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1937年10月4日
“一切都很好，很愉快。”
1937年，德国人约翰·拉贝在日记中记到。那一天是感恩节，他与尚停留在南京的德国人共同去停留在南京扬子江面上的德国大使馆“库特沃”号船上聚会，时间是10月4日，距离那个人类悲剧上演仅有月余。
此刻的前线在几百公里外的上海。中国军队出乎意料地以一种顽强的姿态作着英勇并且有效的抵抗。但南京已经不平静，从拉贝9月份由北戴河返回南京时，日本的飞机就一直不间断地光临这座城市。
正像拉贝本人在这本日记的序中所说“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9月和10月日记中的拉贝显然还是一个明显置身于这场战争外的一个普通外国人。作为德国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虽然空袭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但生意却仍然是他关注的焦点。“我刚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带回一张价值1500英镑的订单。在战火纷飞时得到这样一笔订货真不赖。”甚至他乐观地认为战争——确切的说是冲突——会短时间内结束，“1932年的上海就是这样。”
但他自认为“作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有着天然的道义去关注这场战争，尤其是战争给平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里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也许，拉贝还不知道，他的德国纳粹党员身份——或许此时在欧洲已渐渐成了臭名昭著的代名词，在未来也将给他带来麻烦——在南京却有点意外地成了拯救数十万人命运的福音。
生日1937年11月23日
“今天是我55岁生日。衷心祝贺你，拉贝！首先，我今天得到了阴沉沉的天气，我们现在正好用得着！”
此时的南京，刺耳的空袭警报和巨大的爆炸声成了生活的主旋律。这些日子，关注天气变化成了拉贝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晴天令人烦恼，雨天则使人雀跃，因为“天晴，阳光灿烂”，必然会“有高朋(日本飞机)来访”。
在空袭的爆炸声中，拉贝迎来了自己的55岁生日，这一天他从远在中国北方（天津）的妻子那儿得到一份电报和一条很漂亮但无法马上收到的围巾。而这一天他“不得不放弃插着一圈蜡烛的蛋糕，因为厨师病倒了”。而其他佣人略显愚蠢地告诉他，无法“用蜡烛做出蛋糕来”。但是拉贝仍有办法补救，他通过收音机从上海电台的点歌节目里听到了中国的生日赞歌 “祝君长命百岁”。他索性想象着这是为他播放的。
就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库特沃”号驶离了南京，这意味着在战争降临这座城市的时候，他已无法离去，尽管这是他先前自己的选择。
南京已经开始处于谣言的中心，前线的消息并不令人愉快，上海将逐渐沦陷——谁都看得出来。南京也步入大撤退的荒乱，最高统帅据说已经离开，平时经常露面的外交部长似乎也要离去，警察厅长谨慎地表达“坚持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意味着他最终也将抛弃南京。
让南京人稍显幸运的是，一群外国人突然个人英雄主义式地挺身而出承担了救世主的角色，这些牧师、商人、教师和医生成立了国际委员会，他们在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和美国大使馆间小心翼翼谋求成立一个国际安全区。最终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政府小心翼翼但微小能力的支持和日本当局极不信任并且带有苛刻条件的默认。这个委员会并且推举了拉贝这个德国并且是纳粹党员作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
11月后的拉贝，你再也不可能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外国商人。“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拉贝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圣诞节1937年12月24日
“仁慈的上帝，请您保佑所有的人免受灾难，也请您保佑所有像我们这样已经身陷灾难中的人！我丝毫不后悔留了下来，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极端的难受！”
1937年的圣诞平安夜，拉贝带着悲怆的心境做完祷告。
魔鬼撒旦比上帝之子的圣诞更早降临到了这座城市。12月中旬，南京陷落。其间，南京紫金山陷入火海，古老的谚语说“紫金焚则金陵灭”。
在日军入城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拉贝入睡前的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这些天除了空袭带来的麻烦，安全区的工作开始千头万绪，而最令拉贝头疼的是中国军队不顾约定在安全区内架设军事据点，这将让日本人抓住毁灭安全区的把柄。所以他反而希望日本人尽快入城，在他印象中，日本军队显得“纪律良好”，总是比较容易打交道。
但是他不知道宣称要解放亚洲，驱除赤祸的“弥赛亚”，本身才是最大的邪魔恶鬼。
拉贝见证了屠杀、抢劫、纵火、强奸，并在这样的氛围里中迎来又一个在中国度过的圣诞节。
被他挽救的人们极力给他带来圣诞的氛围，有人给他弄来一颗圣诞树，有人他拿来6根完整的蜡烛。“突然所有的人都喜欢上了我。奇怪，以前据我所知是没人能容忍我的。或者，难道是我的错觉？”
拉贝开始以编号方式记录这支在他印象中“纪律良好”的军队所犯下的滔天罪恶，这个数字到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已经达到了424，他不厌其烦的把这些报告给日本大使馆，试图能够带来一些改变，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微乎其微。他甚至将求救电报发到了柏林的他所尊敬的“伟大的元首”希特勒那里。但屠杀在圣诞这天也不曾停止过。
“只有仁慈的上帝才能阻止魔鬼的疯狂”，拉贝在日记中写道。但事实上，他——这位虔诚的上帝子民还是凭人性的力量保护了数十万难民，为此他甚至与一直讨厌至极的那位尖刻的中国鞋匠邻居成了朋友，他觉得“不可思议”。
在1938年的第一天，拉贝收到了一张贺卡，贺词写道，
“拉贝先生：
恭贺新年吉祥！
亿万滚滚而来！
您收容所的难民1938年”
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拉贝依然不能准确明白亿万的意思，但丝毫无法阻止难民们和他历经战火和生死的情谊。
“当我乘车回到任处时，人们用欢迎国王的礼炮迎接我，老百姓(我的可怜的难民)组成了夹道欢迎的队列，点燃了为庆祝新的自治政府的组成而从日本人那儿得到的许多鞭炮，向我表示敬意。然后，600个人围着我，向我献上了用红墨水写在白色包装纸上的新年贺信，所有的人向我三鞠躬。”
拉贝当然不会预料到，他回国后若干年陷入了生活危机，当他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为拉贝筹集到了一亿元。同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在那里为他购买了大量奶粉、香肠、牛肉等，打成四大包邮寄给了拉贝，拉贝说，“是南京人的举动恢复了他对生活的信念”，而这正是几年前拉贝在南京所作的事，是他让数十万南京人有了生的可能。
在日记的最后，拉贝写下这样一句话
“这样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
中秋2008年9月14日
这是我第一次完成所谓的“史料”阅读，事实上就在几个月前，我刚刚完成了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里面已经大段大段引用了拉贝日记中最突出的部分，所以对于拉贝日记早已不陌生，但真正读完这部日记却仍有着2008北京残奥会开幕式导演张继钢所表达的那种“静静的震撼”，我甚至仍然没有读完那些标着序列到了424号的日军暴行记录——那些熟悉却依然令人作呕的暴行。
我的阅读兴趣更多集中到了约翰·拉贝这个作者在这100多天里的情绪变化，他是如何从一个与这场战争毫无关系但带有同情感恩心的普通外国在华商人到了战争中与南京市民休戚相关、化身为南京人的保护神和事实上的“南京市长”的。我甚至更愿意去体认他作为一个纳粹党员是如何去面对屠杀和血腥的——当然，这一点我是错的，他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在他离开德国时甚至还是威廉帝国时代，为了在中国建所德国学校而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但他的情绪显然历经着某种变化，而这正是我阅读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史料阅读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