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属于萨拉托姆县的天空，鸭卵青色的、盖住整个马萨诸塞州的天空，如同是一张高更式的印象派油画，堕落的物质纠缠在一起，膨胀的性欲驱赶着从电梯里走出来的公司职员、律师或是供电箱的维修工人。他们被一种原始的冲动、悲壮所降服，任由它们引导、劝说着走向自己的配偶。这些人身穿山羊绒的黑色西装，系着铅白色的蚕丝领带，或是粗花呢的简陋制服，裹在脑袋上的帽子样式、价格不一，仿佛那是他们身体上特有的器官，也在发挥着某种见不得人而又在秘密进行着的功能。
克莱因·诺依曼汇入了这群正在迁徙的生物，藏蓝色的警帽在他的头发上滑来滑去，使他不得不总是扶正它的位置。他任职的警察局位于布鲁歇尔大街和翠丝大街的交叉口，每天走路回家只会花掉他十几分钟，可他觉得这实在是一段难熬的时间。他总是在走路的过程中胡思乱想，仿佛是在进食、咀嚼某种狂野的精神力量，而他本人却把这种富有逻辑的冥想和思维运动看做是一种进化过程，他称之为“强奸犯式的、残忍的进化”。他恨强奸犯，而又为这种单向的仇恨感到惭愧，所以他宁可把他们作为一种辅助他思考的催化剂，一个具有中立立场的比喻。他常对海洛伊丝说，他觉得自己是不够完整的，他体内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有机体都有一种错误的表现形式——强迫式的刺激传递、暴力的分泌活动和人文主义式的怜悯。而在他思考或者说这些道理的时候，伴随着他的还有时断时续的头疼，有时甚至还会有口腔溃疡。这些疼痛都是些该死的错误，是生长在了我们这些喜爱杞人忧天的哺乳动物的肌肉里的错误，克莱因在心里骂道。他的手心贴在腮上，捂住牙根的位置，怒气冲冲地朝家里走去。
海洛伊丝挺着外形圆润的小肚子，像是在膀胱和子宫里塞了一个足球。她正站在餐桌前，把黄褐色的帆布围裙摘下来，带有恨意的动作、乌黑的短发使她看上去像是个退役的男性运动员。听到开门的声音，她抬起头，看到自己的丈夫正在用脚脱下他的皮鞋。她把围裙叠整齐，放到碗橱柜的角落里，而这时克莱因也已经对着饭菜坐了下来。
餐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瓷碟子，上面盛放着荷包蛋、切成小块的煎牛排、法式薄煎饼、吐司面包和分成两半的煎鲑鱼，还有一个已经撕开拉环的罐装沙丁鱼，掺杂着炙热的番茄气息的鱼肉味在空气中汩汩流动，甚至淹没了克莱因的思考活动。他无助地摇了摇头，然后迅速地抓起一块薄煎饼。
“你不考虑先洗一下你的手吗？”海洛伊丝坐下来，对着克莱因说道，“手枪上的细菌可不会让你变得更聪明。”
“哦，亲爱的，”克莱因边小心翼翼地嚼着食物边说，“今天我们处理了一件卖淫的案子，如果你亲身看到那两个人，你会理解我的。”
“或者你给我讲讲，我也许就会理解。”
“因为那让我觉得太恶心了。啊——”克莱因突然皱起眉毛，不再嚼煎饼，“这溃疡让我以为我含着一团火。”
“我去给你泡点金银花茶。”海洛伊丝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身回到厨房。
“这个卖淫的女人叫葛瑞斯·米勒，你无法想象她已经七十一岁了。”克莱因咽下嘴里的食物，“男的叫巴罗·W·克里斯多尔，开了家鲜花店，才五十五岁。”
“她没有家人吗？”海洛伊丝背着克莱因问道，她的语气表明她似乎没有感到太震惊。
“没有，她没结婚。而且糟糕的是，她患有阿兹海默症，你根本拿她没办法。最后我们就又把她送回家了。”
“你们是偶然发现她的吗？”
“当然不是，今上午莱斯特接到一通举报电话，说在一栋叫伯克顿的公寓里有人卖淫，但这人却不说她是谁，是个女人打的，声音很尖锐，像是在拉小提琴。”
“我们当然怀疑，但这是逮捕他们之后的事了。我们不能在罪行上浪费时间。”
海洛伊丝把中国制造的紫砂茶杯端到克莱因面前，甜腻腻的热气烘烤着克莱因的思绪和食欲，在被高温所钳制、由各种食物的质地和色泽所掩饰的环境下，他反而变得更加亢奋，仿佛一蹶不振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无精打采和对溃疡的愤懑是懦弱与耻辱的象征。金银花茶水的香气催生了他天生的表达的欲望，催生了他的责任感，是的，他把叙述一桩案件看做是一种责任，一种不成文的个性和命运。依他看来，演讲，不管是在公共场所还是在私生活中，都值得被称作是一次撒玛利亚似的善行，因为这意味着智慧的过渡和人道主义。博爱，没错，他也想到了这个词，而且他马上狠狠地把他攥在手里。身为警察，他们的能力不仅仅只是维护国家暴力机关的尊严，而更有机会去成为一个个持枪的“传教士”，去说话，去告知，去挑明或是揭示社会的事实：堕落在燃烧。而只要会有人相信，他们便应该延续这种善意。
