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包括死亡集中营和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
——《通往奥斯维辛之路》
电影《波斯语课》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里幸存者的故事。二战中，希特勒推行极端反犹主义，纳粹在各地大肆抓捕犹太人。吉尔斯在逃亡途中被捕，被塞进装满犹太人的押送车。押送卡车的车厢里人满为患，被抓到的犹太平民们紧紧抱住携带的那点家当，蜷缩着等待片刻后命运的审判。挤在吉尔斯身边的小伙子在借故向他搭讪，他极力的吹捧自己手里的那本用波斯语书写的孤本，他实在太饿了，想用它换吉尔斯的半块三明治。吉尔斯不太情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接过小伙子手里的那本波斯语书，随便的翻看了几页，随口学了两个单词，就将它揣进怀中。
很快，车子停了，停靠在树林里的河边。三个纳粹兵大力地拍打着车厢吆喝下车，他们先命令这些犹太人们排成两排背对河站好，然后退后到五步开外，一边高声喝道：“谁都不许动！”一边朝这群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扫射。吉尔斯躲在人群里应声倒地，只不过他倒的实在太早了，被嬉笑的纳粹兵一眼识破。
“哈哈，想装死？”他们走近吉尔斯，准备在他身上补个大窟窿。
吉尔斯惊慌失措，他连忙从地上爬起来，迅速从怀里掏出那本几分钟前才拿到的书，举着它朝着纳粹兵喊道：“我不是犹太人！别杀我！我是波斯人！你们看！”
领头的纳粹兵一顿，转身看了眼身后的同伴。
“波斯人？”他一把夺过书，翻了翻。
“好像还真是波斯语。哈！长官科赫最近到处在找波斯人，把他报上去，我们能赚8个罐头。”
就这样，吉尔斯被重新塞进车里带回了集中营。
科赫是集中营里的后勤军官。参军之前，他曾做过很长时间的厨师，说起来挺突兀的，他的人生理想与他此刻身处的“正义凛然”的“崇高”身份格格不入。他想在战争结束后去波斯的首都德黑兰——这座他认为的世界上最平和的城市，开一家餐厅，并且还希望着可以和多年不见的哥哥在那里重逢和解。他按部就班的计划着将这项理想落实，目前最需要被提上日程的就是学好波斯语。
当执勤兵将吉尔斯领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刚刚发完一通火。科赫这个人虽然暴力好斗，却又文雅爱整洁，而负责每天为他誊抄犹太人进出营记录的女助理总是字迹潦草，对此他很不满意。这天，他再一次对着记录本上那一串认不清到底是M还是X的字母大发雷霆后他见到了吉尔斯——这个看着不像波斯人的“波斯人”。于是科赫当下就掐住他的脖子警告：“你要是敢糊弄我，我会让你后悔被生出来。”震慑颇见其效，这个“波斯人”战战兢兢，神态真诚胆怯的通过了初步测试，科赫暂且相信他。
于是，从这天开始，吉尔斯被要求每天白天在厨房帮工，晚上来给科赫上波斯语课。第一天晚上的课，吉尔斯靠着强行编造的几个波斯语单词蒙混过关，但谨慎仔细的科赫摆出了100%的好学生姿态，对于每个单词都认真做好了笔记，这使得吉尔斯往后的蒙混都没那么容易过关。吉尔斯知道虽然编词容易，但要准确的记住哪怕是自己遍造的每个单词，却是件不可能的事。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就会事情败露，而他将死状凄惨。他终日处在惶惶不安中，直到有一天。
这天傍晚，吉尔斯依约来科赫的办公室给他上课。上课前，科赫有些事情需要先处理，于是安排吉尔斯先在外间帮他抄写今日的进出营记录。吉尔斯按照要求先用尺打好格，然后认真仔细的个个誊抄。突然，他发现将本子上的这些犹太名字稍作变形或者遮去一半可以形成一个全新的单词。这些单词既与德语无关，又很容易根据名字的本意联想记忆。这仿佛是耶和华赐予他的指示。很快，吉尔斯完成了誊抄，科赫对清晰整洁的字迹很满意。于是从此以后，誊抄名单成了吉尔斯的另外一项工作，而吉尔斯也依照着这份名单创造了一门只有他和科赫知晓的“波斯语”。
吉尔斯在集中营里的生活日渐稳定。白天在厨房里，他总透过窗户看见外面校场上，一批批新被送进营的犹太人，他们被要求丢掉自己的行李，在胸口的衣服上缝上带有帝国标志的号码牌。他们被奴役着做最重的活，步子稍顿就会招致毒打。他们每天排着队在校场上领分发的褐色汤食，然后在乌黑的木板上睡几个小时就被吆喝起来。他们最终的命运在不久后都通往同一个地方——死亡。营里会定期将早来的一批犹太人送到别处“处理掉”。而这些总还抱有期待的人，甚至在上路的前一晚都还在臆想着帝国不会白白浪费掉他们这群劳动力。他们不知道，或许不愿意知道，对于帝国来说他们不过是一群不应该存在的“异物”，即使军力紧张也要不惜消耗的除掉。
