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活出生命的意义》有感，发表于个人公众号“趣活家”
(3800字，阅读8分钟）
在新冠疫情笼罩的2月份，有一句特别文艺的话火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来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了？
这句话出现在武汉《长江日报》一篇评论员文章里，当时日本民间援助中国的医疗物资的包装箱上出现的中文古诗让全中国网民为自己的文化惊艳，为自己的文化如此完美被邻国的善举中使用而惊艳，而这篇评论员文章则的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说还是咱们自己的“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更合时宜。
紧接着，这篇缺乏善意，缺乏幽默感，装腔作势的文章就被群嘲了。
首先，这个评论员完全曲解了德国哲学家和文学批判家Theodor Adorno （西奥多.阿多诺）的这句话 "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这是英文翻译，原文是德语），这句话的本意一般大体解释为，文学艺术无法阻挡野蛮，甚至会变成野蛮的帮凶，而且文学艺术也会扭曲历史，所以野蛮当道的时候，很多文学艺术也会堕落成了野蛮的装饰品。这样的文学是阿多诺所批判的，而不是说所有的文学都是野蛮的帮凶。
第二，也是今天我想谈的，即使在最糟糕的逆境里，我们也有选择让自己快乐的自由，不管是通过诗歌，艺术还是通过其他的形式。
若写诗的自由都没有，那才是残忍的
曾经有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也许会有人觉得这个家伙说的太绝对了。要是极端一点，连生存都受到威胁，那还有选择吗？
这家伙会告诉我们，有的。因为他就是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自从走进集中营，这个人叫“维克多.弗兰克尔”。他也是一名心理医生，他在1946年写的《活出生命的意义》，在他1997年去世的时候销售量超过千万册，被翻译成24种语言。
人最大的恐惧，第一是死亡，第二是不确定性
弗兰克尔和其他囚徒搭乘火车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仅仅几个小时，90%的人就直接从站台直接带去了焚烧室。而剩下的10%是看上去比较健康能干活的。所以有一个老囚徒后来给过他们一个建议，不惜代价也要找到刮胡子的工具，因为刮胡子会让你显得年轻和健康。
但是对于活下来的囚徒，真正能压垮他们的，是不知道死亡究竟什么时候来临，究竟自己能不能等到活着出去的一天。在充满折磨和苦难的集中营里，没有目标没有未来的日子，"一天比一星期慢"。
内在积极信念，有时候是生与死的选择
弗兰克尔讲了一个狱友F的故事，
狱友F有一天对弗兰克尔说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万能的声音对他说，战争在1945年3月30号结束。而当时是1945年2月。F在说到这个梦的时候充满了希望，但是随着日子的临近，大家都知道战争不可能这么快结束。在2月29日，F突然发高烧，3月30日，在他梦中战争结束的那天，F陷入昏迷，第二天他就死了，死于伤寒。
弗兰克尔说，随着F内对希望的信念消失，F自己的免疫力和活力也消失了。
“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的犯人，注定要走向毁灭。他丧失了对精神的把握，自甘堕落，成为行尸走肉，通常的表现是精神崩溃。”
这一现象和集中营医生的观察是一致的。在1944年圣诞到1945年间囚犯的死亡率最高，不是因为劳动强度、食物短缺、天气寒冷或者流行病，而是因为很多犯人都以为1944年圣诞节就可以回家了，但是随着这种可能性的消失，犯人开始失去勇气，变得沮丧，这严重削弱了他们身体的状态和免疫力，从而导致死亡。
这催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是否是无法逃脱外界环境控制的囚徒，还是人在任何环境下都有选择的余地，去保护和建造我们的积极的信念以及内在的希望。
弗兰克尔根据自己在集中营对自己和其他囚徒的观察，他认为是后者，人永远都有选择。
“我们这些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都记得那些走过一个个屋子安慰别人，把自己最后一片面包给了别人的人。”
“犯人内在自我的状况最终不是取决于那些生理或者心理条件，而是自主决定的结果。”
我们如何拥有这份积极的信念？
弗兰克尔被他的友人评价为“不是在那种恐怖的环境中抑郁不堪的人”，他用他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分享了他对积极信念的理解
1.对美、艺术和自然的追求
你也许不会写诗，不会作曲，但你仍然可以在欣赏美的体验里找到一些自由。
一天晚上，我们端着汤碗，精疲力竭地躺在棚屋的地板上休息，一名狱友冲进来让我们跑到集合地看日落。站在外面，我们欣赏着晚霞，看着不断变换形状和色彩的云朵笼罩着整个天空，云彩一会儿铁红色，一会儿艳红色，与我们荒凉的棚屋形成鲜明对比，泥潭也映照出灿烂的天空。几分钟的寂静后，一名囚犯对另一名感叹说“世界多美啊。”
在集中营，经常举办拼凑的卡巴莱表演（“夜总会表演的形式，可以是歌舞，朗诵诗歌，戏剧”）,先是临时腾出一间棚屋，摆上一张长条木凳子，再写一份节目单。到了晚上，那些在集中营里地位比较高的人，囚头和工人会聚在那里，图的是有机会笑一笑或者哭一哭，总之是为了忘却悲伤和痛苦。...有的普通犯人不顾疲惫与饥饿来看卡巴莱表演，甚至误了领取当天的份饭。
