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喜欢说“天”，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文化，都把“天”视为最高存在，道德人伦或生命本真皆来自天道。如儒家、道家的“天人合一”观都把“天”视为人生的归宿。中国民间流传的许多说法都和“天”有关，像听天由命，奉天承运，天理昭昭，天理不容，伤天害理等等。有人统计，中国汉语词汇中，和“天”有关的四字词语大约有两百多个。
和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很少说“天”，西方人常说的“My God”和基督教有关，也不是中国文化中的“天”。在基督教未传入欧洲以前，希腊、罗马人把“天”称为天神，像天神宙斯、朱庇特。基督教传入西方后，西方人称“天”叫“自然”（nature），如近代文化的“天赋人权”是指自然赋予人的天生权利。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型的文化，理性意识很发达，宗教意识已经衰退。但中国文化又认为，人世的很多道理又不是人力所能创造，于是又不得不求助于“天”或者“上天”。在中国古人看来，“上天”比人的力量更崇高，更有权威性。
《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所的“天”可以代表儒家文化的“天道”，意思是说，宇宙之“天”孕育万物，生养万物，是芸芸众生的来源。“地”和“天”相对，负责承载万物，两者彼此化合，天地从中发育生长。在中国文化中，“天”是主导力量，属“阳性”；“地”是附属因素，属“阴性”，两者不可分离。这也是“乾、坤”两卦的本义及象征义。
西方文化中的“天”——nature不同于《周易》的“天”。在希腊、罗马时代，古典文化所说的“天”是指自然神，如宙斯、朱庇特，这个天神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天”，而是有思想、有情感的神灵。17世纪以后，随着近代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崛起，西方文化所说的“天”才指物理意义上的“天”，如伽利略所说的“天体”、笛卡尔所说的“太阳”、“月亮”、牛顿的“物理时空”等。
就中国文化的本性而言，《周易》所说的“天”既包含唯物主义属性，又包含生命、生态意识，所以是一种“生命之天”。用现代生态学的话说，儒家文化讲的“天”是“生态之天”，而不是僵死的“物质”。因此，“天行健”的本意是指，宇宙当中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是孕育生命的源泉，和其他生命形式融为一体。“上天”和其他生命一样，运转不止，周流不息。这是儒家文化的生态意识。
类似于儒家“生命之天”的思想（不同于希腊的自然神），在西方直至19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比如法国卢梭的浪漫主义、美国梭罗、爱默生的生命哲学属于这种观念。
在卢梭、梭罗、爱默生看来，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不仅仅是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而且是大自然生命的源泉，和其他生命形式合为一体。如天空、大地、草原、森林、湖泊、海洋等，同属于自然生命系统，并非作为“客体”的“物质”。
因此，西方社会于19世纪60年代才产生研究自然生命现象的科学生态学，和中国古代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对“天”的理解要迟钝许多。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历史性反差。
儒家思想喜欢谈论“天理”，认为人的道德来自“上天”，如天道人伦、天理昭昭、违背天理等说法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说的“天命”即指自然之道，是指“上天”赋予人的道德“天性”，儒家视之为善性。这是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像先秦思想家孟子、汉儒董仲舒都持这种看法。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孟子的“四心”之德来自“天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道德良知。汉儒董仲舒把儒家伦理神学化，进一步提出了“三纲五常”、“人际五伦”之说，从宗教层面把儒家伦理和“天道”联系起来。
儒家“道统”之说经过唐代，直至宋明理学。宋代“程、朱”理学把道德等同于天理，把人欲等同于私念，于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明代王阳明虽然没有用“天理”论证道德“良知”，却把“良知”视为人的自然天性，同样和“天理”有关。
可以看出，儒家思想虽然不信仰宗教，但蕴含宗教思想，儒家始终把道德的来源归结为“上天”——天道，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把儒家信仰称为“人文宗教”即是出于此意。所谓人文宗教不是崇拜外在的神灵，而是信奉人的道德良知，认为这种道德良知来自天道。这也是一种包含形而上学的信仰。
儒家的“天理”道德观起码说明一个道理，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看得很神圣，很重要，具有非同寻常的来源。换句话说，中国古人认为，人自身没有资格制定道德标准，唯有高于人的“上天”才有资格创立道德。“天理”道德的潜台词是，道德非个人所创，而是来自更高的“自然”，类似于西方文化所说的“自然法”，具有普遍意义，所以人人都应该遵守。用现代伦理学的话说：道德是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
正因道德有如此神圣、崇高的来源，所以中国文化常说，天理循环，天不变、道亦不变，人千万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等等。
西方文化同样看重道德伦理，但西方人对道德和宗教关系的理解比较复杂。比如在基督教未传入欧洲之前，希腊、罗马人并未把道德和神灵相联系。因为在希腊、罗马文化中，自然神的生活和凡人相差不多，自然神的道德水平并不比人类高多少。
