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
1079年的7月28日，浙江的湖州城闷热难耐。
三个人，风尘仆仆，直接冲进了湖州市政府大楼（湖州衙门），他们气势汹汹，要抓走一个人。
那个人，其实早已知道自己会被逮捕，（他的朋友通知了他的弟弟，他的弟弟火速派人从商丘赶到湖州通知他）。只是知道又能怎么样呢？一切还可以改变吗？还可以逃跑吗？
他决定，等待，并且直面这一人生的惨剧。他想，既然我都是湖州市长（知州），总得客气一点吧？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依然会被无礼地羞辱：五花大绑押出了市政府大楼。
后来，有人记录了当时的这一切：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什么无罪推定，都是扯淡，一旦有嫌疑，就是“鸡犬不如”。
这个被抓的人，他叫苏轼。这次牢狱之灾之后第二年，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称号：东坡居士。
很多年后，人们都叫他苏东坡。
01.
为什么会被抓？
这一年的苏东坡，已经42岁了（按照古代的算法，是44岁），但是他过得很不顺：他的个性太强，又管不住自己的嘴，总是想去批评。
王安石的新法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这一年，连王安石都已被罢相，一个人闷闷不乐呆在南京城里。皇帝宋神宗，干脆自己主持政务，担起了改革的重任。
问题也因为变得复杂：王安石在时，批评改革可以理解为批评宰相，皇帝还可以心有恻隐，保护批评者；但是一旦皇帝亲握大权，皇帝是什么？天子！圣明无比。你批评改革，就是在批评皇帝本人！
王安石主持，叫“新政”，而皇帝主持，就是“圣政”，批评改革，就是非议“圣政”，就是指斥“乘舆”（皇帝），批评皇帝，针对皇帝，就是对皇帝的不敬，这不是找死吗？你想想，你批评你们市的环保政策，市长都会冒火，因为他觉得你在冒犯他。市长如此，何况是皇帝呢？
宋神宗的度量其实不大，他当政时，认为法律不够细密，还专门设局修订，一个人颁布了90部法典；不仅喜欢立法，还觉得审判不过瘾，时不时委派大臣组建临时法庭，这就是“诏狱”。（后来，王安石都看不下去了，说陛下啊，你判的这些案子，就没有一件是判得对的。）
这样的背景下，苏东坡的批评，怎么能不危险呢？轻则“寻衅滋事罪”，重则“颠覆国家政权罪”，他的性格不变，那他的命运在当时已被注定。
02.
谁来执行？
不能再任由一个大炮在外持续放炮了，必须得抓起来，杀鸡儆猴！那谁去做这事呢？这活儿落在了当时的监委/检察院负责人（御史台的御史中丞）李定头上。
那先得搜集线索吧？首先是御史台的何正臣从苏东坡写给皇帝的信（《湖州谢上表》）里，找出了几句：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
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
这什么意思呢？这分明在抱怨，在腹诽朝廷不给你苏轼委以重任嘛！你心怀不满！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嘛意思？什么难以追陪新进？阴阳怪气的，你在对改革的同志进行人身攻击！你还说自己“老不生事”，难道朝廷里的人都在惹是生非？
但是单靠这个内容，就定罪，好像还不够。
御史台的舒亶又找来苏轼新出的诗文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发现好多诗，都是在批评、讥讽皇帝的新政，都是在侮辱朝廷和皇帝。
比如：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这什么意思呢？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老了还在采笋蕨充食；盐法又这样严峻，偏远的人，几个月都没有盐可以吃。好惨好惨！我们的社会一片和谐，有什么惨的？这纯粹瞎说，污蔑！而且，这直接诋毁国家法律，就是污蔑皇帝啊！
比如：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其一》:
