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差点在13岁那年结束。
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70年7月13日，与我相依为命的阿奶（祖母 ），在绝望中服食了整整一瓶安眠药。
当我听到她在楼上痛苦呕吐的声音时，吓得大叫我的婶婶。其时我79岁高龄的阿爹（祖父）和父亲，分别作为「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被变相关押在「集训班」，双双失去人身自由。出身贫苦人家的阿奶，却被「黑五类」丈夫牵连，被迫变卖家产，「赔退」阿爹当医生开诊所为「贫下中农」看病「贪汙剥削」的钱财。
为此阿奶卖掉了家中所有值钱东西，仍无法凑够那笔当时对我们来说等同天文数字的1880元的賠款。对方迫她卖掉仅有的房屋「赎人」，否则扬言将判阿爹「无期徒刑」，工作组三天两头找阿奶「谈话」，她走投无路，遂出此下策欲了结生命。
婶婶和我无法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阿奶，从楼上弄下来送院抢救，屋内大厅挤满闻风而来看热闹的邻居，但无人上前施以援手。当时中共「一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及其家属，不但没有活的尊严，也没有死的自由，自杀等于「自绝于党和人民」，罪加一等，「见死不救」是明哲保身之计。
情急之下，我想到一位远在老家山脚村的堂叔，在所有亲友都与我们「划清界线」的非常时期，这位堂叔唯一与我们保持往来，并不时予以接济。
我以百米赛跑速度没命奔跑，穿过镇上的大街小巷，跑过乡村的泥泞小路。我敢说，如果当时是比赛长跑，我的速度一定可以夺冠。
「救救阿奶」！当时是一股力量支撑我跑到堂叔家，我嚎啕大哭：「快！快！快去救阿奶！」堂叔在我断断续续的哭诉中，问清情况，马上飞奔而去。
这时，我全身宛如虚脱，刚才的力气似乎耗尽，勉强挣扎往回走，好不容易走到住家路口，有人告说阿奶已被抬往医院抢救。原来，我后母外出回家，已和我婶婶合力用床板将阿奶抬往医院。
我硬着头皮冲到已宣布与我们断绝关係的在人民医院做医生的姑姑家中，告说阿奶自寻短见的消息，她冷冷的态度和一副晚娘脸孔，令我心凉了一半。
我的姑父是「南下干部」，根正苗红，参与「解放海南岛」后，转业到我县任卫生局局长，娶了我当医生的姑姑。文革时，姑父被作为「吴川县卫生战线最大的走资派、当权派」，挨批斗游街，揭发他的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其中一条罪状，便是丧失阶级立场，娶了「历史反革命」的女儿。.....
在医院，我看见已被灌肠洗胃后躺在担架上的阿奶，医生说她还未脱离险境，正在观察中。我紧握她的手，暗暗对自己说，如果阿奶活不成，我将跟随她而去。我在脑中作了许多结束生命的设想，唯一希望不要死得太难看，所以上吊自缢是我排除在外的方案，我不要死后眼晴像金鱼鼓鼓凸出，舌头长长伸出。
想到我即将结束苦痛充溢的人生，我没有死亡的恐惧，反而有一种解脱的快感，我出奇的冷静。这时，突然想到明天我本来要参加全县初中统一考试，可是，阿奶偏偏在我统考前夕自杀。这意味我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那是我忍受了多少屈辱、付出多大代价换来的。那一刻，我竟有点恨阿奶坏了我的读书梦。
我真的不甘心啊！1963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地实验小学，由于「不够年龄」（未满七周岁），差点被学校拒绝入学，也意味我的读书之路，从一开始就艰难曲折。
后来还是主考老师之一梁丽娴看我聪明可爱，成绩优异，帮我向校长求情，破格录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在学校是天之骄子，深受老师宠爱，同学尊敬。梁丽娴老师当了我的班主任，经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本向全班同学宣读（当年实验小学的同学迄今对此记忆犹新）。
然而，小学三年级下半学期，文革一声炮响，噩梦开始，我和班上一名叫李四平的同学，由于我的父亲、她的母亲都是城里寥寥可数的右派分子，我们被一名何姓同学，双双揪着衣领，像拎小鸡一样硬把我们拖出教室，像对待“黑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那样，强迫我们蹲在教室走廊的角落，小小年纪，我真是觉得万分屈辱！
更令我耿耿于怀内疚一辈子的是，班上几个同学妒忌梁丽娴老师对我好，强迫我当面叫她“矮仔”，由于梁老师个子较矮小，平生最恨别人说她矮，而这几个同学押着我到学校操场找到梁老师，非要我叫她「矮仔」，否则就要将我赶出校门，不许我回来上课。我万分无奈，又气又怕，低着头，红着脸，用蚊子般的声音叫了一声她的外号。
我永远也忘不了梁老师那不可置信的眼神，我是她如此锺爱的学生，却深深伤害了她！为此我内疚自责了大半辈子。
转眼5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苦苦打听梁老师的下落，内心不断忏悔，希望有朝一日能当面向她道歉，说声“对不起”！不过，即使她原谅我当年的过错，我也无法原谅自己的软弱。....
