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洪昇的《长生殿》名动大江南北，但是，对他的“天上人间、从古至今、第一件称心如意的事”的悲剧诠释，不以为然者，也大有人在。
莫唱当年长恨歌，
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
泪比长生殿上多。
说来也巧，这首诗的作者还是洪昇同乡，钱塘人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据考证，袁枚的家就在杭州城站附近的葵巷。
洪昇出身名门，袁枚出身贫寒，但与洪昇的屡试不第相比，袁枚就称得上是少年得志了。
可以说，同为舞文弄墨的文人，洪昇一生重负坎坷，而袁枚大半生却是自在优游。
袁枚二十四岁中进士，后入翰林，接着就是为官的生涯。先后在溧水，沐阳、江宁等地任知县。
乾隆十三年，袁枚给上司打了一张辞职报告，在南京小仓山修了一座“随园”。从此，定居江宁。
在这里他广交名士，吟诗作文，什么功名利禄与己不再相干。
是时，袁枚才三十二岁，隐退官场正值盛年，有如此性情者，世上能有几何？
袁枚活跃诗坛六十余年，现存的还有四千余首。袁枚卓尔不群的性情，必然会表现在他的诗文中，他曾这样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断言“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
作为乾隆年间诗坛的领军人物之一，袁枚独创性灵派。
对于袁枚诗歌的艺术成就不在这儿讨论了，我只讲一个袁枚的小故事，也许对我们理解性灵派的诗风会有所裨益。
袁枚曾这样给自己画像：“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
有这么多的嗜好，但他觉得书是自己最喜爱的。所以又说：“色宜少年，食宜饥，友宜同志，游宜晴明，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过是欲少味矣。书之为物，少壮、老病、饥寒、风雨、无勿宜也，而其事又无尽，故胜也。”
袁枚说得很分明，既然书的天地有如此之大，当然最钟情的，就莫过于书了。
读书人嘛，不爱书，还算是读书人吗？
但，袁枚年少爱书却买不起书，常常是把书借来后，自已再抄一遍。以后，做了官，吃穿不愁，又有余钱，便时常去买一些好书，书买来后又筑以爱巢，这就是他名为“所好轩”的藏书楼。
有句话，你也一定听说过，“枪是战士第二生命”。
那么书呢？
书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是读书人的全部生命。于是，有借书如借命之说。
袁枚嗜书，但是，他嗜书又有别于他人。
乾隆年间，朝廷向民间征书，袁枚积极响应，连许多珍稀善本都捐了。这还不算，接着他又向亲朋好友送了一大批书。
这一来，他多年的藏书散之十之六七。有人看不懂了，读书人有嫌书多的吗？
对这个问题，袁枚回答简明且有哲理。
他言道，天下之物，有分必有合，有聚必有散，书也亦然。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他的这些心爱之物与其让不懂书的子孙无谓丢失，还不如在自已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些书有个更好的归宿。这样做，有益于国家，也有惠于亲朋好友，国家和这些受惠的人都还感激我，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话虽如此，但一旦与朝夕相处的书籍告别，如挚友挥手，不免也是难舍难分。于是，他又夜以继日，将这些书又细读一遍，重要之处，还要作一下笔记。这样，书虽不再归袁枚所有，但也只是“形”去“神”留。
袁枚所作所为，比起“借书如借命”的人来说，是潇洒多了。但要让人叹服十分，也恐怕未必。因为，能做到这一步的，古有之，今也有之，不足为奇。
袁枚就是袁枚，不妨再听一听他的高见。
“寡者，众之所宗也。圣贤之学，未有不以返约为功者。良田千畦，食者几何耶？广厦万区，居者几何耶？”
爱书者，坐拥书城，是一种享受。但袁枚却认为书太多了，有时反而淹没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千亩良田，你能吃几口呢？万间广厦，你能住几间呢？
精华总是浓缩的。
所以，袁枚觉得，藏书多而杂，不如少而精，博览群书又由博返约。只有真正的大家，才能得出这种“一览众山小”的感悟。
什么才是“少而精”呢？
要行动了，书僮向袁枚请示，先生要留哪些书啊？
袁枚说：天下书只有两种。一种关乎著作；一种关乎考据。前者数千绰绰有余，后者数万远远不够。
这又是为何？
袁枚认为，著书立说，乃作者之创见，别人的书看多了，思路反而芜杂不清；文章考据，繁琐而细致，论证所用资料多多益善。
做学问的人，既要著书又要考据。要做好都不容易。
著书海阔天空，纵横排阖，要的是才华和灵气；考据循规蹈矩，不偏不倚，要的是准确和严密。前者不能有一丝雷同；后者不能越雷池半步。
但若两者相较，袁枚以为，当然是著书更重要，也更可贵。
理由很简单，没有原创，何来考据呢？
袁枚看来，读书人不应该穷经皓首咬文嚼字，一头钻进故纸堆，泯灭了真正可宝贵的人的性灵。因此，在当时盛行的考据风中，袁枚更显得高蹈独步，超尘拔俗。
就拿读书来说，袁枚最窃慕的是像诸葛亮“读书但观大略”的畅达；像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的大气。
袁枚心头的“性灵”，实在是神仙般的境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