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传入

              西方思想的传入

在二十世纪初，懂得西方哲学的中国人很少。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应推严复（公元1853至1920年），他年轻时被清政府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读到当时英国流行的文学著作。回国后翻译了许多著作。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穆勒的《名学》、亚当.斯密的《原富》等等。严复介绍关于西方哲学的很少，只有《名学浅说》和《名学》。

王国维（公元1877至1927年）是对西方哲学有更深的理解且有真知灼见学者。但他三十岁时放弃了哲学的研究，以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学的成就驰名中国学术界。

他说他是因为在西方哲学中找不到能沁人心灵的安慰，才由哲学转向文学。他认为德国的冯特和英国的斯宾塞是二流的哲学家。其他的哲学家不过是哲学史家。

                西方哲学的传入

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零年，美国的约翰.杜威和英国的伯特兰.罗素应邀来中国讲学。但是他们讲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哲学。要懂得一种哲学思想，必须先懂得它之前的哲学传统思想，才能理解当前的思想对过去的在哪些地方是赞成的，哪些地方是反对的。他们的思想虽然很少人懂得，但他们的访问，为当时的中国青年学生展开了新的思想文化的地平线。

就像“中国佛家”和“佛家在中国”一样，佛家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宇宙心”的概念。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持久贡献是它的逻辑分析方法。

佛家和道家都使用“负的方法”，它致力于消泯差别，告诉人它的对象不是什么。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是“正的方法”，它致力于突出区别，告诉人它的对象是什么。它使中国人有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西方哲学的传入刺激并振兴了对中国哲学包括佛学的研究。因为人们接触到新的思想时，很自然用自己熟悉的思想去加以比较，求得互相印证。

中国当代哲学家用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重新考察研究先秦哲学思想。胡适博士所著《先秦名学史》是这种研究的重要成果。梁启超也对名家和其他学派的研究做出许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