克莱因端起茶杯，小啜了一口，棉花似的温水沿着他的声带流到他的身体里。他不得不劝说自己：这种忍冬科的植物，是他健康的关键。
“莱斯特放下电话以后，就把这事告诉了希克斯，希克斯·杨，你是知道他是谁的——”
“那个华裔，是你的上级。”海洛伊丝拿着一片吐司面包，表情温柔地看着莱斯特说。
“——嗯，”莱斯特接着说，“他把我叫过来，接着又让莱斯特去把他的哥哥米尔顿·泰勒叫来，他们是亲兄弟。杨把事情告诉了我们，哦，老天爷，我不得不说，他讲话的语气和不经意的断句听来真是派头十足，你知道，就是那种亚洲人与生俱来的沉稳和底气十足的特质。我们围在他身边，他告诉我们说，不管多少个妓女和淫贼，我们四个人抓住他们绰绰有余。”
克莱因轻轻地咬了一口薄煎饼，接着喝了一口金银花茶。“伯克顿住宅区距离我们有三个街区。负责开车的是米尔顿·泰勒，从侧面看去，他和莱斯特长得一模一样，矮小的鼻梁深陷在两侧颧骨形成的谷地中，微微发红的眉毛使他像是个北欧人。他安安静静地握住方向盘，皮鞋踩在离合器和油门上，控制着汽车驶过第一个街区。杨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和莱斯特坐在后排，我们彼此一言不发，像是临时组成的一支悲伤的送葬队伍。”这个比喻是克莱因坐在车上时想出来的，他对当时车厢里弥漫着的沉默感到纳闷。警察不该像哑巴，他在心里想到，武器不该是我们免于打扰的威胁，而应该是辅助我们说话的保证。沉默自被创造出来，就注定要成为一种毒药，社会的机体、器官和系统根本无法承受。也许沉默本质上就是一种懦弱，在人生鼎沸的历史进程中，它代表了一种逃避责任、明哲保身的生命技巧，是沉默繁衍出了新一代胆小鬼的安全意识。
“不久后我们便抵达了伯克顿住宅区，我们找到16号公寓楼，悄悄地拉开没有关紧的防盗门。杨走在我们前面，他的身后是我，接着是米尔顿和莱斯特。举报者说卖淫的地方在四楼，在我们慢慢往上挪动的过程中，我能嗅到他们鼓点似的心跳声，嗅到从他们嘴里呼出来的洋葱的臭气。虽然每层楼梯间的平台上摆放了一些天竺葵、茑萝、栝楼，或是些盆栽的、结着皱巴巴的黄色果实的橘子树，楼梯间的堕落气息却丝毫也没有消减，病恹恹的光合作用根本只是一种借口，叶绿素对于健康主义者和胆小鬼们的毒性丝毫不亚于失眠。哦，那种腐败的酸臭味，夹杂着从隐秘的下水道里飘散出来的尿骚味和屎臭味，我那一刻突然醒悟到，那正是堕落在燃烧着的气息。我们憋着气，把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我看到杨似乎因为喘不上气，解开了胸口的一个纽扣。跟在我后面的泰勒兄弟仍然安安静静的，仿佛他们已经悄无声息地被这水泥空间里的腐烂味给卷走了。”
“也许你们太过于神经质了，”海洛伊丝说，她显然听得很入神，但是同时又带着外行人们可有可无的疑惑，“妓女的床上应该不会有什么武器。”
“不要这样想，”克莱因以一种法官的口吻说道，“你永远不知道那些淫贼的口袋里除了避孕套还有什么。”他停下来，喝了一口金银花茶，然后盯着餐桌上的食物表现出遗憾的神情。“然后，”他接着说，“我们到了四楼，我抢在杨的前面，率先敲了敲门，门上没有安置门镜，所以我们也不必担心会被拒之门外。起先很长时间，门那头都没有发出声音，接着我又敲了几下，才听到里面有个男人问‘是谁？’，我回答说‘我和你要找的人一样’。大约又过了两分钟，插销被打开了，接着开门的人又解下门上的铰链，当我们发觉已经没有阻拦时，就一把拉开门，冲了进去。把男人按在地上的是莱斯特和米尔顿，他俩一人钳制住男人的上半身，一人压住他的双腿。男人只穿了一条橘黄色条纹的腈纶内裤，膨大且形状有些怪异的生殖器被紧紧锁在膀胱下面。他长了一张印第安人似的脸，扁平的嘴唇像是一把横放的长弓，突兀的鼻梁悬挂在崎岖不平的脸膛上，两只眼睛像是从鼻子上舒展开来的翅膀。我不是嫌他长相丑恶，可是他凶神恶煞的神情和在地上歇斯底里地挣扎时的狂怒，的确让我对他提不起好感。”可我干嘛要对他提起好感呢，克莱因顿时想到，能遭人嫉恨也是一种本事，人的天赋之一就在于对荒诞的特长的创造上，在这一点上，这个油腻而淫荡的中年浑蛋也算是功成名就了。他有权利被认真对待，而不是被看做是一个低级的文明生物。
