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女神”红姐:流浪是她能做到的最大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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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师:米果

“红姐绝对是犯了天条的神仙,来人世间感悟人生的。”

“大神们,还真下的去*啊”

“以肉身度凡人的活菩萨,经常救济大神,给大神发10块红包,要知道以前她收费都是15块一次!”

“都被你们修报废了”

——网友评论

深圳三和,一个普通的人才中介市场,在互联网上幽暗地生长成一个话题。日结一天玩三天,这是阳光下的三和。一位高阶程序员在三和大神群里感慨道:“三和是每一个中下阶层的乌托邦。”

在三和的黑网吧里,“赌狗”[1]们通宵达旦地博彩赌博,输得精光之后,去海信酒店[2]楼前吹水,少不了感叹又输了,当然话题也离不开修车[3]。赌博和修车,这些都见不得光。

越是禁忌,越是蠢蠢欲动。所有修车话题里,总少不了红姐的。红姐像一个传说,有人宣称修过她,有人炫耀请她吃过饭,与她偶遇都会成为谈资。

和大水[4]一样,红姐也是廉价的代名词,与三和的逍遥快活紧紧捆绑在一起。她是性工作者。人们说她廉价,说她脏;也有人说她侠义,说她是三和大神的女神。

一端地狱,一端天国,红姐被分裂成两个人。从这些只言片语里,唯独看不到她的真实生活,和她作为性工作者之外的人生。

我们有幸约到红姐吃了个便饭。一顿饭的时间里,她四十多年积累的故事混杂着情绪扑面而来,令人目眩。

行走江湖

红姐来了,以一种我没有料想到的样子出现:年轻干练,穿着白色绣花夹克和黑色裤子,带着一副绿色的“翡翠”耳环。她开始说话,声音特别小,精明,些许羞涩,偶尔流露出几番少女气。

海信酒店前抢日结的人们,尖椒部落拍摄,使用Versa处理

我试图通过采访补全红姐的编年史,但很快宣告失败。她滔滔不绝,但绝不会循着人生的时间叙事而来,大多数情况下,她的讲述是跟着情绪和感觉走的。

很快我发现,红姐故事的开端跟无数个年轻女孩相信浪漫的故事一样:对某种富裕的生活有欲求,然后被爱欺骗,却又不断赴汤蹈火。

“离婚后,我全国各地都跑遍了……”她用这句话来开了话匣子。而走南闯北的契机,是谈恋爱先后被两个男人坑了。

在她来到深圳不久之后,她认识了故事中的第一个男朋友。他告诉她,安徽有做生意发财的好路,她不假思索地跟他去了。后来,与2000年初中国无数个底层发财梦碎的故事一样,红姐落入了一个传销组织。他们被传销组织监禁在一个房子里,洗脑,要么交钱,要么发展下线。

“对,最后我出来了!”红姐举重若轻地回应着我们的惊叹,“你不知道我逃得有多么传奇。”

一天夜里,红姐试着边开门上的锁,边试探看门人是否熟睡。“如果他醒了,就说我要去买东西。“

她成功了。在黑夜的水田中狂奔十里路,不敢走大路,不敢报警,因为禁锢人曾经给他们洗脑。“那时候年轻,太傻了。他们告诉我说:‘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和眼线,你们一辈子也逃不出去。’我还真信了。”红姐带着自嘲的笑容回忆着她的出逃之路。

稻田里的水漫过她的小腿。终于,在确定没有人追上来的时候,她跑到了派出所。“我让警察给我买了一张回程票。我又回到了深圳……”

第二个浪漫爱故事的前半部分,是红姐人生中少有的、短暂的巅峰时刻。她在老家因为做建筑工地的领班,认识了另一个男朋友——一个延安人,积攒了一笔钱。“那个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可以安排工人们工作。”红姐的语气透露出她当上小领导后的志得意满。

“我们谈婚论嫁了。他的弟妹打电话都叫我嫂子。然后一天夜里,一觉醒来,这个男人卷走我们所有的钱,消失了……”

《江湖儿女》剧照

如同贾樟柯电影《江湖儿女》中的女主角一样,红姐踏上了一场注定没有希望的千里寻夫之路。她没有告诉我们这段经历持续了多久,她跑了多少地方,最后她真的找到了延安,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骡子车载着我,往山顶走,我真没想到还有人是会住在山顶的。我们老家都是住在山脚。”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家的老父老母,什么都没有……”

“我后来也知道他去了云南,娶了一个女人。”

