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读书，我现在可能只是海边一个捕鱼种田的渔民。
命运的号角
1999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突然在黄金时段发现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轰炸式滚动播出同一主题的公益广告。央视播放公益广告不稀奇，但是主动将“招财进宝”的黄金时段让位于公益节目却实属少见。
这一系列公益广告由40条，每条时长1分钟的短片组成，顾长卫担任导演，用纪实的镜头瞄准了全国各地教育、科学、艺术、体育等相关领域的知名人物，讲述他们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同名书籍也正式面向大众发行。这些人物虽然行业不同，经历各异，但围绕每个人的，只有一个的相同主题——知识改变命运。
本文开头那句震撼感十足的话，来自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疯狂英语”的李阳和不读书就只能留在厂里弹棉花的张艺谋（也许张艺谋现身说法比执导本片更具视觉效果），也在40位主人公之列。
暂且撇开其他知名人士如袁隆平、姜昆、张海迪、杨二车娜姆等人不谈，系列公益广告的资助者李嘉诚，本身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人物。
向高处攀登
李嘉诚是潮州人，曾雄踞华人首富宝座，在2018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也位列第23。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李云经做过小学校长。据乡邻兄长回忆，李嘉诚自幼喜欢读书，“看见好多次，他在书房里点着煤油灯读书，很晚很晚都没有去睡”，“嘉诚那时就像书虫，见书就会入迷，天生是读书的料。他去香港，办实业成为巨富，我们都感到吃惊”。
抗战爆发后，李家逃难到香港，李云经不久抱病去世。李父没有留下多少家产，只有做人的道理。父亲突然撒手人寰，让爱读书的李嘉诚只能告别初中，14岁便踏入社会。他在钟表行做工，在塑胶公司当推销员。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没钱买新的，旧书是标配。
1950年创办长江塑胶厂，每天工作十五六小时是常事，平时还要自学研究新产品。李嘉诚就这样一手勤劳，一手勤学，两手都硬，靠着个人的奋斗赶上了香港产业起飞的历史进程。
二战甫一结束，中国爆发内战，大量移民进入香港，香港的人口由1946年的约160万人增长至1950年的约230万人，极大促进了香港劳动力的增长。此时欧美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经济形态也逐渐转型，为香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诸多新兴产业之中，塑胶业尤引人注目。塑胶业涉及的产品包括塑胶花、塑胶玩具和塑胶日用品等。1962年，全港有塑胶工厂近千家，从业人员3万多人。1964年，香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玩具出口地。
李嘉诚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选对了行业，成功挖到第一桶金，尔后李氏帝国的伟业，已广为人知。“我当年是从低层做到高层，所以我认为最应该的是应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年轻人怎么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我都是讲回我这么多年讲的‘知识改变命运’。”多年后的退休记者会上，李嘉诚依然认为求知的真正目的在于突破阶层壁垒。
知识的异化
时钟回调至1400年前的隋朝，隋的第二个皇帝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依古代谥法，去礼远众曰“炀”，这位皇帝虽得了臭名，却做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如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是对不起受征挖渠的隋朝人民，却对得起后世的经济发展；又如在废除九品中正制的基础上治贵族、固三省、立科举，尤其是立科举一项绵延一千余年，至20世纪方告终结，对得起的，看似是无数寒门书生。
确立科举制并非杨广坐在皇位上突然拍个脑袋就能决定的，它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脉络。东晋元帝时，曾察举孝廉、秀才，由于政局不稳难以严格执行。 南朝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北齐的考试更是严格：
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字写得丑，要罚喝墨水一升！古人做事不比现在，没有随身手机设备影剧股票杂事纷扰，研墨时心无旁骛，左三百圈继而右三百圈，其墨料之均匀、气味之醇厚，别说一升，就是一口下去，定能让饮者抱憾终身。当然，从侧面也能看出主持者对考试之重视。
到了隋文帝时期，规定各州每年推选三人到中央考秀才科和明经科，形式与南北朝大抵类似，内容有所变更，考的是治国方略和儒家经典。由于难度过大（或者说隋朝知识分子程度太低），对人才招揽收效不大，整个隋朝可考证的秀才不到20人。隋炀帝继位后，在保留秀才和明经两科的基础之上开辟进士之科，难度有所下降，“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进士科的设立符合了士人受南北朝浮夸文风影响的实际情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机关向全国遴选干部，申论不简单，毛中特太难，只考散文和工作感想，现在火热报名中。
进士科深入群众了，科举制就接地气了，古代帝王梦寐以求的唯才是举也就找到一个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了。五代小说《唐摭言》绘声绘声地描述唐太宗曾经“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是否讲过这句话，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是否讲过“彼可取而代也”一样，其真实性就算存疑，至少代表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一种看法。
皇帝既以科举纳天下英雄为乐，天下英雄又何乐而不为。隋唐以前选官用人以九品中正制占相对主导地位，《通典》嘲讽这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隋唐以后科举兴盛，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位子、好日子不能总被官二代、官三代占着，底层士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读书不为求知，更为改变命运。学而时习之，学而优则仕，孰亦说乎？其他人不知道，像范进这种全村的希望肯定选择后者，毕竟胡屠夫一巴掌打不出个举人，改变命运只能靠读书。
