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80年代，马克思主义典型趋于成熟，典型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提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的论述阐明了塑造典型的基本要求：第一，典型应该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属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定范畴；第二，注意细节真实，是典型塑造的显著标志；第三，典型只有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意义上才能成立，也就是说，只有达到环境中的典型性有机统一时。这个人物形象才能成为典型。
《文学理论中》有阐述了文学典型的美学特征有以下特征：1.文学典型具有显现出特征的性格；2.文学典型具有显示生命斑斓色彩的性格；3.文学典型具有显示灵魂深度的性格。
《陆犯焉识》严歌苓创作的长篇小说，后由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归来》。在该书中，严歌苓将知识分子的命运置放在20世纪中国历史和政治变迁这个大背景上，写出了一曲政治与历史夹缝中的人生悲歌。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人生悲剧表面上是源于对自身所处时代、政治的误读，但本质上是源于个体精神的独立及对自由的坚定追求。陆焉识悲剧的人生，演绎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奈，以及知识分子在政治和苦难的困囚驯化中的精神抗争、蜕变、坚持。
文学典型具有显现出特征的性格，《陆犯焉识》中的陆焉识是当时知识份子中的一员，作为中国当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事件，“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不可估量，这一群体不仅经受着身体等考验，更面对着坚守等精神甚至是信仰层面的煎熬，这一处境是他们必须面对而又无可遁逃。也正基于此，“压抑”和“伤痕”成了“文革”题材影片和文学作品共同的特征。有些人沉溺于这种悲苦和压制中不能自拔，比如《青春期》的张贤亮 ；有些人试图从这些伤痕记忆中思考未来和出路，比如冯骥才和王蒙。在小说《陆犯焉识》中，严歌苓则将情节紧扣在家庭故事上，将核心主题直接瞄准人性，通过对陆焉识遭受磨难、隐忍而又不失温情的生活状况的描写，塑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普通知识分子的形象。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着“隐忍”的传统的，甚至有学者指出，在经过中国文化长久浸润后，“隐忍”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翻开中国古代史，充斥着一个个以“隐忍”而成就功名的范本。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忍胯下之辱、司马迁受宫刑之痛等等，仍是当今时代进入励志课堂教育的经典范本。但对这些故事的核心精神进行考量后不难发现，“隐忍”不是退守、不是放弃，而是更深层次的坚持与守望。因此，张艺谋在《归来》中塑造陆焉识的形象时，首先烙上的便是知识分子的“隐忍”特质。陆焉识的“隐忍”首先在于对自我遭遇表现出的理性接纳。受人尊重的地位一夕间倾塌，夫妻不能相见，女儿背叛出卖，他为了与自己的亲人见上一面，甚至成了“过街老鼠”般的逃犯。为了自己所谓的前途，儿子冯子烨成了告密者，致使夫妻俩在相聚路上多了一层阻碍 ；儿子成功告密却终究还是落到下乡教书的地步 ；甚至因为自己的流放，妻子冯婉喻还被迫做了戴同志六个小时的情妇 ；终于熬到平反归家，却因为妻子的失忆而无家可归……陆焉识的经历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遭遇的缩影，而其悲苦的形象也极具时代特征。生活的悲苦可以忍受，精神的摧残与戕害却不是咬咬牙、挺一挺就能过去的。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变故，陆焉识除了因思念家人而偷跑回家，不再有任何其他出格的反抗行为。即便是这样的逃跑，也完全控制在理性克制的情绪之下。陆焉识的“隐忍”还在于理性接纳后的高贵宽恕。