“我和杨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整间屋子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火辣辣的贫穷感。客厅里摆放着一件老式的、油漆过的榉木沙发，沙发上散落着几件粉红色的吊带和胸罩，还有几盒没有拆封的避孕套。阳台和窗户上脏兮兮的满是灰尘，各种款式的塑料拖鞋堆积在硫磺色的剑麻地毯上。厨房和客厅之间被一张劣质的亚麻布隔开。灶台上的一个铝合金圆盆里腌制着发出刺鼻腥臭味的、已经漂起白色菌落的鲑鱼。哦，那股恶臭，摧枯拉朽地在我们的鼻腔里旋转起来。”说到这里，克莱因突然想要呕吐。每次这种主观意识强烈的叙述过程都会或多或少地引发他的某种生理反应，可这种生理反应的本质只是自作多情的心理象征而已。从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来，自作多情才是引致战争、导致物种与种族文明灭亡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谓的人类的某个愚蠢的协议与约定，它们只是充当了“自作多情”的替罪羊。生理系统的齐全和系统功能的完备使人类产生了高级思维，而正是这种毁灭式的高级思维使他们哭泣和流泪，使他们不吃生肉，不喝生血，使他们学会掌握避孕措施，使他们发明了法律和哲学。同时，也催生了罗曼蒂克式的矫情性格。哦，万恶而浪漫的人类。
克莱因喝了杯子里最后一口茶水，润了润干渴的口腔和喉咙。
“你还想再喝一杯吗？”海洛伊丝问道，显然她对克莱因的关切源于自身孕期的温柔情绪。她用柔和的眼神看着他，像是看着自己未来的孩子。
“不了，”克莱因说，“我该先吃点东西，要不溃疡还没好，我就又得胃穿孔了。”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海洛伊丝突然皱起眉毛说，“警察是最该保持乐观的职业。”
克莱因端来一个干净的瓷盘子，用叉子从盛放小块牛肉的碟子里叉起一块较大的牛肉来放到自己盘子里，接着用刀子又把它们切成更小的肉块。带有黑胡椒气味的血丝从切痕中渗出来，流到盘子里，像是红色的橄榄油。
“其实，在我们推开最后一个卧室门后，我们对赤裸裸地躺在一把帆布椅上的女人的镇静、沉着和不屑一顾丝毫不感到惊讶，反而是她的样貌，哦不，确切的说是因她的年龄而自然而然产生的样貌，以及佯装成脱衣舞女或是真正妓院里的妓女的穿着打扮，才令我们感到惊讶，甚至是悲伤和愤怒。我们的确有理由感到悲伤，因为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她是个七十一岁的老女人。
“我们打开门后，发现她正躺卧并倚靠着床边的一把帆布椅，双腿叠在一起搭在印花的涤纶床单上，她手指间夹着的、用过期报纸制成的卷烟把整间屋子弄得云雾缭绕、氤氲不清。而她的穿着，哦，如果是你，确切的说，是像你一样的某个思想健康、受自然规律支配的正常女性，一定会被那松松垮垮地挂在她身上的后扣式的、樱桃红色的海绵胸罩给吓住。而且，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会让你由衷地觉得这实在是一出悲惨的表演。除此之外，在她腰间丝绸般耷拉着的皮肤上，还系着一条红黑条纹的情趣短裙，密密麻麻地平行分布的裙褶使她显得像是棵枯死的棕榈树。哦，在此我不得不说，任何职业都掺杂了艺术与道德的成分，而其中的艺术成分存在的唯一目的只是防止这个职业结构化与公式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说她不是个艺术家，而且得承认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美的传播者，确切地讲，是克里斯多尔性经验的导师。因为她为他创造了灵活的性欲、淫荡的睡意和不道德的性技巧，而这只需花掉他五块钱，你敢相信吗，亲爱的？”
“什么？”海洛伊丝终于露出了些许吃惊的神情，她把刀叉放到一个空盘子上，“你是说他们的——”
“对，没错，”克莱因用故弄玄虚的语气说，“她卖一次只赚五块钱。”