“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嘛意思？你苏轼的意思，岂不是说皇帝喜欢玩新花样，“新巧”，不让老百姓安闲？你这个居心，太恶毒了！
就这样，御史台的何正臣、舒亶、李定，以及国子博士李宜之联手连番上“弹劾状”，以“御史台检会送到册子”，写明苏轼的主要罪状，要求严惩苏轼。
要多严呢？按照李定的说法：苏轼犯四大该诛之罪！这样的人：
“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
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
伏望陛下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
以戒天下只认为人臣子者。”
说得还那么动听！苏轼这个坏人，写的东西，被那么多人看到，传播很广，影响很坏，让我们这些小粉红们伤心气愤，必须必须严惩。
于是，监委（御史台）出马，就有了刚开始的一幕。为什么像监委办案呢？因为也没有涉嫌的罪名，抓苏轼的时候，也只是说先革职送京（这等于停职，留置）。
这种莫名的恐惧，在押送回首都的时候，苏轼也曾对着河，想跳河自尽。
03.审讯
这一年的8月18日，苏东坡被送到了御史台的皇家监狱。一场正式而严酷的审问就要开始了。
御史台不仅仅负责提出罪名，还由他来负责审讯。在北宋，当时的司法制度也是“鞫谳分司”，也就是审讯和判决有不同的官署负责：
御史台负责“推堪”，也就是如检察院一样，对公务人员进行调查审讯，然后结成“供状”，移送大理寺“检法”，也就是找到相对应的法律，进行判决，出具“判词”。
当年的御史台，有点像如今的监委和检察院合而为一。而在当时，以“供状”为主要材料，所以审讯是非常重要的。
8月20日，审讯正式开始。
审讯官先问苏轼，你家五代内，有没有誓书铁劵？誓书铁劵就是小说里经常看到免死金牌。为什么这样问？这是一种审讯死刑犯的方式。这说明，检察官们一开始就奔着要给苏轼钉上死刑的方向再走。
然后，你要叙说自己是谁，多少岁。然后叙说世系、籍贯、什么时候考中的科举，做过什么官职，谁推荐他做的官，做官的时候，有没有犯过错。
这样一路问下来，发现苏轼也曾犯过错，一是当年任凤翔通判时，与上官不和不参加秋季会典，罚过钱；一个是在杭州任职时，下属挪用公款，他没及时呈报，也罚过钱。其余的，就没有了。
怎么办？必须得问出什么东西啊。检察官们很积极，不仅将苏轼的诗文全部收集，还在他家里搜刮一空，然后向各地发公文，要求交出手中的苏轼诗文，不得隐瞒。（当然，他弟弟苏辙藏匿了一部分他哥哥给他的诗文，不然也会跟着倒霉）。
苏轼一开始还刚硬，只说有几首诗只是记载了新法改革的弊端现象，但自己不承认其他，毕竟有些用典毕竟隐晦，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不承认就完了？御史台的官员们开始辱骂和暴打（刑讯逼供），42岁的苏东坡何曾受过这个苦，几近精神崩溃。大诗人也熬不住这样的胡来。
审讯的第23天，他熬不住了，决定服罪。
他承认写诗讥讽当政，而且给朋友寄书也是希望表达这样的意思。然后一条一条地解释自己的诗，为什么写，用什么典故，表达什么意思。
整个审讯，从八月持续到十一月底，三个多月的审讯，非常详尽，这让苏轼几乎把他自己写得诗文，都一一解释个遍——这也许是古往今来，唯一一个诗人自己老老实实解释自己作品的唯一一人了。（也因为如此，后人对苏东坡诗文的理解，要比别人更深入和全面）。
比如，他说给驸马爷王诜的诗，其中一句坐听“鞭笞环呻呼”、“救荒无术归亡逋”等等，都是说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朋友李常的诗“洒涕循城拾弃孩”，这都是真的路有饿死骨，确实是不满新政，等等。
审讯之后怎么办？检察官们要将审讯结果上报，“结案具状申奏”。
北宋的司法制度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录问”。什么意思呢？就是来确认你的供述，是不是本意，如果不是，你还可以翻供。
如果没有翻供，那“录问”之后，就是确认来“供状”，要交给大理寺审判了。
那时，冬季已经来临，苏东坡在监狱里心灰意冷：自己都交代得那么清楚，这次一定惨了！
他没有想到，这次他遇到了一个了不起的法官！
04.