面对着儿子冯子烨曾经的举报，陆焉识用沉默回应着“我知道”；在得知儿子一家对于这个老囚犯的态度，焉识也是用自己的行动在默默接受，接受他们的不孝顺，接受他们迟到好十几年的控诉。
文学典型具有显示生命斑斓色彩的性格，因追求言论自由而获罪，中年时期到荒漠服刑以后，陆焉识像沙漠中的植物“骆驼刺”一样英气内敛、不事张扬，又富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陆焉识在大荒草漠却是一个麻木木讷还有些口吃的“老几”，“从他陪绑杀场到现在，从来没人怀疑过陆焉识的口吃是一场演出”，正因为他善于韬光养晦，才能在艰苦恶劣的大漠荒原监房中生活二十八年。他开始来时番号是2868，“每死一批犯人，就会重新编一次番号。五个月后变成 1564 号，三年过去，已经变成 278 号”。陆焉识成为一个生命传奇，当大漠严寒、饥荒和劳累不断吞噬大批囚犯生命的时候，他却似一棵极富生命力的沙漠骆驼刺，顽强而坚韧地生存着。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场域和年代，同其他囚犯的物质诉求不同（如梁葫芦要偷吃馒头，张狱友想方设法弄来一根东海烟），支配陆焉识生存和行动的一直是他精神上的诉求。盲写是陆焉识的过人技能，在大荒原中他在脑中完成了三部书稿。女儿冯丹珏是一个生物学博士。去看女儿在其中出现几分钟的科教片是陆焉识在大荒草漠产生的第一个愿望。为了去看这场电影，陆不惜贿赂干部 ；不惜残忍地窝藏梁葫芦用生命换来的欧米茄手表；不惜在雪地里跋涉五六公里。在他艰难地实现了第一个愿望后，他的第二个愿望是在归队之后住院的诊所产生的，他想“跑到婉瑜面前，跟她说，我和你发生了一场误会”，“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他认识到了婉喻的可贵，尽管这种认识是错位的，它迟到了很多年，但认识的“错位”并没有阻碍他行为上的不断“逃离”。从青海的西宁到上海，跨越半个中国，吃草根，和雪水，和狼斗争，挑战一个人生命的底限也要见到冯婉喻一面。
文学典型具有显示灵魂深度的性格，一个饱经政治磨难的聪明人，同时也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浸透颇深的人。回归日常生活之后，对于家人他秉持一如既往的关爱与责任。先是耐心地照顾生病的冯婉瑜，为儿女操持家务。婉喻故去之后，也尽力在经济和生活上帮助儿女。但他做的这些并没获得儿子的理解和晚年生活的安逸。相反，儿子与女婿都在生存空间上排挤着他。“死了的骆驼刺一蓬一蓬地翱翔，成了巨型蒲公英。”它的种子和蒲公英一样落到哪里都会生根发芽。晚年的陆焉识作为一个回归者，也像一颗骆驼刺的种子一样，在原有的生活中找不到自己适合的位置，成为一个“多余人”，只能默默离开曾生活过的家园，离开在内心深处渐行渐远的亲人，飘往异地他乡。正像陆焉识这三个字所象征的那样，“怎能知道，怎能认识”，由此可见，严歌苓对于人间温情的消解已经触及到家庭——这一人类精神栖居的最后港湾，在儿子冯子烨对父亲的一系列态度中，亲情的光环在黯然失色，自身利益的魔杖在驱使着冯子烨不断以语言和行为
伤害着无声的父亲。政治叙事催生的人性的恶化在消解着家庭伦理，延续着老人的人生悲剧。
综上所述，从人物形象塑造的层面看，陆焉识性格充满中西文化交融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他身上既有对民主和自由的张扬，也暗含着中式的爱情观和忍辱负重的传统观念。同时作者又为富有人格魅力的人物形象提供了广阔的时空维度，“空间与时代在错综复杂的纠葛中形成的互为表征、互为生产的镜像关系，也为严歌苓把握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发展脉络提供了独特视域”，使得这样一个出入于上流社会的陆焉识，在非常时期在大荒草漠中当囚犯、下黑号子也能生存下来，可见对于人性张力的深入开掘是从时空环境的变换更迭中实现的。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人性的复杂和深度也随之呈现出来。从故事层面来看，陆焉识形象的塑造也体现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审美理想，使小说文化历史批判的主题更加深入，同时艺术形象既具有符合生活逻辑的整体真实，又增加了传奇性细节描写 ；既符合人情常态，又包涵人性的复杂。这使小说更有可读性，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共振着人物命运的翻涌跌宕。所以说，陆焉识不只是一个人，更是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