而那些帝国的构建者——纳粹军官士兵们，他们穿着得体军装，畅想着帝国的理想，走进餐厅优雅用餐，讨论今天午餐里的鱼的产区或是白天发生的趣事；周末去参加舞会，放飞自我喝到伶仃大醉；去郊游，路上谈笑风声、高歌德意志民歌。在这同一片天空下的集中营里，犹太人身在地狱，而纳粹们却生活在战争的天堂中。吉尔斯就这样无时无刻不目睹徘徊在两种生活的边缘，成为地狱的见证者。
科赫的“波斯语”进步很快，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已经可以用波斯语写出一首小诗了。而吉尔斯也凭借着“科赫波斯语老师”的身份成为集中营里的唯一幸存者。科赫以及他所在的身份是吉尔斯的敌人，他眼见着来来往往的同胞们被纳粹杀害，却又不得不生活在纳粹的庇护之下。战争中的片刻安稳与平静来自于这个如果知道自己真实身份一定会屠杀自己的刽子手。这一切构建在虚无谎言之上，却在每个“波斯语单词”的反复学习中无比真实。这种诡异又和谐的平衡持续了700多天，直到德国战败。
德国在战场上的失败也意味着各处集中营的末路。为了毁灭证据，集中营里所有人以及文件都需要被迅速销毁。科赫在自己的小卧室里翻箱倒柜，他扒出这些年存下的现金，将它们裹在身上，然后穿上外套。吉尔斯此刻正和其他的犹太人们一起被锁在寝房内，外面是正在挨个房间完成屠杀任务的纳粹兵。一阵阵枪响下，犹太人的尸体被堆在小车子上推进焚烧炉，营地的烟囱持续的冒出滚滚黑烟。科赫穿好了外套，他大步越过校场，冲进寝房，在一众眼神惊恐茫然的犹太人里找到吉尔斯，揪住他，迅速将他带离集中营。
他们一起穿过白雪茫茫的枯草地，集中营在他们身后越来越远。他们逃脱了。
岔路口，科赫站定，他告诉吉尔斯：顺着这条路走到底，有一架飞往德黑兰的直升机在等他。他要去波斯开始新生活了，实现那些他曾经说过的人生理想。科赫第一次露出不同于战时的松弛神态，他对着吉尔斯用“波斯语”说了句再见，然后转身挥了挥手，走进那条光秃秃的小径。吉尔斯仿佛还无法回神，他定定的看着科赫的背影，等他走远了，转身走进另一条路。
战后，吉尔斯为政府提供了一份名单，这名单是2800多个在集中营里遇难的犹太人名字。
同样是战后，波斯海关，科赫满面春风，如今他给自己换了个新身份，操着一口自认为流利地道的“波斯语”正在同海关人员攀谈，他觉得自己离新生活很近了，它就在海关的那一边。但是，这道海关他是跨不过了。很快，科赫被捕。海关官员识破了他的假身份，以抓捕纳粹的名义逮捕了他。而这破绽就出在他满是德国口音的不知所云的“波斯语”。
至此，电影结束。
吉尔斯与科赫这两个立场对立，身份悬殊的人，在电影中的战时，在犹如地狱的集中营中发展出超越他们本应该从属立场的脆弱友情。科赫看似暴虐、好斗、对待犹太人毫不手软，却在将吉尔斯当成朋友后展露出微弱的脆弱，真实的真挚还有对爱、亲情以及和平的向往。他感叹语言的优美、喜好整洁，他期待和家人的团聚，抛开纳粹的身份，他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吉尔斯这个屠杀政策下实实在在的受害者却在运用自己的聪敏自救的情况下彻头彻尾的欺骗了一个给他庇护与信任的人。他在会偶尔在教授科赫波斯语时露出笃定又嘲讽的戏谑表情，将这个本来足以置他于死地的上位者玩的团团转；他会在科赫偶尔露出脆弱情感时不遗余力地攻击他。这个故事里，或者说在很大一部分的情境中，施暴者是披上残暴外衣的普通人，而原本的受害者在被拭去阴暗后，才越发凸显其特殊的轮廓，仿佛为了形成对立般的，善便是极致的善，而恶必须是极致的恶。我想这也是这场屠杀可悲的地方。当社会道德的规则被重新定义时，身处其中的人，是否真的思考过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要如何做，是遵循规则亦或是反抗它。无论是暴虐冷漠却天真的刽子手科赫，还是身处弱势机敏自救的吉尔斯。
大屠杀、暴力理性与现代文明
二战期间，有约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集中营。这场屠杀是独立于战争以外的另一项计划。被杀害的犹太人们既不是战俘也不是战争的反抗者，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长久的生活在德国。纳粹既不为军事目的，也不为哪怕是简单取乐，他们将此视为不得不做的一次“人类清洗”，以人类的身份清除另一部分人类。他们中的很多人出生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却纷纷在号召下成为屠杀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的刽子手。
