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生是一位扎着一个小辫子，年近6旬左右的先生，上海人，工作在南京。颇有几分艺术家气息，我们叫他张老师。
初识张老师，是我在河南出差的一个下午。当时他来电说很久之前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案件，我给了他回复，但是案件许久未决，于是打算委托律师，看我和他儿子一个学校，就决定选我了。我们在微信上确认了委托后，很快就走了合同和付款流程。
这个案件发生在2017年的浙江嘉兴，当时房价正处上行期，张老师在各种新闻上察觉到嘉兴房产值得购买，于是前往嘉兴看房，但当时的楼盘没有满意的房子，在中介的带领下，又去到了另一个楼盘，看中了一套现房别墅，打算买来用来给上海八十多岁的父母养老，并把大姐接过来，自己刚好也退休了，一起在这里生活。在中介的指引下，当天就和中介公司签订了意向合同支付定金，并分多次转账至中介和开发商账户，但并没有和开发商签订合同。
想着接下来进行网签，没想到却变成了遥遥无期。
开发商置之不理，中介公司也退场没了踪影，只剩下最初联系的中介，但他只是一个房源转介绍人，从法律上并不是直接的责任方。
着手起诉，保全失败，被告失联，证据不足，无奈败诉。
接手后，我们试图用一个案件全盘解决，至少能够让他们出现，大家可以见面商议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我们在不动产所在地，即嘉兴秀洲区人民法院起诉了，被告是开发商、中介公司、中介公司的关联公司，诉讼请求是要求返还房款和赔偿损失，起诉时房价已经大涨，确定这样的起诉方案是想让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同时我们诉前保全了开发商的账户资产，却得知账户分文没有。
结果如预想中一样，中介公司和中介公司的关联公司继续失联，开发商签收了诉讼材料，这让我们些许安慰。终于等来了开庭，开发商随便找了一位公司的管理人员到庭，没带任何手续，但是他表示房子确实买了因为抵押办不了网签，法院并没有让其努力联系公司补办手续，而是这个案件就缺席开庭了，加上另外两个被告失联需要公告，经过了几个月的审理期限，时间确实有点久了，张老师的爱人联系到我，问什么时候案件可以结束，他的儿子等着这个钱出去读书。
多次催促法院，结果是我们因没有和开发商直接签订合同，中介未到场说明他们的销售代理关系，所以证据不足，不认为构成买卖合同关系，驳回起诉。
这个判决我认为有很大问题，法院心里非常清楚我们属于购房关系，但却教条主义、机械主义，没有主动去调查实情，至于原因，我暂且保留意见。
我相信你，你帮我上诉吧。
真金白银付出去了，房子也是这涉案房屋的销售大厅购买，我们认为，从一个普通人最朴素的价值观上讲，这是不公平的，必须要解决，一定可以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我们和张老师开始商议下一步的事情，张老师说，其他业主建议我委托当地律师，但我相信你，你帮我上诉吧，费用另算。一般来说，如果一审败诉，二审换律师的概率非常大，但张老师没有一句埋怨，这一句我相信你，给了我太多动力，甚至激发了一名律师在解决问题时的无限潜能。
不依赖诉讼，部门投诉，实地走访，找寻更优方案
只靠上诉，一方面时间周期太长，另一方面二审改判概率很小，同时二审也是一笔不小的诉讼费用，如果这时候再去以不当得利重新起诉，虽然胜诉概率大，但一样面临以上问题。另外经查询开发商已列入失信人，法人被限高消费，即便胜诉，也不一定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似乎眼下的问题不能过于依赖诉讼了。
我们开始频繁往返嘉兴，去小区里打听，挨家挨户以邻居身份去了解情况。原来有问题的不止我们一家，这个小区的房子都是在有抵押的情况下卖出，有些本地人通过亲朋好友的关系已联系到开发商办理了赎房和过户，但是像我们这种外地人，也只能通过诉讼解决，可这又对官司缠身的开发商并不能形成什么压力，物业更是说，听说开发商已经要破产了。
既然来了，总不能白来。我们这每一家别墅的门口上都贴了我们的联系方式，试图联合同小区业主共同维权，然后就先离开了。
这次到访听到的似乎都称不上什么好消息，但看到的给了我们一些启发，我们发现在涉案的别墅区里，依然存在着多处空荡荡的毛坯别墅，我们在现场留的联系方式，也有业主开始联系我们。
从嘉兴回到上海后我们定了几个方向，一个是通过诉讼的司法手段继续进行维权，一个是向住建局投诉采用行政方式作为补充。
于是又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路，区住建局的电话两三天打一次，工作人员始终对我们很客气，说帮忙协调一下。开发商开始了“两个月“的“骗局“，每次开发商都承诺再给两个月就可以把钱还回来，但最终只在春节的时候以“慰问金“的方式””给付了2万元。我们和张老师这时对开发商彻底没有耐心和信任了。我们向住建局提出签订书面协议并要求违约金的方案，开发商迫于压力，第一次和我们见面处理，委托了律师和我们草拟并签订了协议，再次约定了两个月的期限及违约金。
暗访中介，火速查封，迎来扭转
两个月到了，等来的依然是违约。开发商又想拿“两个月”拖，手上已有了书面证据，上次的材料足以保障我们的利益，相比之前诉讼有了底气，同时邻居那边传来消息，开发商又开始销售房子了，保险起见，我们联系到了销售房屋的中介，以“买房者”的身份进行了暗访，得到的消息是，我们之前想要购买的房子已经卖掉，但是该小区还有6套房子在售，我们向其询问了在售的楼牌号。
得到消息后，我们立刻依据上次签订的书面材料向南湖区法院提起了诉讼，同时申请了调查令，持调查令向不动产中心调取了房屋的权属和抵押状况，很顺利，6套房子都被成功保全了。
至此，事情发生已经近3年，张老师的妈妈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已经变成了九十岁。
房子保全后，案件终于有了实质进展，开发商终于开始反复联系我们协商解决方案。我们也正式进入了主动期。
最后，案件以和解方式结束了，开发商答应赔付我们两套商铺和部分现金，去办过户的那天，张老师的母亲患了脑癌，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意识，刚从医院接回家，所以张老师才得以出来。我让团队律师陪张老师去了趟嘉兴，事情办的很顺利，拿到两个红本本的时候，我发了个朋友圈说，比自己拿到房子还开心。
这个案件接手两年多，总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有人说，因为当事人太富有，所以不在意这个小事情所以对律师不施加压力，也有人会觉得，我是为了律师费而不懈努力。事实上，张老师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孩子需要去日本留学，妻子患了乳腺癌，母亲得了脑癌，而他也退休了，无奈卖掉了房子。张老师的妻子说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我说都是应该做的。她说，你所做的远远大于了你应得的。
我想在我应得和应做之间的，应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同理心吧。3年前这是一个孝顺的儿子给八旬老母亲置办的养老房，他期待着退休后的天伦之乐。而3年后，他说，不需要了，我只想多拿现金给母亲看病。人的一生，尤其是进入老年后，3年显得那么短暂，又似乎格外漫长，足以让一个健康的老人失去正常意识。
我感慨着这个案件里的各种见证，有难过，有无奈，有无力，更有遗憾。作为律师，我想告诉更多的普通人，买房交易中，一定不要被中介操盘和选择无条件信任，相对保护买方权益，他们往往更在意撮合结果。任何情况下，书面的内容都更有保障，如果无法识别，那就找大品牌中介或者找律师全程陪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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