红姐最终放弃了这段关系和自己的辛苦钱。“真的很难说清楚,如果夫妻俩,或男女朋友,一方卷走了另一方的钱……”她这样解释不再继续追讨的原因。但我猜想,对方老家的环境以及沉重的负担也吓退了她所有的愤怒和不甘。

她再次回到了深圳。从此之后,不再轻易进入关系。

工厂斗争

我好奇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三和的人们远离家乡,面对残酷的生活。红姐给我的回答是:老家的生活更加残酷。

“深圳这个地方,比家里好多了,女性的基本权益起码有保障。老家,真的是毫无保障。离了婚,户口还在,村里却不给你分红,说你离了婚就不是我们这里的人。”红姐开始抱怨在家乡的烦心事。

“在深圳,你怎么样都有饭吃。就像三和的一个小男孩说的,在老家,可能很久都吃不上一次肉,我来这里,随便一做,天天就有肉吃。”

红姐以此开启了她对深圳工厂和底层工人们的叙述。然而很快,描摹美好深圳的辞藻就在残酷的工厂故事中崩塌破碎。吊诡的是,伴随着这一崩裂的是红姐人生的崛起:三和的底层世界和工厂激发了她的能力和智慧,尽管是以一种怪异、变形的方式呈现。

三和人力集团,尖椒部落拍摄,使用Versa处理

“我在三和开创了两件事,我觉得最骄傲。”红姐的眼中开始闪烁着光辉,她抬起了头,第一次直视我,声音也响亮起来。

她是三和第一批开启“黑”中介的人。在此之前,想要在深圳的工厂讨口饭吃,没有老乡的介绍,没有年轻的身体,是绝对不可能的。已经三十五岁,从江西来到三和的红姐面临的是四川帮、河南帮、湖南帮……

“我就突然觉得,我可以当日结中介。”红姐对她打零工的老板说,需要多少人,我这里有。然后她跟一个男人合作,办了假的中介营业执照,召集了三和历史上的第一批零工。

“我们差点拿不到钱。”在一日劳动结束后,红姐又再一次陷入被男人骗的危机。“那个跟我合作的男人跟我们说,老板没给他结工资。”所幸的是,红姐这次没有上当,她很警觉地带着人追了出去。“我们把他按在地上,问他怎么回事,没想到一包包钱就这样散了出来。”红姐哈哈地笑着,给我们描述着这个颇具电影感的场面。

从此,私人日结工中介在三和发达起来。“黑中介真的很重要,不然的话,很多人在三和是待不下去的。”

另一件成为红姐谈资的事情,是她在工厂拉闸、罢工的经历。

“我也在富士康工作过,富士康其实是个好厂子,我在那时候就在网上说过了,厂子是一个好厂,老板也是一个好老板,就是底下的人太坏了。” 她说她想象不到为什么监工可以说出最低俗的话去辱骂工人。

在红姐眼中,流水线上的恶毒工头和郭台铭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是低俗、痛苦、令人无法忍受的,另一个则是遥远、通情达理和令人向往的。这差异正如她本人的经验和她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一样。

她向我们叙述了她在一个台湾女老板手下和监工吵架的故事。监工一心要挑她的错,为了炒掉她,让其他认识的人进来顶替职位。而在红姐眼中,糊涂和无辜的老板大都是不知道这些的,因此也不必被指责。

海信酒店前晚间吹水的人们,尖椒部落拍摄,使用Versa处理

“我就跟监工干起来了,那时候死活也不顾了,也就不怕那些打手了,我怕什么?我就说你要硬挑我的刺,那么我就拉闸,让整个工厂运转不起来。监工那时候气到发抖,也拿我没办法。”红姐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

她真的这么做了。然后,拉闸罢工就变成了工人们抗争的一种例行手段。

“后来,我们常常就开始不干了,然后一群人被拉到屋子里,逼问我们是谁带头的。那时候工头都雇打手,拉到一个最弱的,问是不是他干的,那个弱的人不敢出声反驳,工头就啪啪两耳光上去了。”

“我对我能拉闸还是很骄傲的。”

“如果让我再选,我是绝对不会去工厂做工的,太苦了,也赚不到钱。”红姐最后总结着她的工厂经验。

有关她“职业”生涯后来的故事,那些在其他报道中常常出现的红姐的谋生渠道,我们都无需展开再谈。

老家的故事

“我要走了,今天恰好你们来,真的很巧,也可能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红姐反复强调着她要离开的事实,仿佛在凸显我们这个下午见面的意义,又好像要撇清我们乃至所有报道对她生活的猜想。

