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中的心理学----变形记

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的人生短暂而普通:他生于布拉格，是犹太商人之子，大学期间攻读法律，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三次订婚又先后解除婚约，以至终生未婚。常年疾病缠身，去世时仅41岁。然而他的内心却异常丰富，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饱受痛苦和磨难的孤独的灵魂。其中的变形记就是他内心痛苦的写照。

        变形记讲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一家公司的小职员格里高尔从噩梦中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臭虫。父亲发现后大为恼怒，把他赶回到自己卧室。格里高尔形体虽然变成虫，却依旧有人的意识，只是他无法和家人进行沟通。为了生存，失业在家的父亲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大家越来越厌恶变成臭虫的格里高尔。他最终“怀着对家人的爱和柔情而死”。甩掉这个包袱后，一家三口去旅行，决心开始新生活。

这篇小说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荒谬。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变为某种动物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中外文学史上，人变成动物的作品数不胜数，比如，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曾变为天鹅和牛，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也称《变形记》)讲述了一个人变驴子又变回人的故事；中国古代典籍的《山海经》，小说《搜神记》、《聊斋志异》、《子不语》等书中都有类似情节。变形记与它们相比，荒谬的地方是，它没有交代为什么主人公会变成虫，主人公也没有想如何变回人:似乎主人公一直都是一只披着人皮的臭虫，不配为人。而他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一直掩饰着自己，最后还是不小心被人发现了他的本来面目！更荒谬的是，他的家人一直没有想格里高尔为何会变形，又该怎样变回来！没有失去亲人的悲痛！仿佛在他们心里，格里高尔早就不是人了！

        有的人从这个故事里看出了存在的荒谬、人性的异化、亲情的脆弱、沟通的不可能、

审父情结，我看到的则是格里高尔因为无私而导致的人格分裂的悲剧。

        人先是一个个，然后才是一群群。如果个体不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生活目标，是极其容易迷茫的。

       格里高尔对家人有一种病态的付出心理:他

为帮父母还债，只得从事不喜欢的工作，为了妹妹能上音乐学院而奔波劳累。他把自己视作是家里的顶梁柱。实际上呢？他的能力对他和他的家人都是巨大的负担。他在收入不错的时候为家人准备了一套大公寓，但家里人却觉得“不够实用”。尚未衰老的父亲因为他无所事事。他即使回到家里也会像工作时那样锁好房门，下意识忽略了家人。人们谴责家人对他态度冷漠，很容易忽视，正是格里高利的过分付出塑造了这个冷漠的家庭。中国有句俗语“斗米恩，石米仇”，我的理解是，过多的帮助是对受帮助者的能力否定，潜台词就是“你不行，只有依靠我你才能生活。”病态利他的人往往是最自私的，他们看不到别人的真实需要。格里高尔努力工作为父母还债，却买了一套大公寓，这未必是关心家人——他们觉得房子小一些没关系，更像一种炫耀:看，我多关心你们，辛苦赚钱为你们准备了这么好的公寓！他一直抱怨自己的工作，但他没有想过并不衰老的父亲因为无所事事而多么痛苦！事实上，在他变形后，父亲马上谋得一份差事，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他喜欢古典音乐，就执着的让小妹练习小提琴，一心送她进音乐学院，实际上妹妹的小提琴拉得并不好。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变形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家人如何看待他，而是想如何才能保住工作。父亲也抱怨他“只知道操心公事”。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台工作机器，难怪家人只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

       前面说， 格里高尔的悲剧，是人格分裂的结果，他一味利他，导致缺乏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他从没有为自己而活，只有变成臭虫，才能摆脱家事的烦累而不受责难。只有在臭虫的躯体里，他的自我才有存在感。

       格里高尔是个悲剧，卡夫卡的人生同样如此。这是一个缺乏自我认同感的人。他说:“我从未有过一次，打从心底里相信自己是活着的。你知道道吗，周遭的事情我一点都抓不住，总觉得，一下明明在那，一转眼又不见了。”

       所谓自我认同，埃里克森的定义是“强化自体性与持续性的主观意识。”自我认同的关键是对身体的认同。然而有的人认为身体只是真实自我的附件，不在自我认同范围内。这样的人大多厌弃自己的身体。卡夫卡曾经说:“我最大的障碍就是身体状况，这种身体，做什么事都不成，我还不得不习惯它一辈子。”在写到自己身体时，经常是写一个完全与他无关的物体。其实，卡夫卡热爱运动，游泳、划船、跑步样样都行。他对身我的不认同，更多是心理因素。卡夫卡出生未久，就到父亲店里帮忙，母子难得一见。还有频繁的搬家，两个弟弟的夭折加剧了他内心的不安。父亲对他专断的态度同样给他敏感的心灵造成了损害。在《致父亲的信》里，他说:

      世界分成三个部分:一是给我这个奴隶住的，活在专为我而设的法律之下，但我总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动辄得咎；二是你在的世界，你在乎的是统治；第三个世界里，人们快乐的活着，没有法律，也没有人管。只有我，服从你的命令固然卑贱，不服从，同样卑贱，因为我反抗也没有用。

         写作之于他，是一种生存手段。它是一种形式的沟通，同时也是某种隔离。他借此获得自我认同。唯有写作，他才能成为自己。他一生都在自我否定，但又是个勇往直前、不肯妥协的人。既然命中注定，他就绝不逃避，而是去发现真我。曾经有笔记学家给他的字鉴定，说他有艺术天分。卡夫卡不以为然:“什么艺术天分，大错特错！我连文学天分都没有，顶多只是个文学的产物，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