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平昔愚见所到，持论甚坚；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则不惮于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执好胜者，幸不惮尽言。(《陆集》21页)这是淳熙三年，陆九渊写给陆家亲戚浙江诸暨王厚之(顺伯)先生信内的话。可见，陆子在“鹅湖之会”后，没有像朱熹那样及时反躬“自省”悟自己“支离繁琐”之病；他只检讨自己年轻气盛，态度不好，即所谓“追惟(nong)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辰，岂足酬义？(《陆集306页《祭吕伯恭文)想起过去鹅湖会上，我心粗气浮，以致像参商二星那样，双方不能合在一起；从“义”来说，我是有做得不对之处。陆九渊性格如此：自信心忒强，光明磊落，认理不认人。他既未认识到自己有什么“尽废讲学”“不读书”不格物”不要传注”等等所谓“错误”；也不去打听对方最近言行、或喜或忧，更不会做些小动作，到处造些对己有利的舆论。七九哥子寿回家后也许埋怨过他，批评过他，说他“不恭和”“不谦虚”“盛气凌人”…不听取理坛大师的“正确”意见，但他依然“持论甚坚”。出于对兄长“礼让三分”，虽说不分辩；实则对鹅湖争辩的几折大议论，自认“愚见所到”，并无悔改之意。
因而使子寿得出：“转步未曾移身”的印象。看来，子静尚不成熟。虽说他想什么说什么，但缺少朱熹的风度和城府。 陆氏一生是最不畏权威的。他不是“执己好胜”。正由于他的极自信，终身追求“真我”的主体意识，说真话，做“刀锯鼎镬底学问”，无丝毫媚骨。三十五岁之后，他从不多谈“敬”字，只谈“执事敬”；对程颐 (伊川)的“主一无适”的“敬论”，朱熹的“持敬说”全都不屑一顾。
《大学》里有“敬”的概念。 朱熹承接程颐的“敬”字粹言，高度重视“敬字工夫”。他说：
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
大凡学者，须先理会敬字。敬是立脚去处。程子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语最妙。
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
因叹敬字工夫之妙，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者，皆由此，故曰：修已以敬。
先立乎其大者，持敬。
只敬，则心便一。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
…(以上，均引自《朱子语类》卷十二207—210页)
“持敬”是程朱理学教人的“涵养工夫”。朱熹对此高度重视对“敬”提到“圣门第一义”、“立脚去处”“圣门之纲领”、“立大就是持敬”、“一心即敬，敬则心一”、敬是自作主宰”如此等等的高度。元晦先生为何如此重视“敬”字呢？其底，读者自明。有了这个“敬”字圣贤就是凡人无可伦比的万世师表；儒学(包括朱学)就是绝对权威；“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圭臬；现存的封建秩序、伦理、法规就是永恒不变的天秩、天序、天伦、天讨。在巩固和发展封建统治方面，陆子和朱子的目的并无二致，但在具体道路上却各有岐义。至于儒学的“敬”立乎大只是“敬”，心一就是“敬”，自作主宰也是“敬”等等，“敬字工夫”，是与“易简工夫”根本对立的，陆氏能同意吗？更不用谈“敬是圣门“第一义”、“立脚处”了，这是因为“陆学”的纲领是“心”之“会。陆九渊很少谈“敬”字，其“底”即在此。以《易为思想武器，他的敬观”原则是：
故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观象。故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陆集》412页)
这里涉及到以“礼”治国事。《淮南子·齐俗》有段精彩的论述：
