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那一轮红月亮》第二十一章泡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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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魏英就读的技校所依附的那家纺织厂便不断传来坏消息,除了有关于工厂领导不断侵吞国有资产的公开秘密而外,大抵就是工厂就业形势在不断地恶化之中。

“听说厂里又要裁员了!”一个胖胖的女生如是说道。这位同学的姑妈在这家工厂上班,因此尽可以组织一些信息确凿的新闻发布会。当然现在的工厂领导是不便于直接裁员的,做法相对“文明”而隐讳:愿意上班的职工须交纳五千元的集资款,不愿上交的则自寻出路。这种所谓的集资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成了员工拿自己的积蓄给自己发放工资。

原本魏英她们应该早早地就进入到这家工厂里实习的,可是每次实习都会被老工人粗暴地阻挡在工厂大门之外,厂里的正式工人都没有班上,哪里轮得到这批乳臭未干的新贩子来抢饭碗呢。

看来在这家工厂上班是不做指望了。即使能够上班也不过沦为被非法集资的对象。尽管如此,班主任老师催逼魏英的学费却紧锣密鼓,一拔接着一拔。魏英心里直发毛,耳朵都听出茧子了:莫非我交了五千元学费还得再交五千元集资款不成,怎么可能嘛?好在自己没有交学费,魏英不无庆幸地想。不过面对严峻的现实她感到自己真的聪明不起来,自己终将只是被愚弄者,她感到自己待在城里的这一线希望是破灭了。

现在魏英不得不直面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回家务农。改革之初魏英所在的农场还是有好几家很红火的企业的,现在则没有一家能够正常生产,也就是说除了回家务农而外是没有一点法子可想的。当然她可以到外面打工,然而自从哥哥越来越杳无音讯之后,魏英也不敢再做这方面的奢望了。

这天,百无聊赖的魏英找到方舟,现在她也只能向方舟哥哥倾吐倾吐满肚子的苦水了。

“现在越是国营企业多的地方经济形势越不好。”听了魏英的叙述方舟如是感叹道,这会儿他却觉得自己的这番空谈并不切合魏英的实际。他其实只是想如实告诉魏英在目前这一阶段并没有什么好的出路可供选择。

“那我可该怎么办?”魏英很是茫然地询问着方舟。面对魏英迷茫而信赖的目光方舟隐隐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奈,偏偏他的脑海却浮现出当初自己对魏征所做的庄严承诺,这种回忆使方舟感到了自己的幼稚。“我什么时候回家去商量商量老头子。”方舟只得如是回答,虽然他自我感觉这并不是一种托辞。

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方舟连夜赶回家里。方舟是那种心里搁不住事的人,有什么事情最好不用过夜就处置妥当。

回到家中,却见农场新任正职党委书记也在他家蹭饭。对父亲来说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自从被排挤出农场的政治圈之后,父亲就一直回避与农场领导干部的正面接触。何况他家的所有经济活动也都发生在农场之外。当农场的经济形势日益陷入绝境的时候,父亲却照旧财源广进,这是很让农场领导干部怦然心动的。这位领导原本可以动用公款请父亲吃上一桌的,不过父亲已改吃政治素餐了,故尔领导不得不直接登门拜访。

到方舟家里的这位书记,农场的现任一把手,曾是区某局的前任局长,按照父亲的说法此番下放到农场只是来镀金的,过渡一下,如果政绩可观则会调回区里荣任副区长。因此这位领导倒确确实实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不过正因为他的这种始终不渝的政绩观,所以说话办事往往会很过格,做出诸多不切实际的事情来。可以说他的远大抱负倒很可能成为引爆当地经济风暴的一颗地雷。

“现在的小日子不好过吧!”父亲不无得意地对领导说道。

“哎,‘风景这边独好!’我兜来转去就你这里还有些起色。现在农场光欠银行的贷款就是七仟多万。”需要说明的这个农场的总人口才不过七仟人,换言之按照农场目前的欠债规模,那些打从娘胎里刚生下来的孩子也都欠着银行一万元的债,这还不算各家各户历年积累的亏欠农场款项。

看来领导并不想在父亲面前打官腔,因为与父亲的旧交尚浅,打官腔是不合时宜的。至于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农场的形势却是另一番“生龙活虎”的景象则是另外的话题了。引人深思的是发生在农场的这种困境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仅就方舟所在的郊区而言欠银行的贷款就高达十个亿,按照全区总人口十万人折算也大致人均欠着一万元的银行贷款。

