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
元曲是怎样一种文学体裁？
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里面的“元曲”就是指元代的散曲和杂剧。散曲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歌词；杂剧则是民间传统戏曲的一种，相当于今天的歌舞剧，之所以说它“杂”，
是因为这种剧种将歌舞、音乐、唱白、杂技等各种样式融合在一起，至于人物，则用旦、末、净、丑来区分女主角、男主角、男配角及其他角色。杂剧在北宋晚期初步形成，于元朝时成熟并达到鼎盛。
一般来说，一本元杂剧分为四折，一折就是一场戏的意思，四折就是四场戏，是按照剧情起承转合的规律划分的，四折之外再加一个楔子，相当于引言或者剧情过渡。一般说来，一部杂剧就是一本，但也有一些作品超出一本，
比如我们今天讲的《西厢记》，全剧就一共有五本，每本下面再分列四折，所以一共加起来就二十折。
为什么是“西厢”
为什么安排他们住西厢？这和中国文化中的特殊观念有关。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都是坐北朝南，面向南方时，方位是左东右西，这跟我们现在通用的方位观念是相反的。而根据男左女右的原则，女性家眷通常就要住在右手边的西厢里。
古代女性常常是在“西楼”出现，如李清照就有词句是“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而东厢房是男性或家长居住、议事的地方，“东床快婿”说的就是王羲之在东床上坦腹高卧，宋代还有“东窗事发”的典故，这里的东床、东窗，都意味着中国宅院里男性的居处。
连住所的空间等级制度尚且如此严格，那日常举止的规矩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此又涉及到这个故事的第二个关键点：即，它发生在一所寺庙里。在礼法制度森严的时代，寺庙是女性能迈出闺门游玩的极少数的地方之一，在《西厢记》中，
也正是因为崔莺莺带着红娘去佛殿上游逛，才遇到了到此观光的张生，两人一见钟情。
《西厢记》为什么受到古代中国人的欢迎？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戏剧最有价值的地方，严格说起来并不是艺术层面上的，而在于它的道德情感。基于古代故事和传统的古典戏曲，更富有戏剧性，也更激动人心。”
具体来说，正是在古代中国未婚异性受到严格约束的特殊社会文化氛围中，《西厢记》这样的才子佳人故事，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中国古代儒家社会的婚姻基于家族制原则，
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禁止异性之间私相恋爱的，而爱情也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从《孔雀东南飞》和梁祝传说开始，中国文学中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就是：两个人真心相爱，却不能容于当时的婚姻礼俗。
这种自发的爱情与礼教之下的婚姻制度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情形，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容易调动人们的情感。
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模式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正是《西厢记》奠定这一文学题材和套路。在《西厢记》之后，明清时代出现了很多这样才子佳人私下定情、被家长阻止，最终书生金榜题名后皆大欢喜的故事，在白话小说集“三言二拍”里尤其多，
例如《醒世恒言》里的一篇《吴衙内邻舟赴约》中，吴公子与贺小姐私会，本来家长震怒，但吴公子最后中了进士，障碍消除，于是夫荣妻贵，满门幸福。作为一部经典，《西厢记》既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潜在心理，同时又激发了很多后来者的效仿。
《西厢记》还有什么文学上的魅力？
王实甫在《西厢记》原本就化用了大量古典诗词，词句优美，意境悠远，加上他本人的创作，有很多语句至今仍流传于中国人的日常口语。比如张生初次见到莺莺时，念念不忘她的“临去秋波那一转”，明代万历年间评论家徐士范在其刊刻的《西厢记》中，
就有批注说：“秋波一句，是一部《西厢》关窍”。莺莺有意于张生，想要有所表示，但是作为相国千金，莺莺又必须不着痕迹。“临去秋波那一转”，让张生已有所感觉，等到莺莺离去，张生回转过来，细细品味这个眼神的含义，两人的姻缘也由此展开。
如果没有“秋波”这一句，那么《西厢记》的爱情故事就无法发展下去了。直到如今，我们现代汉语中还有“秋波一转”的用法。
当然，《西厢记》中最家喻户晓的，还属那一句“叹人间真男女难为知己，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后半句大概在中，国无人不知，可以说，这种美好愿景的寄托，至今仍颇具感染力。
不仅如此，《西厢记》里面还蕴含着中国人对“美”的特殊理解。在中国人看来，美不美，容貌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的精气神，流露在举手投足之间；甚至通过穿衣打扮，就能看出这人是风雅还是俗气。
这与西方那种注重身材、肌肉、黄金分割等美学理念截然不同，西方注重的是“看得见的实体”，目光落在肌肉、几何比例等上面，但中国人对美的感受却落在“看不见的”地方，所谓“精”、“气”、“神”，都是一种神韵，一种难以描摹的气质，因此用的都是写意的笔法。
《西厢记》如何体现了文学体裁的传承和流变？
《西厢记》最早的底本是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本是一个悲剧故事，张生赴京赶考一去不回，后来另娶了他人，对崔莺莺可谓是始乱终弃。王实甫根据这部传奇创作《西厢记》时，保留了基本架构，但是为了表现不同的主旨，做了相当大的改动。
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王实甫所生活的元代，有不同于唐代的社会制度变迁。这种流变，在崔莺莺的形象上也有许多表现，展现出不同时代的女性文化。美国汉学家韩森在《开放的帝国》中曾说，后世戏曲家不断重写张生和莺莺的传奇，
以迎合他们所处时代对于妇女的主流观点。比如，在崔莺莺生活的唐代，女性其实是不缠足的。但是，生活在元代的王实甫却将崔莺莺写成了一个小脚女性。所以，《西厢记》的主人公崔莺莺的生活背景虽然是在唐代，但是在王实甫的笔下体现的反而是元代的社会价值，张生和莺莺也是元代人心目中的才子佳人形象。
《西厢记》的接受史如何？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不夸张地说，《西厢记》是明清时代影响最广泛的戏剧经典。晚明的《金瓶梅》中出现了非常多的《西厢记》引文，而南戏《牡丹亭》也受到《西厢记》的影响。曹雪芹对《西厢记》也深有研究，而且在《红楼梦》写作中也受到《西厢记》的影响。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小说第二十三回里，提到宝玉和黛玉一起读《西厢记》。
清代人对于戏曲尤其喜爱，演戏风气盛行，昼夜不绝，结果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导致清朝政府禁止了一些剧目，其中《西厢记》也被当作讲“男女私情”而遭到禁演。
直到现代，《西厢记》又逐渐被视为“反抗封建礼教的纯洁爱情”，并被推崇为古典文学名著。五四之后，恋爱自由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因此现代人看《西厢记》时本就对所谓“闺门失礼”毫不在意，只要两人真心相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爱情执着的莺莺，甚至违抗老夫人的红娘，都受到了热烈赞扬。
可以说，每个时代在看《西厢记》时，其实都投射了自己那个时代的观念，仿佛张生和崔莺莺不是唐代人，而是自己的同时代人。可以说，一个故事也只有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和解读，才能永远流传下去，不断成就它的经典之美。
感悟：描述了美好的爱情故事，对当代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也有了根本性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