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思之效也。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而仁发怦以见容。礼不过实，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还之礼也，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俭之适者也。
乱国则不然。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优以淫，崇死以害生，久丧以招行。是以风俗浊于世，而诽誉萌于朝，是故圣人废而不用也。
“礼”与“敬”是有关连的，但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就像“仁”样，是人与人之间恩德的表现。因此，礼仪是为人情而设，与感情契合才不过份，感情和仁爱要在容颜上自然流露才是真实的。礼不要超过实际的敬爱，仁不要逾越恩德的分寸，这就是治国以及处理人际关系之道……古人并不是不知道制订繁琐的尊卑、上下、喜哀的礼节……只要明白生死之分，处理奢俭适度就够了。乱世则不同，说的和做的相违背，感情和外表不一致，礼节花样繁多，音乐杂乱而又靡淫。崇尚厚葬害苦了活人，长期守丧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因而导致世风污浊，诽谤朝廷的事时有发生。为此，圣明君主是废除它的。陆九渊处于乱世，他对繁琐的“礼”，迷信的“敬”是从心里厌恶的，更不用说那些不符合他“心学”体系的“敬”了！
他怎样说“敬”呢？
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旌导前，骑卒拥后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间，有笃敬忠信好学之士，不以其微贱而知崇敬之，则风俗庶几可回矣。”(《陆集》414页)
吾家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某适其职，所学大进，方是 :执事敬。(《陆集428页)
你看，陆子和朱子截然不同，他的眼睛是向下的。他提倡“业精神，尊敬“好学之士”，反对繁琐的礼仪。至于用“敬”字来束缚人的思想，捆住人的手脚的高深理论，他更不屑为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教的。因此，“槐堂诸儒”往往不拘礼节，招来“傲慢无礼”之嫌。
七九哥陆子寿与刘淳叟二上鹅湖，在观音寺与朱熹相会，子寿和元晦先生谈兴正浓，淳叟却躲在墙旮旯里闭目静坐，朱熹非常恼火，当场骂他没有礼貌。《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2912页黄义刚记录如下：
《辨奸论》谓：“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每当此句过当，今见得亦有此样人。某向年过江西与子寿对语(指：鹅湖观音寺之会)，而刘淳叟尧夫独去后面角头坐，都不管，学道家打坐。被某骂云：“便是某与陆丈言不足听，亦有数年之长，何故恁地作怪！
案：两宋期间儒者盛行静坐，何况“惮悦之风遍布士林，朱门、陆门均如此。不过，朱熹口头常教戒学生莫去学禅、道静坐。陆九渊则是龙虎山学来的“因是子静坐法”。1919年，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说：“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咸尊之”“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是朱陆的气功主张。因此，毛泽东认为：“朱陆是静坐之法始祖”。刘淳叟是不礼貌的，朱熹觉得他“大不敬”是有理的。但他话中有话，说淳叟“怪”，“不近人情”，又扯上《辨奸论》，骨子里“非陆”，是属“醉翁之意”。“槐堂诸儒”中某些人也确实如此，是“道”教的影响所致、还是陆九渊“教之过”呢？它应当是时代之产物。
