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痴迷于杨绛先生的作品，先是拜读了《杨绛传》，觉得不过瘾又买来钱钟书的《围城》读，再到后来的《我们仨》。读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脉搏，还有历史的烙印留下的痕迹。
2003年，9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写下了回忆录《我们仨》，记述了与丈夫钱钟书、女儿钱瑗之间的点点滴滴。前半生，他们一家三口在动荡的岁月中颠沛流离。行至暮年，终于苦尽甘来，却在命运捉弄下历经生离死别。可不管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伤，他们始终把日子过得熠熠生辉。
走进他们跌宕起伏的一生，便会明白：生活，就是一场充满未知的修行。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新婚不久，便一同前往英国留学。钱钟书以公
费生的身份入学牛津，杨绛却要自付费用。她本想就读牛津大学文学院，但学费、导师费太过昂贵，只好选择当旁听生。每每看到其他同学穿着统一的黑布背心学生装，坐在旁听席上的她，有些许自卑失落。
女儿钱瑗出生后，因国内外战事紧张，他们提前回了国。历史的剧变，社会的动荡，让他们长期居无定所、四处奔波。为了维持生计，杨绛当过家庭教师、小学代课老师，写过剧本，钱钟书也收过拜门的学生。
然而，不管处境多么落魄，他们的生活充斥着欢声笑语。一有时间，一家人去逛公园、动物园，讨论动物的习性。偶尔外出下馆子，也会在等待上菜时观察其他桌上的食客。即使一次又一次陷入低谷，他们也不抱怨，不气馁，活得乐观又从容。
人活一辈子，难免会遇到沟沟壑壑。
但决定生活状态好坏的，不是所处的环境，而是自己的心境。
1990年，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拍成了电视剧，他一夜之间变成了名人。各界人士都慕名而来，要求一睹他的风采。夫妻俩并不享受众星捧月的风光，而是苦恼无法安心读书。
杨绛在《我们仨》中感慨：“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净！”
1977年，杨绛、钱钟书和钱瑗搬进了宽敞舒适的三河里寓所。每天，钱钟书和杨绛在起居室各据一书桌，专注地读书工作。工作之余，他们会去附近或院子里来回散步。
然而， 1994年，钱钟书患上膀胱癌、右肾萎缩坏死，身体每况愈下。次年，钱瑗又被查出了肺癌晚期，手术也无力回天。
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杨绛表现得异常坚强。她白天为丈夫送饭，晚上又去陪伴女儿，在两家医院间来回奔波。只可惜，她竭尽全力，却依然留不住他们的生命。
1997年，钱瑗撒手人寰；一年后，钱钟书也与世长辞。曾经的“我们仨”，如今只剩下了杨绛一个人。
本是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却接连遭遇丧女、丧夫的打击，命运对杨绛是何等的残酷。
有一次，钱瑗去世不久，一个朋友前来慰问，居然比杨绛还要伤心痛苦。杨绛却幽默地说：我现在要做的事很多，那么多的事只有我一个人来做，我现在是“绝代家人”，这个“家”是家庭的“家”，不是“绝代佳人”，我没有后代，我不去做就没人能做了。
说完便一头扎进书堆，花了13年时间，夜以继日地整理出了钱钟书所有的学术遗稿。
遗憾是常常的，孤独是常常的，生来是品尝苦味，生来便是看尽无常变幻。
人这一生，像一场无法预料的冒险，有太多无能为力的时刻。生活，本就是一场充满未知的修行。我们用平常心对待无常事，以豁达胸怀包容世间险恶，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努力把自己活成黑暗中的一束光芒，喧嚣中的一片净土，歧路中的一处风景，所有的美好自会纷沓而至。
等岁月揉碎了苦难，时间带走了伤痛，你会发现自己早已比从前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