“她图什么呢？”
“虽然不想这么说，但貌似她对自己身体的价值心知肚明。而克里斯多尔却似乎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当我和杨站在房间中央时，她把双腿从床上放了下来。她那张瘦削的、铁钳子似的脸膛，土黄色的眼睛和短小的鹰钩鼻，使人看了只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而她的神态也同样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敌人架势，虽然在她的五官的扭动与身体活动的连续性上，足以看出她的不屑和顽固，但是她并没有反抗。在我和杨过去把她搀起来时，我能感觉到她轻的像是一片羽毛，或是根本不存在一样。她对我们表现出的、或许掺杂点虚伪本质的顺从的态度就像是母亲对儿子的千依百顺。我们让她穿上条长裤，她就在裙子外边穿上了一条黑灰色的绸缎裤。”
“她都没解释一下为什么吗？”海洛伊丝问。她已然没了胃口，食物在这种时候似乎只能诱发她的孕吐。她若有所思地盯着克莱因上下翻动的嘴唇，想要从中挖出些纯粹的、简单的、不这么啰里啰嗦的答案。
“她还能解释什么呢？”克莱因说，“如果是个年轻、妖艳而风骚的有夫之妇，她或许还会为自己的尊严辩解一番，可她是个妓女，她能为自己的职业辩解什么呢？”
“然后呢，你们把他们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但是最终我们把米勒小姐给放了。”
“小姐？”
“称谓只是个圈套和骗人的把戏，别在意这个，更何况她做了这种事，叫她小姐似乎再合适不过。”
“你们查出他们的身份了吗？”
“当然，就先说我们的葛瑞斯·米勒小姐吧。我说过她患有阿兹海默症，而对此她似乎并不清楚，她觉得自己比我们都要清醒。但是在她胡言乱语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得知她是个未婚女人，而且是密西西比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但是对后一点我们始终保持怀疑。她说她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年轻时是一名酿酒厂的工人，她不记得她母亲长什么样，她似乎根本没见过她。当我们再次试图确认，博士学位是否是事实时，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点了点头。对于卖淫的理由，她告诉我们，她只是在从事社会上最纯净的活动，任何与权力、资本、物质交易和科学有关的职业，只是一张张腐烂的、发出血腥味的兽皮。接着她又主动把话题扯开，她竟然说我长得像弗兰克·卡普拉。”虽然这像是一种毫无关联的奉承，但是克莱因当时还是非常乐意接受这句免费的赞扬，一句出自一个精神失常的老妓女胃里的、丝毫不经过思考的认同。他知道自己缺乏认同感，并且了解这是正常的，而低幼化的社会观念却把认同感的匮乏归入心理疾病的范畴，并且即使是最富有经验和胆量的医生，也认可了这种荒谬的分类法。没有人会意识到，人类进化的弊病之一就在于盲目自大的优越感，对真理唯一性的探究似乎是一种营养，借助于脐带从母体传递给下一代。探究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虽不可避免，却因大众的无知和对专家的低级崇拜而通通被掩盖住。正如“缺乏认同感”的错误归类。要知道，历史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嘲讽，而不是借鉴和所谓的吸取教训。
“你的确是有点像的，”海洛伊丝轻轻地笑着说，“这说明她还是有点思考能力的。”
“说不准她只记得这一个名字，而且对谁都这么说。”
“亲爱的，那只不过是一张死人的脸。”
对，那只不过是一张死人的脸，失去生命特征的五官组合而成的脸，然而他还愚蠢地享受着被拿去和死去的名人们比较的欢乐。人类的智力竟然已经腐化到了这种地步，通过殖民者式的强制性对比，来安慰自己的确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叛逆的思考方式、缺乏逻辑和时代特征的价值观驱使着一代又一代愚蠢的公民们，似乎除了做爱、进食与排泄粪便所带来的纯粹的生理快感之外，其他的欢愉都是他们自作多情的后果。我不该这样愚蠢，克莱因心想，即使我缺乏认同感，也不该因得不到与名人相媲美的权利而怨天尤人，我不该是个怨妇的模样，我是个警察，一个伟大的、顺应时代的演讲者。