焦虑可以贩卖，底层的焦虑可以大卖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果古时的学校也兴挂横幅，这句话应是必选口号之一。田舍郎常有，登天子堂不常有，科举应试是万千人争走独木桥。以明朝为例，有学者研究全体考生逐级通过乡试的平均录取率高不过百分之一，低的千分之三甚至更下，遑论最低只有万分之二的进士录取率：看来这胡屠夫的巴掌，还真是着实落在了人中龙凤的脸上。所以，登天子堂与其说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希望，不如看成向底层读书人是贩卖焦虑。
问题来了，中国人为什么会焦虑？
古代传统社会没有精确的人口及产业统计数据，成语说舍本逐末，在统治者口中的士农工商里，本是农、末是商，农民长期是绝对数量最庞大的阶层。但这一最庞大的阶层稳定性却也是最差的，虽然有一部分农民能够勤劳致富，但更多人面临着赤贫化乃至变为流民的风险。如大家所愿的盛世大唐，赤贫的农民“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选择（或者被选择）北漂、长安漂的大有人在，以致于《长安志》记载城中“浮寄流寓不可胜计”。缺乏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不能一刀切地断气断电把农民工、流动人口等一赶了事，当时的统治者估计天天愁得脑壳疼。
农业靠天吃饭，保不齐天有异象、地生人祸，杜甫笔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在安史之乱前，儿子死于饥荒之后。朱门实际指的是贵族官员而非地主土豪，笔者对此曾有专文论述。哪管他洪水滔天，当官的照样吃香喝辣，歌舞升平。所以在金字塔形态的传统社会，处于底层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恐怕是宁可在塔尖的朱门里脑壳疼，也不愿在塔底的田舍旁笑。
即便是晚近的现代社会，只要社会形态仍旧是座金字塔而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底层的焦虑就永远存在，任何看似能够突破阶级壁垒的手段就有市场，乃至于对相对降级（他人突破而自身停滞）的焦虑就让父母将孩子源源不断地送向各类培训班，让年轻的职场群体掏出手机钱包购买这样或那样的所谓知识付费课程，等等。
橄榄型社会以中产阶级为大头，中文的“中产阶级”从字面上有相当的误导效果，使一般人总感觉这middle class以经济收入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其实从社会学的研究角度看，许多学者早已认定中产阶级是一种包含社会、文化、经济等属性在内的身份认同。换句话说，富者如王思聪，只要因为对自己的未来不确定而随时准备停更微博降级生活，那么他就连middle class也不如；普通人就算收入不高，只要认同自己属于middle class，过着middle class的生活方式，就算纯粹的、脱离了底层趣味的middle class。
香港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新生出一大批认同自己身份的middle class，使中产阶级占了社会的大部分。因此，在这之前，我们才能看到焦虑的李嘉诚在金字塔底疯狂地抓学习这根改变命运的稻草。
殊途同归
BBC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Up Series）横跨半个世纪跟踪了14个英国孩子的成长历程。这些孩子来自于高中低不同阶层的家庭，富二代很早就开眼看世界，穷二代似乎只懂得明天少挨两拳。
很多人注意到的，是农二代Nick通过努力读书上了牛津，终于突破阶级壁垒，当上了大学老师。
很多人没注意的，是出身中产阶级的Neil，他患有比较严重的心理疾病，甚至好几次想过自杀，大学辍学，28岁四处流浪，靠救济金过活，在人生已经到达底层的时候服务教会，于宗教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更多人没注意的，是出自工人阶级的Sue，她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经历离婚，却始终乐观向上。21岁从事旅游中介，35岁在建筑公司当兼职，42岁到伦敦大学工作，年过半百终于完成少年时的愿望——出演舞台剧。没念过大学却当上大学的管理人员，Sue对过去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一点儿也不遗憾。
是强调人人努力读书改变命运当Nick（Nick本身对航天物理学科有强烈的兴趣，是其能坚持读书的主要原因），还是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多创造一些Sue，甚至是提供某种程度的基本社会保障，保证Neil能找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答案在每个人心中。
1999年兴起的“知识改变命运”风潮，是作为科教兴国战略宣传的一环而进行的，其初衷非常美好。至于开展宣传的深层背景，大学停止包分配并扩招后有多少底层学子能通过知识转换人生跑道，甚至近期许多媒体鼓吹的一块屏幕改变命运，为了能将文章顺利发布，本文并不打算展开论述。而无论是浪漫的古典时代还是真正现代化的社会，知识不分大小，本原就应该是知识自身，不必赋予其过多的功能。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得道可谓求知的最高境界，求知本身是多么快乐啊！只不过，在迈入21世纪之时，现代中国人穿越时空，与1400年前创建科举的祖先一起，又一次站在了知识异化的起点之上。
延伸阅读
在一些国家，与阶级壁垒密不可分的，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城乡二元差异表现得尤为明显。1990年，北京几所重点高校的工农学生录取比例为21%。根据2016年的报道，北京大学校本部录取农村考生占录取总数的16.3%，清华大学录取农村学生约占录取总数的17%。在考取高校的难易度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大学城市考生的报录比是农村考生的7倍。
如想进一步了解中国教育资源的分配平均状况，可参考近年发布的《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最强中学》系列报告，为了能将文章顺利发布，本文并不打算就此展开论述。
参考文献
《旧唐书》
《通典》
夏萍：《李嘉诚传》
华润贸易咨询有限公司：《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3）》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
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载《史学月刊》
腾讯网：《恢复高考40年，城乡考生录取比率有何变化？》，https://view.news.qq.com/original/legacyintouch/d640.html
学信网：《北大清华复旦农村学生比例超15% 寒门学子圆梦重点高校》，https://www.chsi.com.cn/jyzx/201609/20160908/15531460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