联系到当下，因为我们被疫情威胁，因为我们要为一线的人们加油，因为我们被疫情限制了出门的自由，就不能写诗，这才是野蛮。
2.创造性的，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工作
即使在集中营里，弗兰克尔也没有放弃寻找可以让自己有意义的活着的“工作”。
弗兰克尔在集中营对自己曾经是“医生”的身份从不隐瞒，所以除了苦力以外，也经常被拉去处理一些卫生和病患。有一次，集中营的主任医师问弗兰克尔是否愿意去另外一集中营看护伤寒病人，朋友们都强烈反对，因为接触伤寒病人也会让自己更容易死掉。但是弗兰卡尔觉得，他如果因为看护濒死的狱友而死，比毫无意义的干劳工死掉更有意义。
集中营的犯人非常容易因为看不见活着的价值，而在集中营生活得毫无自尊，每天见到身边的人死去，也会以麻木来屏蔽内在的巨大恐惧，所以会渐渐失去人的感情，精神，也失去内在的自由。
你要么屈从于致命的暴力，要么保持自我内在的自由，同时也将决定你是否成为环境的玩物，是否抛弃自由和尊严而变成标准的囚徒
3.幽默感
令人难以置信的，即使在集中营，弗兰克尔也尝试寻找幽默感，他曾经在工地和另外一个囚犯练习幽默感，就是每天编一个关于未来离开集中营后发生的某件好事。
幽默是灵魂保存自我的一件利器。幽默比人性中的其他任何成分更能够使人漠视困苦，从任何困境中超脱出来，哪怕是几秒钟。
还有一次，他们从奥斯维辛被迁往另外一个营地，他们都担心是去往毛特豪斯集中营被处死，但是半路有人发现火车走的不是去毛特豪斯的路线，囚犯们竟然在车厢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4.爱
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且比较敏感的人在集中营会承受更多痛苦，但对内心的伤害也相应会少许多。
在荒凉的环境中，人们不能畅所欲言，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忍受痛苦，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去忍受，可以通过回忆爱人的形象获得满足。
弗兰克尔常常在遭受肉体的创伤与苦痛的时候，在内心想象与他的妻子微笑的对话，来保护他精神与内心不受伤害。
5.即使身处苦难，也向他人传递希望与意义
人与人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我们只是“独善其身”，那最终我们还是会被我们的环境吞噬。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愿意影响身边的人，而他又将这份善意传递到下一个人，整个群体的氛围都有可能被我们激活。
我想，这也是我们古人说，不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
有一次，在一个糟糕的日子，房间的灯也灭了，所有的狱友都情绪低落。弗兰克尔站起来，先是念叨哪怕最琐屑的好事，他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有希望。不管经受多大的苦难，将来都是一笔财富。他甚至引用了尼采的话“那些没有杀死我的，将让我更强大”。
他说，即使活下去的机会只有20分之一，也不要放弃希望。没准战争会出现转机，没准我们会被分配到条件比较好的苦工上去。
他说，总有人在眷顾着我们，也许是朋友，妻子，活着，或者死去的人，甚至是上帝。他们希望我们骄傲的面对困难。即使我们死去，那个牺牲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牺牲可能换取了别人活着的机会。
当灯再次亮起时，狱友们蹒跚走来，眼含泪水，充满感激。
弗兰克尔相信，只要你努力寻找，即使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也有意义。
弗兰克尔带给疫情中的我们的启示
虽然弗兰克尔这本书写于74年以前，他所遭遇的苦难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也已经无法想象，不过如果连身处纳粹集中营里的弗兰克尔都能活出积极的希望与内在的自由，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活在对环境的抱怨里而无法自拔呢？
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内心曾经有这样的消极信念 ，比如，“我什么也做不了”，“这是天灾人祸，我们只能等”，“这又不是我的责任，他们不尽责，我能怎么样”，“真倒霉，怎么偏偏让我遇上这样的事情，要是...就好了”，感受一下这样的信念是如何将力量从我们身体里带走的。
在这场疫情带给我们的逆境当中，那些带给我们力量和勇气的故事的主角，他们几乎都活出了弗兰克尔带给我们的启示：不管是用“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给我们加油的日本友人；在方舱医院穿着防护服臃肿得如同大白一样，带领大家跳舞的医护人员；为了有意义的活着而选择逆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医院隔窗掌心相对的那对当医生的妻子和当警察的丈夫；那些为了点亮他人希望与积极信念的心理工作者和教练们，等等等等。
他们没有选择止步于恐惧，没有选择止步于抱怨，没有选择止步于指责，没有选择止步于争吵。
我们希望岁月静好，不过即便世事无常，只要我们拥有内在的积极信念，安于不安，那我们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活出生命的意义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