一审判决
12月初，苏轼的案件进入判决的阶段。
这个大理寺的主要负责人，大理卿叫崔台符。请记住这个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法官！
这个人在宋史上的名声不大好，但是他一直在做很职业的司法官员。在这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必须说他是本着专业、独立的精神来判决的。
崔法官也知道这个案子棘手，几个御史台能怎么样？背后还不是大老板皇帝的意思在其中。真的要判死刑吗？真的应该判死刑吗？
怎么判呢？首先，要将“供状”（起诉书）中的一部分罪证去掉。哪些呢？涉案诗文必须是写给别人的“往来诗”，自己写的，不经意流出去的不算，写给弟弟苏辙的因为是亲兄弟聊聊天也不算，写给和尚道士的也不算。
其次呢，苏轼算不算自首？当时有“案问欲举”的制度，也就是在审讯时，如果主动交代，也算自首，可以减罪二等。崔法官认为，苏轼自己解释自己诗文中的问题，这些交代出来的意思，当然属于犯人主动交代的，要算自首！（这一点，比我们如今的自首制度都要宽）。
然后呢，一些行为的认定，也需要严格一点。比如，御史台的指控，说苏轼“指斥乘舆”，也就是辱骂皇帝，这个刑罪很严重，属于十恶不赦之罪，判死刑是分分钟的。但是崔法官认为，从实际角度看，如果对任何批评皇帝的言论都这样定罪，那有悖于大宋朝的法律理论与实际。
于是，综合下来，严格“以法律为准绳”，大理寺的判决结果就出来了，“数罪并罚”：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什么意思呢？本来要有期徒刑2年的，现在因为有大赦的原因，就免了！
这个判决可不得了！人家检察官、监委要搞死的人，你怎么就这样判决得如此轻，还要马上放出来了。那如何了得？！
所以，我说人家崔法官，真的了不起。这就是法律的规定，老子是专业法官，又不是你的狗，吃你的口水！（口水的故事是真实，不过不是崔法官的，是当时有个人向丞相王珪请求，王珪说，不管我的事，这是御史台舒亶他们搞的。那个人说了一句狠话：亶之唾亦可食乎！也就是，舒亶那王八蛋的口水你也吃吗？）。
05.
抗诉与再审
御史台看着大理寺的判决这样轻，都气疯了！怎么办？马上抗诉到皇帝那里，但是不谈法律适用是否错误，只谈一个问题：苏轼“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苏轼都这样了，还不杀，那如何起到惩戒旧党的效果呢？还是要重判吧。
更扯的是当时宰相王珪，拿出苏轼写桧柏的诗给皇帝看，你看，苏轼不忠，要造反！从来都是飞龙在天，他居然说龙在九泉！这人要杀啊。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j蛰龙知。
宋神宗一看这诗，也忍不住笑了。他说的是柏树，跟我什么关系呢？！太扯了。
但是这个案子，既然御史台抗诉了，那还是要给审刑院来复核吧。
在北宋，审刑院是复核机关，结论相当于终审。但是，一般而言，还是给皇帝留了一个端口，所谓最后的“圣裁”的权力。
苏轼的案件，是北宋审刑院的最后一个案件。因为元丰三年八月，审刑院并归刑部。
审刑院负责苏轼案的法官名字已经无人能知，但是他最后的结案判词却非常了不起！他一样顶住政治压力，支持了大理寺的判决，并进一步的强调了赦令的有效性。
犯在熙宁四年九月十日明堂赦、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南郊赦、八年十月十四日赦、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所犯事在元丰二年十月十五日德音前，准赦书，官员犯人入己脏不赦，余罪赦除之。其某人合该上项赦恩并德音，原免释放。
终审法官直接列举了苏轼有“犯罪行为”以来，（而不是被捕之后才算），朝廷有过四次赦令，而苏轼并无收受赃物赃款的行为，没有不赦的道理。所以，最后依然维持原判：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这是北宋法官们，了不起的一个判决！
06.
