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我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朱家大院子”，是一个层层围绕着已废弃的朱氏祠堂修建的几十户人家的院落。这些黄泥夯实为墙、稻草为顶盖的房子参差错落的掩映在大山脚下的翠竹林其中。
祠堂前面有一块空地，铺着大大小小的青石板。那是孩子们的天堂，得空了他们就三五一群的在一起打沙包、跳绳、还有抓籽，这是一种现在已经基本见不到的游戏，却是那会女孩子们的最爱——把七八个玉米籽用针线穿成一圈，为一个籽，十来个籽放在地上，抛起一个籽，迅速抓起地上一个籽再把空中落下来的籽接住，还能升级，一次抛两个籽、三个籽，谁玩到的级别越高，谁赢的同伴的掌声与喝彩就越多。这活动是我的强项，因为它考验的是人的手脑眼的灵活性。男孩子们就爱玩滚铁环、打板、“打嘟嘟”——一条腿独立，另外一条腿屈起，用膝盖去冲撞别人，倒者为输。大人们就端着各自的碗，蹲在祠堂前面的屋檐下，悠闲的砸吧着碗里的玉米红薯糊糊，有一搭没一搭的冲壳子（吹牛、唠嗑）。
这些低矮破旧的草房，有一间属于我的家。堂屋的正中间的墙上设有一个神龛，贴着张红纸，上书“朱氏宗亲，天地君亲师”。神龛上点着一盏清油灯，许多年父母一直坚持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家里还特别信奉土地公公，那是大院子道旁崖边的一个小破洞，不知道谁在里面放了一尊泥塑像，已经看不清眉目。但凡家里有事，母亲就喜欢来这简易的土地洞前烧些香蜡纸钱祈福。她平时还喜欢跟那些自称庙里尼姑弟子的“仙娘婆”结交，家里孩子生病或者遇事不顺，除了在神像前面祈福，就是去找仙娘婆“打主意”，这许多年也不知被骗了多少钱。
母亲身材虽矮小（只有一米四几），但长得浓眉大眼，强势泼辣，平时喜欢骂骂叨叨，啥话落在她嘴里，准是带日带妈的，骂孩子一贯是“短命娃娃”起势。父亲平时沉默寡言，在家庭重大决定中却从来说一不二，有很强的威望，是当时生产队的会计，人们都叫他“朱会计”。他平素喜欢蹲在家里堂屋的门槛上，卷上几截旱烟叶，美滋滋的吞云吐雾。
家中还有一个祖母，父亲是她的大儿子，还有一个小叔死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所以祖母成了烈士家属，每月可以领到一部分抚恤金，靠着这笔钱，祖母日常生活过得优越，每次父亲给她领了抚恤金，就买些猪肉、猪蹄，专门给她改善生活。要是祖母开心，孩子们也能尝到一丝肉味。祖母很勤快，也许是常开小灶的缘故，身体一直硬朗，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挑水健步如飞，八十多岁眼睛也还清亮，能穿针引线，也算是很了不起了。她的脚以前裹过小脚，后来遇到赶上新政策又废弃了，但脚趾还有些畸形。
祖母把父亲替她买来猪蹄子，在瓦罐里用炭火煨得软软糯糯的，要是能在孩子们艳羡的目光中，幸运的能分到一块，就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母亲在结婚后好几年才有了我大姐，作为母亲能生育的证明，自然是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在那个许多人还缺吃少穿的年代，居然可以一直上学到初中，毕业后还在大队的幼儿园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也算是福气不小。
我出生后，他们一看还是个丫头片子，顿时冷了心，从此家了添了一个谁都可以使唤的丫鬟。母亲一共生育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母亲的薄凉并不是藏得很深。祖母说我两三岁的时候得了水痘，发烧好几天，各种土办法都用尽也不见好转，母亲见我奄奄一息的样子，就用一个破旧背篓装上稻草、破棉絮，把我放在里面，丢在屋檐下，任我自生至灭。意思是死家里不吉利，幸运的是我虽然我在屋檐下呆了一晚，第二天还没死，幸得祖母庇护，把我捡了回去，但是母亲无休止的打骂与繁重的农活伴随我长大。