不久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再没有好好读过书，当时年纪小，「成份不好」，学生上街游行贴大字报及红卫兵大串连等，都没我的份。造反派和保皇派武斗期间，祸及「黑五类分子」，随时被「就地处决」，我们一家到农村亲戚处避风头，倖免于难。
我的整个小学实际上读了不到三年，全班同学竟然没有留下一张集体照，因为三年级下半学期就开始文革并停学，实际上我们没有读高小，1968年通知我们回校领取“毕业证”，糊里糊涂就算小学毕业，升初中不用考试，叫我们到街道居民委员会填写申请升学表格，等于跳级上初中，政治审查这一关，剥夺了我继续读书的权利。
一年多来，我赋閒在家，每天端着一张小板凳，坐在家门口，眼巴巴看着邻家小孩高高兴兴去上学。我每天都像「半夜鸡叫」电影中那个主角高玉宝那样，不断在内心呐喊「我要读书」。
我完全想不通，在「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孩子被剥夺读书权利；在新社会，为何我小小年纪，却被拒之学校门外。
有段时间，「我要读书」的念头，几乎让我快要發疯。但城镇所有学校，全都对我关上大门。
这时，一位「苦大仇深」的农村亲戚，当上她村上的妇女委员会主任和革委会成员，她阶级斗争立场似乎没有那麽坚定，愿意帮助我在她权力所及的麦屋小学，插班读六年级。
我初时非常不愿放下身段去农村小学读书，一般来说，都是农村学生到城裡读书，鲜少城裡学生去农村求学。我一向成绩好，看不起留级生、插班生，但我真的太想读书了，何况亲戚安慰我说，熬一段时间，以应届毕业生身分报考初中，较易录取。如果城裡仍然不收，麦屋小学也有附设初中，可暂时就读，以后有机会再转学回城。
由于有这个远景盼望，为了一圆「我要读书」梦，我决定到麦屋小学求学。
上课第一天，麦屋村的村民，听说城裡来了个小姑娘，是曾明德的孙女、曾肖英的姪女（我的祖父是当地方圆百里远近驰名的一代名医，我的姑姑是有名的小儿科医生），他们好像看猴子一样，扶老携幼，蜂拥而来，围在我就读的教室门外和窗边，对我指指点点，评头品足。脸皮薄的我，当时真恨不得地下有条缝，好让我鑽进去躲藏。
即使我愿意「屈就」到农村上学，仍差点被「扫地出门」。唸了不到一个月，晴天霹雳，学校革委会主任找我谈话，说有人「揭發」我是「黑五类子女」，他们不能让我继续就读。
听了这个无情的宣判，我全身發抖，手足冰冷。一口气跑回家，倒在床上大哭一场，内心悲愤莫名。
出乎意料之外，第三天，麦屋小学的陈国英校长找上门来，那时他作为「当权派」，被造反派「打倒」靠边站，但他本人在村民中仍有崇高威信。他是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我初入学时，由于文革影响，四、五年级实际上没上过课，他为我天天恶补数学，不到一个月，我进步神速，完全达到六年级的数学水平。他以我的勤奋好学、天资聪敏为荣。
他發现从没缺过一天课的我，突然在课堂上消失，知道原因后，他挺身而出，为我与校革委会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以辞职来「要胁」，终于争取校方同意我重返校门。
我那时年纪小，脸皮薄，被人轰出校门，最初觉得「没面子」再回去，但被陈校长的见义勇为和光辉人性深深感动。这也是此后我多次遭逢丑恶人性打击，始终没有对人性失望的原因之一。
此后九个月，我开始一段艰苦的求学生涯。每天步行上学，风里来雨里去，不但要乘坐木船过江渡河，还要涉过一段深一脚、浅一脚的沙滩路。那时午餐根本没条件带便当，刚上完上午的课，就得拔腿赶回家吃中饭；筷子一放，又得赶回学校上下午的课。每天往返四次跋涉。
当地农民每天早晨挑着屎尿桶，乘船渡江到城裡收购大小便，我每天上学都得与他们共乘一船，臭气薰天，还得忍受他们好奇打量的目光。有时洪水泛滥，木船无法靠岸，只能赤脚在河裡及膝深的水中走一段路，才能爬上船。夏天还好，冬天冰凉的河水刺骨痛，寒风一吹，冻得浑身打哆嗦，而那时，我穷得连一件毛衣也买不起，只穿一件单衣，每天在寒风中踽踽而行。
在恶劣环境下，一种「我要读书」的信念支撐着我，我视痛苦为财富，咬着牙坚持过来。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我都风雨无阻，门门功课名列前茅。我求学的事蹟，曾在家乡广泛传颂。
多少次在艰难困苦中，我默念「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诗句，激励自己战胜困难，走出逆境。
经过九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好不容易盼到升中考试，阿奶却在前一天服药自杀。我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我的读书梦再次破灭！
我无语问苍天，中国虽大，为何不愿给我半张书桌？那一刻，我万念俱灰，真想一死了之。转眼看到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的阿奶，又担心万一她醒来看不到我再寻短见。
我彻夜守护在阿奶身边，第二天一早，阿奶终于脱险获救，她握着我的手，微弱地说：「这年头，命都保不住，还读什麽书呢。」
不，「我要读书！」我内心再次發出《半夜鸡叫》主人翁「高玉宝式」的呐喊。知识就是力量！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向它屈服。只要有百分之一希望，就要尽百分百努力。
（初稿写于2002年6月30日，修改于2018年12月）
12岁的曾慧燕，被城里学校拒於门外，被迫每天过江渡河到农村求学。
12岁的曾慧燕（右），生活令她早熟。
我的祖母張琼华女士。
我的祖父曾明德医师。
令我內疚自責了一辈子的梁麗嫻老師，我終於找到了她，鄭重向她道歉！
我的恩师、麦屋小学校长陈国英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