但当被问起是否会彻底离开时,她给出了一个完全矛盾的回答,她给出了一个完全矛盾的回答:“深圳肯定还是要来的。”不是深圳好,而是老家那个闭塞的小城完全容不下一个离婚的女人。

小心翼翼地,我还是把话题引向了她老家的生活:她的唯一一次婚姻,她的孩子,她的原生家庭。

“以前我对未来的想象也就是跟着一个老头子,带带孙子。”不过,她第一次婚姻的结束彻底割断了这样的生活预期。

“我跟我唯一的那个大我很多的丈夫的婚姻,开始得多么……”红姐语焉不详,但我能揣测到她对自己尚在少女时期缔结的婚姻的评价,可能就是荒诞。

“十八九岁,有一天我肚子疼,蹲在路边,我丈夫路过,说:‘跟我去我屋子休息一下吧。’这一休息就是七年,也睡了七年,醉酒后,生了一个孩子。”

红姐描述中的婚姻生活,仅余吃饭和睡觉。这样无味的生活,被丈夫的出轨和随之而来的狠毒的家暴打破了。

有一天,丈夫领了另一个女人来家里,逼她离婚。她本来想做一个忍气吞声的“冷宫正房”,默默把孩子养大。但是丈夫把她踢到田里,用脚踩踏她……她不得不签字。前夫后来又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六岁的儿子抱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老家街上的人们会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睡衣,目光松散地找她的儿子。红姐说:“我亲戚都以为我神经不正常了。”但这寻找终究是无果的。

深夜网吧赌博的人,尖椒部落拍摄,使用Versa处理

儿子长大也来到深圳,与红姐相处不多的时间里,他大多数时候眼睛都盯着电脑屏幕玩游戏,并把母亲无奈的劝阻和对他身体的关心当做最恶毒的诅咒。这让红姐气愤而无奈。

红姐说,儿子在富士康做过一段售后,因为无聊打道回府了。“我最后悔的,还是没有把儿子带出来,不过也就这样了。”红姐平静地说道,“他跟我感情就比较淡。”

这个下乡知青/小城工人阶级的女儿,有一个同样不满现实,却因过于“浪漫”而潦倒的父亲,他在2000年初的时候,卷入了有关“民族资产解冻”的骗局。““我妈妈不会原谅他。他也回不来(家里)了。”红姐说。

她是这个失败的工人家庭唯一的女儿,家里还有三兄弟,在她的描述中,都是看起来不错却无聊庸碌的中产。“我从不跟他们联系。如果他们知道我这样,一定怒气冲天。”作为两个悲剧的浪漫幻想者,红姐和她的父亲最终被驱逐于家庭结构之外。

“我获得了自由,我这辈子最追求的。有什么阻碍的话,我就不要了。而我哥他们,一辈子就像黄牛拖磨一样,有什么意思呢?”红姐发表了这样一番颇具哲意的感叹。

无止尽的流浪

“我要走了。”红姐再次强调了一下她的行程。“我没有目标,未来也没有计划。我就想走一个一个地方,拍一些照片发在网上,看看这个世界。就像三毛那样……”

“我一辈子都在谈恋爱。我没有爱情,我就是喜欢我喜欢的身体,比我小的,不能将就……”

“我旅行不需要资金,因为现在的我完全知道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生存下来……”

这是红姐的一系列“自由”宣言。

我并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要离开三和,再次闯荡世界;亦或者这样浪漫化的流浪只存在于她的幻想之中,就像我并不知道这个下午所有的故事几分真假。但真与假、虚幻与现实本就是无所谓且界限模糊的。

看着红姐匆匆消失在小餐馆后面的背影,我想,“流浪”可能是她唯一能做到的对生活的反叛,也可能只是她为自己沉溺幻想的性格所付出的代价。

红姐与三和的其他人,过着通常意义上的堕落生活。这一“出轨”的生活方式,可能会被人描绘成对庸俗社会价值的躬身反抗,悲惨、壮烈而诗意;也可能会被看做是在残酷世界存活的唯一方式,以激发我们变革与反思的情绪。但这些对于红姐来说都无所谓。

因为,无论什么样的阐释,在“滚滚红尘”面前,都显得无力而多余。

注释:

[1] 修车:性交易。

[2] 有句话:“赌徒可能上岸,赌狗绝对不会上岸。”因为赌徒有节制,赌狗无节制,赌狗赌博直至倾家荡产,借钱借到借无可借,最后只能跑路。

[3] 海新信人力资源市场,因有很多大神睡在海信楼前,大神们亲切地称其为“海信大酒店”。

[4] 大水:三和大神指定瓶装饮用水,以价廉量大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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