恰恰相反，许多神灵的道德水平甚至不如人类，如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阿波罗、阿弗洛狄特，他们都是浪漫多情的神灵，不仅有很多的情人，还有私生子。这种道德水平如果用现代道德标准去衡量，可谓问题不少。希腊、罗马神灵和凡人的区别在于，神灵更有智慧，长生不老；人的智慧、能力有限，而且有生有死。
因此在希腊、罗马人看来，自然神灵没有资格为人类制定道德标准，希腊、罗马人的社会道德并非来自外部自然，而是和人性及社会有关。希腊思想家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理性、欲望、情感，唯有三部分协调起来，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才能产生美德。这是西方古典道德的“中庸之道”——多样性的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希腊、罗马文化虽然不把道德和神灵联系起来，但他们相信正义和正义之神；希腊、罗马文化的“正义”观和法律有关，和道德没有直接关系，区分开这一点非常重要。
比如希腊、罗马人崇拜的复仇女神是法律的象征，代表着社会正义、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等法律精神，和道德没有直接关联。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差异。换言之，中国儒家文化更看重人伦道德，希腊、罗马文化更看重法律。
犹太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宗教信仰和道德联系起来，（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传入欧洲以后，西方人的道德观出现重大变化。
西方人认为，人类道德的来源是上帝，上帝为人的行为制定了道德标准。比如 《圣经》中的《旧约》与《新约》之“约”是指道德之约（包含律法之约）。这种道德观的转变是西方文明史中的重要事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自此以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便产生了“原罪”观和“救赎”意识，这是一种文明基因的转变（西方文明有两大元素：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
关于宗教和道德的关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宗教是人类的天性，其中的秘密和道德有关（汤因比，《历史研究》）。德国思想家康德认为，自然科学和宗教无关，道德离不开宗教。这些思想家的看法可以作为参考，其中的意义比较耐人寻味。
和儒家思想相比，中国道家文化同样看重“天”，只不过儒家讲的“天”是理性之天、道德之天；道家说的“天”接近于西方文化的“大自然”（nature），和生态意识有关。
比如前些日子上映的一部火爆大片——《哪吒》，其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来自中国道教文化。
中国道教神仙并非天生“仙人”，而是由凡人修炼而来，像民间传说的太上老君、张果老、吕洞宾、铁拐李等都是凡人修炼而成。根据传统道教思想，一个修道之人只要潜心修炼、克制欲望、努力精进，就有修道成仙的机会。换言之，修道之人能否成仙主要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外部因素，比如神秘的天命。这是道教信仰的重要主题。
从哲学层面看，中国道家思想既看重“天”的自然属性，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天”的自然属性是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换言之，人的生命本真源自天地，天地即为道，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无需人为。
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指儒家的礼乐教化，也不是指西方文化强调的物质实践，如征服、改造自然，而是接近于道教信仰的身心修炼，比如庄子讲的“心斋、坐忘”、老子讲的“致虚极、守静笃”等身心体验。
在老子、庄子看来，一个人只要努力改造主观世界，调节身心状态，经过一番刻苦修炼，就可以和天地之道合二为一，这种境界使得人的生命状态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老子称之为“无为”、“长生”，庄子称之为“逍遥游”，道教称之为“羽化登仙”。这是道家修养的最高目标。
和儒家文化相比，道家思想更看重“天”的主导性和本体性，更看重人力对于“天道”的尊重和顺从。所以儒家强调积极入世，有所作为；道家强调顺从天道，自然而然。这既是儒道两家世界观的差异，也是人生价值观的差异。
无论如何，中国儒家和道家都看重“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以天理或天道指导社会、人生，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比如在现代环保意识日益提升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价值，更加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喜欢说“天”，一是因为儒家和道家文化缺乏宗教信仰，唯有把“天”视为天理或天道的来源；二是因为中国文化强调尊重大自然，主张把人和大自然界的和谐关系放在第一位。
和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很少说“天”，一是因为西方古典文化信奉自然神，把“天”视为具有人格意志的神灵，从而排除了“自然之天”的存在；二是因为基督教把道德和上帝联系起来，从而排除了“天理”的存在。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差异，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