“我想现在农场要摆脱这种困境,得上朝鲜战场跟美国鬼子拼上一阵。”父亲不禁揶揄道。

“怎么扯到抗美援朝去了?”领导不解地问。

“抗美援朝就是了不起,这可以说是攻防转换最快的一次战争。那时中国的国力是多么弱啊!最初志愿军跟麦克阿瑟斗的时候也就一招,把所有部队呼呼啦啦一下子全部派出去,搞运动战,弄得麦克阿瑟一下傻眼了。不过这一招遇到李奇微就不灵了。李奇微用他的机械化部队死死缠着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出现在哪里,李奇微就追到哪里,我们派出去的部队越多、走得越远,就越是被他剿杀得厉害。从此中国军队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防御战。你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由进攻到防守之间的转换,甚至是一夜之间就得完成这种转换。总之,攻要攻得开,守也要受得住,对不同战争形势都能想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可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呢?七十年代末我们提出引进外国先进设备,由最初设想的几十亿美元一下子扩大到几百亿美元。结果怎么样?当时的中国国力太薄弱了,根本无法承受,国民经济因此发生巨大动荡。饭总得一口一口地吃吧?为什么非得一下子引进这么多?八十年代,提出价格体系改革一步到位,结果怎样?地方各诸侯纷纷跟风而上,导致物价飞涨,经济再次失调。九十年代的这一次更要命,说什么中国发展太慢,要向东南亚学习,东南亚在搞什么:泡沫经济。于是大笔大笔的资金投向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投向房地产,中国经济再度频临崩溃的边缘。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们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可以说和抗美援朝相比,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缺少一种敢于反思的精神,缺少一种大智慧。”

“你说的简直像天书,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领导吃惊地问。

“那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存在不少惰性的,最大的惰性就是回避反思,什么事情都瞒得死死的,结果反倒使我们动辄得咎。有道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都不知道前事到底是什么,结果当然是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永远避免不了。甚至做事后诸葛亮的本事都没有。如果我们还不思悔改,我敢保证同样的错误仍然不可避免,这是中国人的惰性因素所决定的,谁也改变不了,”父亲说道。

“是啊!是啊!”领导颇为无奈地说道,“我确实孤陋寡闻,许多事情只有发展到最后才知道结果。”

“不过我还是得感谢这次的泡沫经济,一方面让那些只知道大手大脚、贪污腐败的人上了台,另一方面也完全割断了我的退路,使得我可以自由自在的施展拳脚,否则我还得苦哈哈地奉承你们这些大爷呢!”父亲不无嘲弄地说道,“我现在是下决心不办企业了,其实像我们农场人均耕地十多亩,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只要领导下决心发展现代农业,农场的日子是很好过的。以前我们常说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现在的情形却是工业在喝农业的血!我们那么多工厂都停在那里,能不侵占农民的利益找农民的麻烦吗?”

“是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办企业。”领导不得不平生第一次正视到这样的一种现实。

“日本那么发达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脱离农业,还得依赖现代农业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虽然日本人的人均耕地要比中国少得多。中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应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通过这种渠道解决部分就业问题,老盘算着发展大工业,最终是自己跟自己拼内耗,不过是好高骛远,贻害无穷。”

农场领导对父亲的如是表述只能保持沉默,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旁观者往往要比当局者清醒得多。至于为什么只有旁观者才是清醒的对中国这样的国度来说却是一种很无奈甚至无法解释的现象。

“我铁了心要当一辈子农民。我就在我的几千亩地里摸爬滚打,不信我不能闯出一片天地来。”——方舟的父亲在与这个区一河之隔的邻县租了一千多亩地,投入巨资办起了养殖基地。之所以在邻县投资倒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只不过这里的地租相对便宜得多,虽然两地仅只是一河之隔,地租却悬殊极大。

听着父亲的奇谈怪论,领导不由得一阵苦笑:“你倒是能够‘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像神仙一样优哉游哉,有没有想过要回农场发展啊!”

“我倒是想啊,不过农场这么高的地租,我哪里承担得起。”父亲矢口回绝,他知道领导决非仅仅让他回去做农民的,而是寄希望于父亲回农场兴办工厂。在领导的心目中还是只有把工业搞上去,大量的招商引资才能显示其作为和抱负,踏踏实实地让农民过上好日子都不能算作是一项政绩。

领导沉默不语,没喝上几杯酒便灰溜溜地走掉了,此行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倒是听了不少对自己的非议也罢,劝告也罢,总之都是些让他分外刺耳的话语,这些全不在领导的意料之中,让领导很是难堪。

——需要说明的是这位领导在他的最后任期内曾信誓旦旦地宣布决不再兴办任何工厂,但出于政绩的考虑,在他卸任前的最后一年里还是动员广大党员干部集资兴办了该区第一家“股份制”工厂。最终这家工厂没有开一天工便歇菜了。卸任之后他并没有如愿当上副区长,而是仍回原部门继续担任局长一职,如是任命甚至还是他做了诸多政治努力的结果。

“我们农场农民的日子会很不好过的。”领导走后,父亲不由得感叹道,是啊,这么沉重的债务最终总会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生活在这个农场的居民便责无旁贷地成了改革失误的牺牲品。

一直作为旁观者的方舟倒是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将魏英的苦衷如实向父亲作了交待。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办?”父亲没好气地将了儿子一军。

“送佛送到西,好事做到底嘛。”方舟怯怯地说道。

“你是不是想让她做你的媳妇,如果你想让她做你的媳妇,我完全可以把她供起来,像供活菩萨一样。”父亲觉得儿子未免关心过度了,正色道。

方舟不禁呐呐无语,在他看来父亲的话未免太薄情寡意,让他脆弱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她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务农,找个合适的对象把自己嫁出去。你老子我闯了一辈子不还是在家里当农民吗。”父亲最终这样教训着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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