陆子寿回槐堂之后，是否说及此事？子静听了又如何？无文字可考。但，陆九渊一生不“主敬”却是他“心学”之灵魂。
生活的喜剧是很多的，往往使人猝不胜防。同年十二月，贵溪县令吴博古先生盖了一个书屋，名曰《敬斋》，并邀请陆九渊撰“记”。子静觉得适其时也，正好以“心学”说“敬”，展示了他对儒学“敬”字的现实理解，并从侧面回答朱熹。为了使今日的普通读者易懂，特附原于“本章注释”，并译《敬斋记》全文如下：
通过自身的修养，达到对家庭、国家、天下的治理一没有对心一点的古代人，是没有失掉他的“本心”罢了。现在做县官的人，难道希望自己的“本心”还比不上古人这种“本心”吗？也许是由于潮流的碍而沉溺于世俗，上面说的这种“本心”在如今的官场差不多看不到也不可考了！对手下的官吏放纵，以致胡作非为，却不严肃整还说要依靠他们为朝廷办事呢。百姓生活穷困，却不想办法使他们从穷困中复苏过来，还说为公家向百姓索取就是要取足呢。有钱有的人，即使奸佞违法也不惩治；贫穷老弱的人，即使公正耿直也不信任。这种坏风气已经习以为常了。天子有体恤百姓责备下面不勤政的诏书，他在接诏拜读的时候，丝毫也不动心，还说：怎么是我个人的责任呢？奸佞胥吏放纵不予惩治，穷困的百姓不使复苏，不治奸邪，不信正直，天子忧国忧民的心又不向老百姓宣扬，难道这就是为官的“本心”吗？或者说世俗的潮流使他们这样吗？验
人的“本心”走得并不太远，只要平心坐下来，静静地思虑，也许会有所怅触。难道他的心不会深深感到内疚吗？等到他和同利的人相互得逞，就像波浪一样相互推动，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现在的时尚，讥笑公正的言论，仇视正直的儒士，那末，他的“本心”就快要泯灭了！人和禽兽比较，相差多远呢？主要是人有一颗“本心”。“愚民失掉了他的本心，贤人保存他的本心”。如果人的“本心几乎都泯灭了，我会因此害怕啊！天地鬼神是不可诬骗的，愚夫愚妇是不可以相欺的。人心如果几乎泯灭，我会因此更害怕啊！冬春相交的季节，黄钟大吕的美妙音乐响起在大内，能够生长的东西没有不萌芽的；再加上春天的音律大簇(cu)夹钟齐奏，即使是瓦石压顶，层层铁屋掩蔽，万物还是要欣欣向荣的。人的“本心”如果能得到美乐的滋养，它的存在和发展之势谁能遏制呢？
贵溪县是隶属信州府的一个大县，绵延超过百里，人口众多，公务繁杂。浙江诸暨吴公在这里做县官，胥吏被严肃整治，然而大小政务没有办不好的；百姓从困穷中复苏，然而吴公从来不会自以为足。奸邪的人得到惩治，正直的人得到信任，民众无有不高兴的。然而，吴公还是小心谨慎从政，生怕自己不能宣扬贯彻天子体恤民情的原意，这莫非就是他从“本心”出发，不被世俗潮流所陷溺的缘故吧？正因为这样，吴公一来贵溪，就修建学校，聘请有道德有学问的儒做老师，并且待之以礼，非常恭敬他们。我陆某多次受他礼遇恩惠，以至不敢再接受他的深情厚意。现在，他在贵溪县城的东面建造一所书屋，取名叫《敬斋》，再三请我为他写篇记叙文。像他这样渴求大“道”的精神，谁能比得上呢。
我曾听过父兄长辈师友论“道”，没有超过“本心”的。从令人喜欢的“善”，到表现出伟大的“圣”，以至神妙不可知的高境界(注是我们人的“本心”啊！本心的功能，好比生气勃勃的苗儿，得到了黄钟大吕之气，就能生长；即使瓦石也不能压制它，层层铁屋也不能蔽它。如果这样，从自己个人修养到发扬光大，化育万民的力量是极大的；因为“敬”重了“人”的根本，它的影响就不仅仅止于一个县了虽说如此，又不可不高度注意人心变坏的害处。心的有好有坏，决定于接触利欲之初；譬如小苗，一个劲地浇灌而不去除草，根系摇动，枝蔓疯长，为杂草遮盖，再好的苗儿也会枯萎，结不出果实来。明显的杂草容易拔掉，潜形的伪装难以觉察，从事于“敬”业的人尤其需要明察，不可不细心辨别，期望吴公谨慎从事。陆某虽说不聪敏，但愿吴公做出政绩。为了敬爱的人，我愿意随时答应他再次的邀请。
吴公名博古，字敏叔。
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迪功郎新隆兴府靖安县主簿官陆九记。
广大读者今天读了这篇《敬斋记》译文，再对照陆子原文，有何感想呢？八百多年前的文章，仍有助于今天的“反贪倡廉”。虽是以心学说“敬”，从字里行间，我们只觉得充溢着一股正气，哪有“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