皇帝最后的意见
一首一首让苏轼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写的是什么？这个用典是什么目的？有没有讥讽朝廷和改革的意思？写了之后，和谁交流？甚至把与和尚的诗，都拿出来当罪证。
但是这样判决，不仅是不给御史台的面子，其实连皇帝的面子也没有给。神宗一看，还是多少有点遗憾，就这样放了？
但是，总不能坚持判刑吧？要知道，当时这案件，来求情的人很多，连苏轼的政敌王安石兄弟俩都屡次求情；甚至连神宗的母亲曹太后临死的遗言，都是希望赦免苏轼，因为写诗被坐牢的，大宋朝都没这先例！
可是，要是按照这判决，一点影响都没有，那如何给改革的反对派一点颜色呢？所以，必须得“特责”一下！
于是，最后“圣裁”的结果：
奉圣旨：
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
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不得签书公事。
并且颁布敕令，说苏轼“虽肆宥示恩，朕欲从贷，而奸言乱众，义所不容。黜置方州，以励风俗，往服轻典，毋忘自新”，说得很清楚，法律原谅你，但是老子觉得道义上无法原谅你！你自己好好在那鬼地方反省吧！
大法官不是说的都“会赦当原”吗？那就不应该法外增加处罚，不存在贬职的处罚啊。但是皇帝的“特责”，却是在法律之外的额外惩罚。（一般书上，说宋神宗法外开恩，独怜之，其实是不了解宋朝的法律制度，和对皇帝太宽容了）。
为什么是额外惩罚？
那几个官名看起来还是官，但是都是有名无实的管辖，没有权力，甚至工资也基本没有！
那个“水部员外郎”是工部第四司的副长官，前面加一个“检校”，意思就是荣誉称号而已；团练副使呢？这个很扯，因为团练副使是唐代的地方军事副官，但在北宋就一个官僚的级别，没有实际职务；而本州安置呢？就是不要乱跑，老实在黄州呆着！
不过，终于自由了！穷困的自由，也算是自由！
07.
尾声
1079年，旧历的12月29日，除夕前夜，在经历了四个月零二十天的牢狱生活后，苏轼终于出狱了。
他本以为自己会横尸法场，成为狱底游魂，在痛苦之下，他给弟弟苏辙写过一首诀别诗：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没成想，自己还有机会生还于皇牢。他走出位于首都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嗅了嗅冰冷却满含生气的新鲜空气。
喜鹊在枝头吵闹，行人的快马在奔跑；街边的灯笼已经挂起，门上都贴好了大红的春联，开封城里在等待新年，在一片喜庆与和谐之中，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冤狱发生过一样。
当天晚上，他喝了酒，写了两首诗：
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寒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従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在伤心自己为文字所累之外，还忍不住又开炮：城中不斗少年鸡。（少年鸡的典故，是唐朝有群少年因为陪皇帝斗鸡而受重用的故事）。那帮整我的孙子，不过就是百年后烟消云散的小小弄臣而已，老子不给你们一般见识。
被关了一百多天的苏轼，还是那个苏轼。
监狱收拾得了他的肉身，却很难催折他的气魄与精神。一样的疏狂，一样的潇洒，一样的豁达，一样的光彩照人。
一千多年后，苏东坡早已墓草久宿，那段被刑求，被关押，被审判的往事，早已被人忘记。
人们应该记得一些人和故事，一个勇敢的诗人，一些勇敢的法官，一些勇敢的个人，我们应该铭记，这也是我们传统中值得纪念的一部分；
人们也应该记得另外一些人和故事，一群御史台的工作人员，一个因为想改革而愿牺牲一切的皇帝，一个排斥批评意见、排斥司法独立的体制。我们应该铭记，这是我们糟糕历史的一部分。
这段历史，这些人与故事，会让我们更深刻体会，牺牲一个诗人的社会，不是我们期待的社会。
多年后，元朝人编《宋史》，问了一个问题：
苏轼稍微圆滑一点，他岂非过得更好？但是，“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那样的苏轼，还是我们热爱的苏东坡吗？
参考资料：
林语堂《苏东坡传》、康震《康震讲苏东坡》
古柏《苏东坡年谱》、朱刚《苏轼十讲》
宋史全书、孔平仲《孔氏谈苑》
朋万九《东坡乌台诗案》、《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