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组目的
在2017年4月-2018年12月，笔者以复元理念为指导，持续为8名社区精神康复人士开展系统的器乐训练，并公开表演，经反馈总结，发现音乐元素在提升康复者主体性、增进情感表达、提升共情能力等方面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器乐训练形式需要工作员和康复人士具备一定的演奏门槛，且练习周期较长，康复人士未必能坚持练习，因此，在2019年1月-2月，笔者和同事尝试根据复元模式、音乐治疗等理论为指导，以提升共情、促进情感表达为目标，设计更具普适性、操作更便捷、周期较短，且更具结构化的服务方式。2019年3月，在广州市春晖庇护工场开展了“与音乐结缘”治疗小组，通过回顾小组的设计、开展过程，以及总结小组的成效与反思，为音乐元素在精神康复服务中的运用提供实践参考。
二、理论指导
（一）现象学精神病学
法国精神病学家闵可夫斯基，根据哲学家柏格森的理念，提出了“与现实的生命联系的缺失”这一重要概念。这里的“现实”，是指不需要刻意思考、自然而然的现实，有三个重要的范畴：语言，用于共享交流，建立共识；规范，特别是不言自明而被感知的规则，例如文化、礼仪；实践，人对周遭世界即时的回应与投入。而一个健康的现实感，是可以恰如其份地和环境互动，能够接纳生活中的偶然性，能够感受到人生中感性的一面。
一旦“与现实的生命联系的缺失”，则会三个层面出现问题：时间层面，普通人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节奏，愿意和他人同步协调；而许多精神病患者则缺乏未来感，意识往往固滞在过去，缺乏向前的未来；空间层面，这个空间并非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充满关系、互动的心理空间，普通人的心理空间是有他人，是鲜活的，而精神病患者则被孤立在自己的空间里，没有他人；共情层面，普通人能够同感共情，但精神病患者则难以同感他人的经历。
闵可夫斯基提出，重建患者与现实的练习才是治疗的目标，通过正常化的生活、工作、活动，让患者获得者更有具体的意义，重燃对未来的希望。
（二）情感互动理论
重视人的主体性，以情感而非逻辑作为理解精神病患者状态的方式。核心是在于通过深度的情感理解，达到共情同理的状态，在情感表达流动的状态中，拉动对象合理宣泄负面情感，感受正面情感。在精神康复中，患者往往难以直接用言语表达自己在情感，需要用自然的、生活化的活动方式，唤起康复者对外在世界的感觉，营造温暖、包容的现实（叶锦成）
（三）音乐治疗理念
音乐是一种历时性的艺术，过程不能间断，有助于精神集中，使听者在内心时间上保持与歌曲同步。就歌曲而言，有四个基本组成部分：歌词、旋律、和声、律动。歌词本身有情、有景，可以引导听者思考歌词的意义，代入情感；旋律与和声作为载体，使听者对歌曲的印象更加深刻；律动的快慢、强弱，可以促使听者用身体四肢去感受音乐的韵律，不仅局限于听觉，开发多元感受。
三、小组设计与开展
（一）人员招募
笔者和同事从广州市春晖庇护工场的康复者选取组员，小组招募时以自愿报名、先到先得为原则，共招募了8名组员，4男4女，年龄介乎43至52岁，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总体状态比较稳定，但根据日常观察以及家属反映，组员与他人互动过程中，时会出现情感淡漠、难以理解他人感受，或者过分关注自己的感受、自我为中心。
（二）组前访谈
笔者对8位组员进行小组前的访谈，一方面告知组员小组的目的是为了让组员鉴赏音乐、增进共情，另一方面是了解组员个人的与音乐相关经历。音乐偏好，例如喜爱的歌手、音乐风格、听音乐时的关注点，以及对于“什么是好歌曲”的主观理解。访谈后，发现组员的表达能力大致良好，各人都没有器乐或声乐基础，较偏好八、九十年代的港台流行歌曲，有两位组员则较喜爱革命歌曲或民族美声风格的歌曲。听歌时，组员较多关注旋律是否动听悦耳，较少关注歌词的意思，也少利用互联网进一步发掘歌曲背后的含义。
（三）环节设计
根据组员的偏好以及音乐认知，笔者采取“音乐史观”的方法开展小组。一方面是“横向对比”，聆听同一首歌的不同演绎版本，鉴赏当中不同的音乐风格，引导组员主动思考不同表现方法带来何种直观听觉感受，揣摩表演者的设计意图；另一方面是“纵向索引”，去发掘某首歌曲的创作目的、歌手的性格、歌词意思、时代背景等信息，理解歌曲背后的意义；然后 引导组员找寻歌曲当中与自己生命历程共通之处，宣泄情感，提升共情能力。
小组共5节，笔者和同事会在小组首节向组员介绍“歌曲四要素”——歌词、旋律、和声、律动，解释各元素对歌曲的意义，并用曲例演示播放，让组员有鉴赏的基础框架。为了增加组员互动及参与感，会安排组员两两分组，轮流在每节小组中向其他组员推荐一首“可以表达自己心声情感”的歌，让组员相互分享感受，社工也会将提前收集到的该歌曲的资料和组员分享
（四）开展过程
在首节小组中，组员对小组内容感到好奇，期待内容是丰富有趣的，部分组员处于试探与观察的状态，有两三个学员有时处于抽离状态。
第二节小组开始，笔者和同事设计互动游戏环节，例如让每位组员随意抽取扑克牌，每人按牌上数字心里默数，笔者用秒表与组员同步进行数秒，分析组员的默数与实际计时相差多少，以此原理说明和分析律动的速度，强弱，音色；在推荐各区分享环节，同事留有充分时间让组员发表观感，开始使用“音乐史观”的方法赏析各区，组员开始对小组更感兴趣，好奇心增加。
