫旗老家人的牵挂；而莫力达瓦，则成为父母亲心中生生不息的念想。
坐在身旁大我三个月的姐，和我聊得最多。望着新婚的侄儿，我俩都挺感慨的。姐姐告诉我，侄儿的爷爷，即我的老舅，本是大学高材生，在甘肃上学。当时被他的教授相中，暗示他欲做自己姑爷。但是老舅属于书呆子型，不知道是不懂还是不屑，反正没搭这个茬。后来被分配到阿拉善一所中学教书，再后来实在不堪回一次老家要走半个月的辛苦，就宁可丢了工作，也要回归莫旗故里。我和姐继续猜测着下文：假如老舅和教授的女儿结婚，老舅生前就不会那么艰辛，他的儿子包括孙子也不至于靠打工糊口吧。
参加婚礼的整个过程，是我们阿荣旗一行人被宠的过程。大舅家的儿子儿媳、老舅家的俩妹妹都一直关照呵护着我们，生怕对我们照顾不周。在这里，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返回途中，我在车上喃喃自语：“怎么没给哥嫂请安呢？他可是母亲的亲外甥啊！”我又回过头去跟弟媳说：“见到大哥，我有点难受……我想妈妈了。”“见到大哥，我就是想哭，我也想咱妈了。”弟媳也小声回应。我家与弟媳娘家同乡同族，同样的情感让我与弟媳亲如姐妹。
下午，外孙女来到了我家。恹恹的我与小孩子有一搭无一撞地闲聊。外孙女当新鲜事儿告诉我，她与妈妈正月十六那天还往脸上抹黑了呢！我当时心中一震，故意问她为什么要抹黑。孩子稚气地说，因为她和妈妈都是达斡尔族啊。
其实我知道的，正月十六，是我们达斡尔族“抹黑节”。这一天，亲朋好友相聚一起互致问候祝福，为家人象征性地在额头或脸上抹上黑灰，祈求在新的一年里太平无事，幸福安康。据老辈人讲，从前达斡尔族主要以打猎为生，每年都要打死很多猎物。一次，一位猎人梦见神仙对他说：“正月十六是鬼日子，你们常年打猎，杀生太多，所以鬼魂要在今天送病灾给你们。回去告诉村里的人，脸上都抹上黑灰，这样鬼魂就认不出你们了。”猎人醒了以后，就回村里讲了这个梦，大家说那就试试吧。结果村子里一年都非常平安。于是，“抹黑节”就成了达斡尔人世世代代的一个节日。
女儿的做法让我欣慰，虽然她不会自己民族的语言，但是在汉族地区依然能在意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实在是非常难得。这一点要比我强，因为我从来没与孩子有过这样的互动，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孩子“抹黑节”的由来。
记得二十年前，莫旗的哈森曾经跟我说过：当她听说我在阿荣旗人代会上被选为副旗长的时候，竟兴高采烈奔走相告。虽然她与我素昧平生，但是我知道她内心滋生的那种民族情结却是由衷的。这位达斡尔族名人（第一个国家级曲棍球女裁判员、中国第一支女子曲棍球教练、亚洲曲棍球裁判联合会的第一名女理事）说的话一直让我记忆犹新，并激励着我把工作做实、做好，绝不能给达斡尔人丢脸。我记得23年前，莫旗四大班子领导来为我离世的父亲送行。当时莫旗人大主任额荣扎布叔叔说：“不要悲伤，我们娘家人与你同在。”
时光荏苒，恍惚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个拽着母亲衣襟打出溜滑过河的小姑娘呢？除夕晚上大伯家那一大锅咕嘟咕嘟冒着泡儿香溢满屋的狍子肉呢？大年初一小辈儿排着队分别给长辈请安的那种仪式感呢？一帮帮、一伙伙由长者带队拿着酒瓶走门串户拜年的那个场景呢？那些你追我赶欢闹着抹黑的孩子们呢？······许许多多的故事有些模糊，很多曾经让我在意事情，都已经不在意了，即使留存下来的一些旧日微光，也将随着我的年龄渐渐淡灭，包括本该牢记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细究起来，我一点儿都不担心老家“大本营”的族人会把我忘记，我担心的恰恰是我自己。真怕有那么一天，自己在浑然不觉中与族人、族规、文明礼仪渐行渐远，直至最后迷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