我是个左撇子，吃饭、干活都习惯用左手，写字因为父亲的严厉教育，终于习惯了右手。右手是一个断掌，他们说断掌的女人命不好，又是属马的，所以注定一辈子劳苦。
每天清晨天不亮，我要出去捡一捆柴火、割一背篼草（用来堆肥）交到生产队换取工分后才能去上学。即便这样，我也只断断续续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我本是老师的引以为豪的学生之一，虽然时常要忙于家里的活计不得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参加学习，成但绩仍一直保持在优异水平，这次却因为三妹的出水痘要离开校园。“秦老师，我妈说让我回去带妹妹，明年等妹妹大点就可以来上学了”。班主任秦老师却语重心长的说：“今年你可以带妹妹，明年就可以下地干活了……”果不其然，我从此与书本绝了缘。因为我母亲要带弟妹长期在家，父亲又是生产队的会计，大姐要上学，弟弟妹妹们还小，家里挣工分的大任我也得挑起一头。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顿顿只能吃些煮红薯，为数不多的米粒要留给弟弟吃。偶有煮面条也是件奢侈事，虽然是“连麸面”，因含麦麸，面条整体呈褐色，煮的时候没什么美味的肉酱蔬菜来搭配，但在当时也是为数不多的美食之一。
母亲把面挑到碗里的时候，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围着一口烧得滚开的大铁锅，瞪大眼睛看着锅里上下翻滚的面条，生怕少了自己那份。第一碗照例是给祖母的，第二碗是给父亲的，第三碗是给弟弟的……总是最后才轮到我，因为大的孩子受重视，小的孩子要受照顾，所谓老二，就是这样一个爹不亲娘不爱的位置。
大姐总是强势的，每次要在面条里放很多辣椒，“唉！好辣！”大姐一般呼哧哧的扇着嘴巴，一边拿着筷子眼疾手快的从我碗里抢去一夹面，意为减淡碗里的辣味。“妈，大姐抢我面条！”“谁让你吃得慢！”母亲并不会为我“讨回公道”，几次三番之后，每次吃面我只好第一步把碗里为数不多的面条用牙咬成短截短截，再慢慢“享用”，大姐只好露出厌恶的表情。
过生日我们家是有特殊待遇的，弟弟可以吃一个蛋，而我可以选择吃萝卜英晒干后煮的饭，还是厚皮菜煮的饭，仅此而已。大姐一向强势，总爱抢我东西，我也是不怕她的，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是家常便饭。升级到打架斗殴也是常有的事，但她每次都是败给我，大姐就是嗓门大，嘴巴臭，虽然营养过剩块头大，比我高壮不少，但平时爹妈护着，是个只会读些书的“娇娇女”。我做惯了农活，虽然身材纤细（成年后也才七十多斤），可长期拼命干活也攒下一些力气，每次她强势欺我，却变成哭哭啼啼去告状的境地。
打不过我的大姐告状总是跑得快，“妈！二妹又打我！”“你个不省心的东西！连姐姐也敢欺负！”每次母亲都二话不说的操起扫帚或者洗衣服用的棒槌，撵得我长窜下跳，满院子疯跑。她跑是跑不过我，但跑得脱和尚跑不脱庙，飞得再高的鸟儿也要回巢，又一顿打骂总是少不了的。
有一次大姐拿了我去崖边割蓑草、捡油桐籽卖而好不容易攒的准备买文具的钱，却强势不还。在我们争执拉扯间大姐不小心在门框上磕破了头，“这回你死定了，二妹子！”当母亲更凶狠的叫骂声响起，我只好再次拔腿就跑。
那是一个漆黑又闷热的夏夜，我跑出去的时候天已经打起了豆大的雨点，我只好躲在一个满是蛛网、蚊虫、与蝙蝠乱飞的山洞，那夜的雷真是响，闪电也不时划破夜空，惊恐交加的我不得不瑟缩成一团，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被村民看到了，“兰妹子，你怎么躲在这里哦，你妈一直在找你，喊你的声音大得全院子都晓得你丢了，你居然躲在这里，胆子忒大了，还不快回家呢！”我只好战战兢兢的磨着回了家，神奇的是，母亲这次并没有打我，只是冷冷的看了我一眼“还晓得回来哈！我还以为你被狼叼走了或者被大雨淹死了，你居然还晓得回来！二天再跑腿都打断！”“妈！我错了，我晓得了……”我忙不迭的应着，默默坐到了煮饭的铁锅前，火炉里跳动的火苗显得格外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