在后期的小组里，笔者和同事较少讨论乐理知识，而着重探讨歌曲背后的含义以及对组员的主观意义。例如有组员推介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笔者会提前收集资料，向组员介绍歌曲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歌曲是为了烘托电影氛围，而电影又是反映了红军在土改革命中英勇事迹。笔者再逐步引导组员回忆，首次听到这首歌曲时的情景，以及再次听到时脑海浮现的景象，组员表示自己会想起过往学校组织一起去看电影的场景，又会想起自己下农村时的经历。笔者结合歌词，希望组员发现到此歌悠畅旋律中隐含的激荡岁月；以及希望组员感受到红军战士险死横生，靠的是革命意志和改变中国的信念坚持下来，希望组员将此革命气概用应对康复路途中的困难。
当笔者分享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时，组员多数能与歌曲表达的情感共情；例如有组员推介了张国荣演唱的《沉默是金》，该组员最初单推荐理由是此歌朗朗上口、在南粤地区耳熟能详。笔者通过搜集资料，向组员介绍了张国荣在80年代被媒体恶意炒作和歪曲报道，于是在1988年演唱此歌。《沉默是金》的作词人是歌手许冠杰，他在1992年的专辑中翻唱此歌，笔者让组员对比两个版本带来的不同感受，有组员形容，张国荣的演唱像是对众人表达心迹，许冠杰的演唱更像一位朋友在好言相劝。了解歌曲的创作背景和表达动机后，笔者结合歌词，引导组员进行情景迁移，问组员“如果你遇到流言蜚语，会选择沉默是金，还是其他方式应对？”组员随即开展了热烈讨论，探讨时，组员表示日常因为精神康复者的身份而被污名化，往往只能“沉默是金”，笔者和同事则鼓励组员可以坚持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合理宣泄自己的情感。
（五）成效
小组末节，组员表示，学到音乐赏识的框架，同时觉得“以歌治病”有新意；也学到要适时宣泄情感，不能过度压抑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另外，过往如果也会被悲伤的歌所打动，但容易沉醉于顾影自怜般的负面感受里，通过小组，学到要及时回到现实，需要在现实中为情绪寻找出路。
小组结束两周后，社工再对部分组员进行访谈，受访组员表示，过往也有听歌的习惯，往往关注歌手的音色是否清亮、节奏是否明快，较少关注歌词的意思和背后的故事，参加小组后，组员觉得需要“旧歌新听”，发掘过往忽略的信息，每听一次就有新的图景出现于脑海，会更有画面感和代入感，自己也好像在参与歌曲的创作。
四、结论与反思
（一）结论
1.治疗因子体现
欧文亚隆提出了团体治疗中的11个治疗因子，包括利他、普遍性、宣泄、希望重塑、人际学习、社交技巧、模仿、存在因子、原生家庭矫正性重现、信息传递、团体凝聚力。
以此来回顾“与音乐结缘”小组，发现小组的成效较多体现在宣泄和存在因子。小组借助歌曲鉴赏的形式，组员在分享环节释放了过往抑压在内心的想法，某些想法可能被家属视为“幼稚”，例如在赏析歌曲《贝加尔湖畔》时，有组员表示自己其实很想去外国旅游，但每次一提出想法，就被家属否定，组员也不敢反驳，小组中，组员用歌曲把自己的想法和不满表达出来，起到宣泄情感的作用。
存在因子方面，通过探索歌曲背后的含义，进行情景迁移的开放探讨，组员从中细味歌中词、曲、唱的表达，在社工引导下，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合理想象，实现意义重构，体验到自由选择的权利。
2。音乐元素与小组的结合应用
音乐元素有多种形式可以运用在社工服务，运用“音乐史观”的鉴赏方法，一方面是为了降低组员的体验门槛以及设备限制，另一方面是方便组员直接用言语进行交流探讨，总体而言，与小组“提升康复者同理共情能力”的目标是适切的。推而广之，若要用艺术形式开展服务，“艺术史观”的鉴赏方法值得参考。
另外，小组工作模式使音乐元素的运用进一步结构化，例如通过组前访谈了解组员的歌曲偏好，获取众人对音乐喜好的“最大公约数”，也通过“小组契约”、“默数时间游戏”、“自主推介歌曲”等环节，明晰小组目的，塑造轻松的讨论氛围，增加组员的参与度和自主性。
（二）反思
笔者未有接受专业的“音乐治疗”训练，所以作为一种探索尝试，小组中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首先，工作员自身需要投入。一方面，是工作员需要对运用的艺术方式要有投入，工作员要对该艺术形式要有体悟以及反思，愿意讲自己真实单感受和组员分享。另一方面，是工作员愿意投入到组员的主观世界，梳理其经历，同理其感受，然后结合艺术作品，合理想象延伸，有目的、有分寸地引导组员宣泄及情景迁移。
其次，着重言语分享，较少行动体验。组员聆听歌曲，产生体验，结合自身经历，形成感受用言语分享，笔者和同事就利用这些分享作为素材，进行改写、讨论、迁移，从而拉动组员的情感，提升共情，实际上是用言语塑造一种想象体验，笔者反思，若要巩固成效，还需要结合行动，例如上文提到的“遇到流言蜚语怎么办？”，可以通过情景模拟，让组员将新的应对体验进行实践。
最后，是服务成效的检验，受限于资源及工作环境，未能按照性别、诊断、年龄等筛选组员，也未能持续追踪组员后续的共情能力改变情况；小组的内容更多是主观体验和探讨，成效难以直接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