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心忧”

范仲淹，出生于989年，原本一介布衣，从小读遍家乡所有书籍，后到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读书，更为刻苦，史称

“昼夜不息。冬日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划粥断齑”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读书生活中总结出来的。

刻苦攻读，不仅使范仲淹“精通”儒家经典，也使他牢固确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树立了心忧天下的情怀，塑造了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品格。

范仲淹“忧其民”，不是空乏议论，而是体现在关心民瘼、为民解难、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上，突出表现在他为民办的三件大事上。一是筑堤。1021年，范仲淹调到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东台附近），任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上任后他很快发现，这里多年失修的海堤已坍塌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民田民宅也屡受海潮冲击，大潮甚至淹及泰州城，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他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南通）、泰州、楚州（淮安）、海州（连云港）沿海重修捍海大堤。张纶慨然赞同，并奏准朝廷，调官卑职小的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全面负责筑堤。范仲淹身先士卒，即使海浪冲到他的腿上，他也从容不迫，率领四个州数万民夫筑成了绵延数百里的捍海长堤，灾民得以回乡，盐业、农业得以发展，人们把这道堤称为“范公堤”，兴化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二是戍边。原住甘、凉二州（今甘肃一带）的党项族本来臣属于宋朝，从1036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另建西夏国称帝，调集四万军马侵袭宋延州一带，延州北部数百里边塞遭受西夏军洗劫和掠夺，百姓深受战火涂炭。52岁的范仲淹已任龙图阁学士，奉命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与韩琦、尹洙一起戍边。范仲淹从宋朝长期抑武弱边的现实出发，力排众议，不是急于求战、冒险盲进，而是改革军制、汰弱扶强、拔擢猛将、筑城固边、团结少数民族居民，选准时机突袭敌营。通过“屯田久守”战略，壮大了边防，迫使元昊自去帝号，与宋议和，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边陲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朝廷也挽回了尊严。三是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向仁宗皇帝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制度），抑侥幸（限制大官恩荫特权），精贡举（改只重诗赋为重策论），择长官（淘汰冗员和不称职者），均公田（均衡作为各级官员一部分俸禄的职田），厚农桑，修武备（耕战结合，养兵于民），推恩信（保证惠政落实），重命令（整理法令，强调执行），减徭役。条陈获得朝廷认可，很快通过法令一条条实施。虽然由于反对势力庞大，新政推行一年就失败了，范仲淹本人也因此被贬出京，但新政施行不久民众就受惠了，获得朝廷有识之士和百姓的拥戴，“庆历新政”在宋朝的治政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笔。

范仲淹“忧其君”，并不是对皇帝的个人愚忠，而是忧皇帝肩上的国家利益。范仲淹从国家利益出发，常常不计个人得失乃至身家性命，很有一种“文死谏”的精神，曾留下了“三光”懿行。1029年，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与大权在握的皇太后刘娥发生了正面冲突。他先是上书谏止仁宗皇帝与百官一道到前殿向太后叩头庆寿，认为有损君主尊严；后来索性上书请太后撤帘罢政，还政于帝。朝廷默不作答，却降一纸诏令，贬范仲淹为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县一带）通判，秘阁幕友举酒饯别说：“此行极光！”1033年，他又与一些正直官员一起上表弹劾宰相吕夷简，揭露其参与宫廷废后的阴谋，他们到垂拱殿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宫门紧闭。第二天早朝准备与吕相当面辩论，刚走到待漏院，就听到降诏传呼，贬他到睦州（今浙江建德市梅城镇）任知州。朋友相送，赞许他“此行愈光”。1036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又被调回京城，获得天章阁特制的荣衔，并知开封府。他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的同时，绘制了一张“百官图”进呈仁宗，对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的行为提出尖锐批评。吕相反击，范仲淹连上四章指斥吕夷简狡诈，但最后又被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贬死岭南。这次送行的朋友更少了，但仍称许他“此行尤光”！在导致“三光”的谏言过程中，他的恩师晏殊曾当面劝阻他，他的妻子拉住他的衣袖，但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他真正把个人荣辱甚至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他的勇气和执着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范仲淹忧国忧民，直言敢谏，奋发有为，为后人普遍推崇，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我认为称他为“万世师表”也许更为恰当。今天重提范仲淹，学习范仲淹心怀天下的品格，也许更有意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将更为人们所不齿；明哲保身、报喜不报忧、说假话、办假事等恶习将得以更好的清除，为国为民的正气将得到更好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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