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之我是假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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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深秋,杭州。

我最好的朋友魏丫从后面赶上我,说:看,你多像个淑女!

多像个淑女!多像……但你就不是!

这只能是最了解我的人才能作出的评价,精准的。

“我哪里不是淑女了?”我问。

“外面是,里面不是。”

“里面有流氓气质?”

“还真有……”她由衷地说完,就笑开了。

我都20岁了,朝“淑女”的方向“进化”了十年(当然,那种潜移默化的改变不是我能掌控的),如今得一个“像淑女”的评价,也算是小有所成吧!

10年前,即2000年以前,还是一个孩童的我……不,是孩童里的顽童。

——没有虫不敢抓,没有树不能爬。

〈一〉

麦苗发芽的季节,每个傍晚,路边都爬满了一种小而圆的黑甲虫,当地人叫它们“麦牛”,其实它们的学名是“东方绢金龟”。

它们“噌噌蹭”地啃食植物嫩芽时,显得利落又干脆。特别是车前草,我觉的那些刚发芽不久的车前草更是它们的最爱,三五一簇,不出一会,茎和叶就全不见了!这种小虫似乎没什么毒性,还傻乎乎的,从远处飞过来,扑到食物上就知道啃,遇到危险了,也不说赶紧飞走逃跑。将它圈在手心里,也不咬人,就是又钻又拱的,弄得人指缝里痒痒。我们经常从放学的路上攥回来一把,十几只,放到瓶子里养,结果第二天一看,准捂死了。

洋芋窖里,柴草堆下,甚至家里的柜子底下,凡是潮湿阴暗的角落里,总会碰到另一种名叫“拟地甲”的黑甲虫。这种甲虫比“东方绢金龟”个头大多了,在受到干扰,或刺激时,能发出一种特别刺鼻的味道。要论恶心人的程度,它绝对是昆虫里数一数二的品种,但当时的我居然也能伸出两只手指,将其夹起来,然后扔远了。

还有屋子墙上偶尔冒出来的蚰蜒,腿多得吓人,每次文文认怂时,我就挺身而出,拍死它。

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是不咬人的,我都可以动动它;就是会咬人的,我也要试上一试。所有的一切,皆因无知而胆大。

桃花、杏花开得正旺的季节,也正值蜜蜂最活跃。我和文文就爬到车棚顶上,像捉蝴蝶一样徒手捉蜜蜂。由于它们长着刺,会蛰人,我们就想着将那根刺拔下来,结果,失去生命的蜂刺竟奇迹般地自己钻进了我们的皮肤……回家的时候,眼皮肿了,眼睛睁不开;手指头肿了,又痒又痛。我妈就拿斜眼瞪我们,似笑非笑,“德行!有个女娃的样子吗?”遭殃的总是我,但男娃女娃……在我的意识里到底是没区别。从此,我们跟蜜蜂结下了仇怨。我家驴棚靠里的土墙上,有很多比筷子稍粗的圆洞,每天都有很多蜜蜂出出进进的,于是我们就拿细竹条伸进去搞破坏。爷爷跑来警告说,万一被蛰了,毒性大着呢!奈何我们就是不理他。

下河捉蛤蟆时,拿根长棍子,将其逼出浅浅的水滩,要么掐着它的后脖颈,要么提溜一条后腿,任它怎样也挣脱不了。

〈二〉

三叔公园子里的杏树上突然多了一个鸟窝,在树腰部横出去的枝干末梢。我试图抓着头顶的树枝直立着身子挪过去看它,奈何脚下晃动地厉害,担心一不小心将它晃下去。思虑良久,最后是趴着一点点凑过去的。里面只有四颗鸟蛋,应该是麻雀。

我每天上去看一回。后来终于变成了三只小麻雀(另一只不知去向),它们看到有人来,也叽叽喳喳地张嘴求食(或者它们根本不认识人是什么)。我正思量着要不要给它们捉些虫子来喂,不远处的枝头上鸟妈妈就惊慌失措地大叫了起来。那着急的模样,似乎觉的我一定会伤害她的孩子。于是,我逃走了——我担心自己会让鸟妈妈觉得危险,从而弃自己的孩子于不顾。

我再一次爬山去看时,鸟去窝空!是的,它们学会了飞翔,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要说的是,不止鸟窝,就是树稍最顶端的那个果子,我也会试图爬上去摘下来。

我家的梨树太高了!最上端的那些梨子,最后总是眼睁睁地看着被啄木鸟啄成空壳。纵使我是个爬树能手,也得那些脆弱的枝枝叶叶能负担我的份量才行啊!

有一年,我妈终于想到一个办法。

那梨树挨着西厢房后墙,又比西厢房略略高半米的样子。她是让我们上到西厢房顶去。问题是,先从煤炭房旁边的七级台阶上去,要经过煤炭房顶、上房房顶、厨房房顶,最后才能到达西厢房房顶,等于整整绕完了一个大长方形的三条边。我妈说,这个活儿只能是小孩子的体重才有可能完成,因为两处屋檐相对接(其实是相邻)的地方很脆弱,容易踩坏。这任务落在我和文文头上,就看我俩谁更有勇气。没想到的是,我俩都兴奋了——就怕没人首肯——哪有我们去不了的地儿?终于,在我妈一遍遍提醒小心这儿,小心那儿的指挥下,我们顺利地摘到了果子,是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果子。

屋后面那一排六棵白杨树,上面总有啄木鸟“笃、笃、笃”的声音,心血来潮时我也会爬上去看一看,还经常把裤腿撕破。

难爬的是长刺的杏树,大多时候我也不会选择那种。只有一次,才攀上去一半,就掉了下来,腿划破了,血一直流到脚踝,也不喊疼。

〈三〉

其实,走屋顶和爬树,都不算什么,我妈应该不知道我跟着小伙伴钻过多少黑布隆冬的土窟洞穴。那时的胆大包天,现如今的我不能想象。

小村里,我和芬芬、成成、胜兵四人同岁,福斌和胜利小我们两岁。几个人由于年纪差不多,能和谐相处,就经常一起玩。除了拽着我家园墙外的榆树枝条荡秋千差点踩踏那堵墙外,就是“征服”了附近几乎所有的土窟窑洞。

芬芬家的谷场临山,山脚下有两个又深又大的窑洞,据说是几十年前遗留下来,一直是半废弃状态。又被挡在高高的草垛后面,终年不见日光。左边那个,进去不到两米,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右边那个,情况稍好一些——洞的上方有一小块平地,某次发了大水,将那块地冲开一个窟窿,直通此洞,使右侧洞壁塌陷成现在的模样。我们几个,先是挥着长长的向日葵杆在窑洞里摸索,后来又试着穿越那个被大水冲开的窟窿。那窟窿在接近地面的那一端变得异常狭窄,似乎还不到五十厘米,但我们也只是七八岁的身体。考虑到身高缺陷,我们商量好了协同作战——下面有人扶,上面有人拉。大家一起,来来回回,上上下下,鞋子、衣服、头发、脸蛋,都是和土地一个颜色。

我们爬坡、过坎、钻洞、入穴,一直到入了学,还积习难改。放学的路上,队伍解散以后,就尽挑着走那些鲜有人迹的沟沟坎坎。好在大家都小心翼翼,不推不搡,能相互等待,相互帮衬,也就没出过什么意外。

所以,一个人没有的勇气,一个团队会有。一个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团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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