“那个男人呢？”海洛伊丝问，“他说了什么？”
“巴罗·W·克里斯多尔，”克莱因说，“他本人在纽约的曼哈顿经营着一家鲜花店，他的妻子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财务经理，儿子是一名建筑工程师，供职于联实建筑公司。据他说，他去找葛瑞斯·米勒，是经由一个女人介绍去的。并不是因为价格低廉，而纯粹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做爱了，他说他有一两周没在醒着的时候见到他妻子了。”
“可怜的家伙。”
“当我问询问起介绍人是谁时，他说他也不知道，只是能听出来是一个声音尖锐的女人的声音。当听到他说声音尖锐时，我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怀疑。哦，说实在的，虽然我们对这种由某个精神失常的人处心积虑设置的圈套习以为常，但在查出并证实这个介绍人和举报人是同一个人时，我们还是禁不住惊讶。是巧合吗，巧合的确是社会运转的规律之一，人类的智力根本无法阻止这种潜在的偶然性，同样也无法篡改多种不同事态的同一性，人，这种自以为是、自作多情的哺乳动物，能做的只能是驻足而立，彼此大眼瞪小眼，然后又虚伪又自作多情地编撰一套解释这种偶然性的滑稽丛书或者干脆是一套错误体系。可是，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像是巧合，对克里斯多尔来说，则是命中注定的灾难。因为这个介绍他去嫖娼并随后举报他的女人，正是他大学时期的女友，琴·坎贝尔。”
“她干嘛要做这种无聊的事，”海洛伊丝问，“几十年过去了，她还心存妒忌？或是怨恨？”
“妒忌或是怨恨，可能最大的是由妒忌催生的怨恨。我们不得不对我们自身兽性的妒忌心和根深蒂固的仇恨所折服，仿佛它们是我们的血液，是我们的内脏和皮肤。妒忌是一种落后的、泛性的、霸权主义者式的冲动，而仇恨则是一种比妒忌更为广泛的本能。我们在琴·坎贝尔的身上，能够轻而易举地体会到这种纯正的精神暴力。”
“你们去找她了？”
“没有，是她自己来找的我们。他们三个人坐成一排，像是某个节目的评委，我们反而像是选手一样站在远处。当时的琴·坎贝尔穿着一件长绒棉的血红色衬衫，背着一个尼龙布料的斜挎包，如果再在她头上戴上一顶贝雷帽，你根本看不出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根本就像是个大学生。那种俏皮的、贪婪的、仿佛刚成熟不久的女性气质在她浅浅的皱纹间和衣物的褶皱间轻快地流动起来，根本无需再多问，事实与真相就像他们三人一样，摆放在你面前，就看你要怎么去解决。
“最终我们只把克里斯多尔拘留了两周，其他两人我们都释放了。对于葛瑞斯·米勒小姐，我们对此真的束手无策。她太老了，是个不折不扣的晚年生物，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她错综复杂的精神领域里放置一些警告与劝说的声音，而对于她这种没有底线、没有自尊地糟践和祸害自己的行为能否有效阻止，没有人能保证。我们只是希望，下次不会再见到她，至少不是在一个裸体男人的身旁。”
吃过晚饭，克莱因换上睡衣，靠在沙发上，又回想起回家路上的种种想法：对耗费时间的革命主义者式的不满，对“完整”概念的推崇和艳羡以及对自己所阐释的“残忍的、强奸犯式的进化过程”的自豪感。这种多维的精神状态使他禁闭在一具警察的身体里，无法逃脱也无法浑然睡去，而只能随身体一起无限地靠近海洛伊丝，就像是在无限地靠近某个若隐若现的真理。她那从身体里凸出的小腹，那自怨自艾的女性特征，都巧妙地构成了她这个人。她也靠在沙发上，双手像是一面旗帜似的盖住自己的肚子，看着电视上关于葛瑞斯·米勒小姐的新闻。也许此刻，她和克莱因都能回忆起一首佚名作者的短诗，但也许只是她而已：
她没有眼睛
她四处逃难
她在一口深井里
变成了蜻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