长久以来的公众总将这次“非同寻常”的屠杀看作人类进程中的一次走错路，或只属于犹太民族的惨痛历史，因而逃避了人类所应该透过它看到的真相。后世对此所要求的多数是惋惜、怜悯或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曾在其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说道：
“此前，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后来，我翻遍了以前从未探查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它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通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大屠杀，这个源自于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的现代文明的产物。它并非由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惟命是从，并对指令的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加的人所为。”
“令人惊骇的‘奥茨维辛大屠杀’中，那些刽子手大多数是正常人，即既不异常地具有虐待性也不异常的狂热。因为纳粹在招募参与屠杀的别动队成员时，曾明令禁招性情或意识形态立场的狂热者，不是听从命令而出自个人欲望或复仇心理而杀人者。”
“而这些人缘之于清醒的理性，用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用服从命令否定了个人良知，这从而保证了大屠杀的成功进行。大屠杀在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无论在哪个阶段，在任何时候，都不曾与理性原则发生冲突，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现象。”
“人们曾经热切期待的现代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园艺文化’，它的核心恰是无不暴力特征的设计、清除、修剪。它要以人道主义反对野蛮、以理智反对无知、以客观性反对偏见、以进步反对退化、以真理反对迷信、以科学反对巫术、以理性反对感情。而所有这些“反对”，呈现出的理性关怀，使道德陷入了缄默。”
人类的整个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如此，大屠杀式的现象，也就必然作为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而具有了永久潜在的可能。
暴力理性以及现代文明所提供的特有条件，正是导致了电影中的奥斯维辛屠杀以及历史上诸多被安以其他罪名的屠杀惨剧不断上演的原因。
现代文明的两面
对于大屠杀，不是我们要对它说什么。而是大屠杀，它在对我们说什么。
“大屠杀弥散于人类集体记忆中的那种无言恐惧就是要令人痛苦地去怀疑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我们猜想（即使我们拒绝承认），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现在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或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
“我们经常止步于可怕事实的门槛。事实上大屠杀的每一个‘因素’———即那些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所有条件———都是正常的；这种‘正常’并非人们所熟悉的意思，也不是早就被充分描述、解释和接纳的一大类现象中的又一个标本（恰恰相反，大屠杀的经验是崭新而陌生的）；‘正常’所指的是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它内在的世界观。”
走出影院，商场里灯火通明，处处欢声笑语，人们沉浸在假日的气氛里。这些貌美、精致、眼神平和的愉悦脸庞，印证了现代文明里的和平时代——生活富足、物资充裕、人类平等。这与几分钟前，电影中那个距今只有几十年的世界天差地别。同样是现代文明，而那里却“残暴邪恶、冷漠平庸”。然而，这些我们不喜欢的，极力想要否认为歧途的，却是现代世界里自然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