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中国教育的根本是什么
一百年前，中国教育的根本是什么？
七十多年前，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谈到世界文化的三大体系，即人对物的西方文化，人对人的中国文化和人对自身的印度文化。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屋破漏雨了，西方人便将旧屋子拆除，另建新屋；中国人翻新旧屋，以求不漏；印度人则努力消除修建房子的欲望。”
中国教育的根本，还要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上求。
合理地求生活，是中国人典型的文化特质。因为这种合理地求生活的文化特质，而开发出了最早的理性。
教育本身是面向未来的，是为人即将面对的未来做准备的。面对未来，每个人都将面临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要把生活经营成什么样子？他需要人本身有基本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第二问题是如何把生活经营成那个样子，他需要人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能力。
毋庸置疑，一百年前，或者说两年多年来的中国教育全身心的在解决第一问。也就是“面对未来生活，要把未来生活经营成什么样”的问题。
一、固守根本的中国教育何以“行”
孔子以来的从“恰好”出发的教育，相信人对于这种“恰好”的追求完全可以出于本能，教育之于本能，只能从旁去调理它、顺导它、培养它，断然不能去妨害它、约束它、搅乱它。所以，孔子“述而不作”，不断地为人们举各个领域，各种情况下“恰好”的生动、鲜活的例子。而不是以枯燥的教训方式教育人。而后，循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路，孔子探索出了通过礼乐来教化人的中国教育之路。
正因为中国教育是从第一问题出发的，经由孔子建构起了完备地系统。特别是教育第一问题的中国答案——恰好，使得中国尽早从情理出发形成了人生行谊的教育。也由此，有了中国文化的贡献以及弊端。
进化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一个生物种群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做出了某种特殊的选择。文化也是如此，没有优劣对错，只不过中国文化因为这种理性的选择，创造了几千年不曾中断和消逝的历史奇迹。
二、固守根本的中国教育何以又“不行”
孔子之后，再无孔子。再也没有人认真研究和发展过中国教育所解决的这个第一问题，自然也再也没有人在解决第一问题的效果上做过优化和创新。反倒是孔子的方法不断的被机械化、僵化。礼乐本身的路子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到了近代，️又由于对西洋文化的引入，试图用西洋教育的一套——原本是解决教育第二问题的做法，来解决这第一问题，便更加的不行了
一种文化要发展，首要的条件是新陈代谢系统的正常运转。因为中国文化的过早理性，特别是孔子作为集大成者，如同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上游的一个总闸一般，所有的文化源流都经过他，才得以流传下来。再加上两千多封建历史的不断神圣化，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人类理性，成为一个后人难以超越的制高点。后来的中国人，只有合理解释神圣的份，鲜有创造神奇的机会和可能。
“合理的生活”这种理性，很难用具体的概念和法则来表述与约束。《论语》中，孔子向不同的弟子讲过孝的不同标准和表现，孔子所讲的那些孝，都是相对与特定人而言的恰到好处的孝。因为后人难以超越，只能在解释神圣的过程中，使神圣僵化。慢慢的，人们忘记了理性的初衷是“合理的生活”，错把往圣先贤的做法当法则去机械执行。
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之后，强大的发展落差让中国人产生“知不足而后学”的强烈冲动。这种盲目的学习，更是丢掉了“合理的生活”的初衷，而将眼光盯到教育的第二问题上。知识、能力成为教育的重心，加速了中国教育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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