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01

                                  站在中华文明历史纵坐标上回头眺望

                                    ----学习刘凤君教授“骨刻文”学术专著有感

                                                           张俊杰

       前段时间,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刘凤君教授,通过微信发来他近期研究“骨刻文”学术论文-----《中华五千年文明是有文字的文明》。我是认真地、带着敬仰的态度读了好几遍,加之前期拜读过教授寄来的“骨刻文”学术专著。虽然对考古专业知识欠缺太多,但从教授学术著作中看到了一位站在中华文明历史纵坐标上回头认真眺望、用智慧胆识和学术修养精心发掘中华民族历史文明又一基因密码的弓背耕耘者、仰望天空者。随着“骨刻文”在更加宽泛范围、更高学术层面的认知认可,从古文字发展特有规律的前行路径,建立起来的“骨刻文”理论体系和学术标准,进一步回答了古文字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基本图谱上所处的重要位置,深刻阐明了不同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的内在机制,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满天星斗”理论的又一实证,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更加完善、丰满和科学贡献了力量。

       对考古学和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关注及兴趣,最初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宋健国务委员主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比较系统地阅读当时作为该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的学术著作,了解不少信息,汲取不少知识,有助于自己梳理记忆了中华文明的渐进阶梯和累积厚度;懂得了因为文字语言、青铜器、祭祀场所、国家出现、王权形成、阶级分化等文明要素的出现与融合,为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所奠基的架构、形成的支撑、擘画的经纬、定格的画面。也更加感到考古探索的背后不但有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事实陈述和成果展示,还有着与西方、国内亲西方学者公知的激烈斗争以及话语权的主动掌握,更有意识形态领域的狙击战、保卫战,说到底就是不给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华民族精神图谱上打桩立柱的机会,防止民族自信心被摧残、民族自豪感被泯灭、民族精神家园被掏空,沦为为他们精神文化的附庸。

       经过这些年零打碎敲的学习,对考古学领域逐步有了一个相对多的了解。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争论一直都没有中断过,有时还暗流涌动、甚为激烈。前有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疑古派”谬论在先,流毒甚广。新兴的“疑古派”也是将其作为学术理论的源头,西方更是把它作为攻击、否认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重要理论。但鲁迅先生对此却批得极好:“其实,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辩史》,已将古史‘辩’成没有。”去年,买了易中天的著作《中华史》,其明确提出中华文明史3700年,并把它印在该书的封面上。此书一出版,立即遭到心有良知的专家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围攻,指责易中天数典忘祖、罔顾事实、哗众取宠,当然还有多少学者持有易中天这种观点的,就不得而知了。

       并不反对专家学者间的正常学术争论,只是感觉当前有的学者只顾歪着脑袋、斜着眼睛刻意迎合西方的学术思潮和理论观点,做不到像刘凤君教授一样,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去做学问、搞研究,无论他们是处于什么样的想法和目的,其结果必将成为西方实施对中华文化高大城墙冲洗掏空战略的帮凶。但让人们纳闷的是,这些人对西方所谓的文明史怎么就不去“疑古”、不去“科学”了?西方的所谓历史就真的完全是信史、文明真的就那么灿烂吗?

       国内著名学者何新先生的书也读了一部分,他也是令人敬仰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学术大家。201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西方记载希腊罗马的全部古代史都是十四世纪以后杜撰出现的。所有作为西方希腊罗马历史根据的是什么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包括圣经,都是神话、半神话的可疑传说,但都被西方学者打造为言之凿凿的信史,而在教育部编撰的历史教材中,对这些可疑人物、可疑历史则无人质疑,照单全收,奉为信史。”

       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在他的《耶路撒冷三千年》学术专著中,对《圣经》的产生有这样的描述:《圣经》是书中的经典,但它并非是一部文献,而是一部文字驳杂的神秘丛书,由不同时代的无名作者怀着大相径庭的意图编著而成。这部跨越许多年代、经由众人之手编写的神圣著作包括一些可考证的历史事实、一些不可考证的神话故事、一些无限美好的诗歌。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叙述历史事件,而是揭示更高的真理---一个民族与上帝的关系。对信徒来说,《圣经》是神启的产物,对历史学家来说,它是矛盾、不可靠的、不断重复的(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耶路撒冷三千年》2015年版第18页)。就当前的情况而言,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一些“文化木马”已经埋植在中华民族文明系统中并且在不断繁殖,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比如当下揭露出来的教科书问题就够触目惊心的了。

       国际学术界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邦”所谓古代文明“三要素”,作为界定古代社会文明的所谓“金标准”。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系列研究中,从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和测年技术都相互验证得出的研究结论,即便与这样的标准框架大都匹配吻合,但却也能在西方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受到围剿。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爱德华·肖内西称:“《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希望将中国的历史记录推回到公元前三千年,让中国与埃及相提并论。”斯坦福大学汉学家倪德卫甚至扬言“国际学者会将报告撕成碎片。”我就在想,《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报告里蕴藏着怎样的能量,可以让这帮所谓的“学术大咖”暴跳如雷、恼羞成怒,毫无优雅之感地撕下所谓文明的面纱?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绝对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

       西方学者的思维逻辑是:中国学者和人民不应该庆祝他们的悠久历史或为他们的古代遗产感到自豪。应和埃及考古学领域的研究一样,中国古代的成就应该由外来者尤其是西方学者来推动,他们才是决定中国古代文明价值和有效度的终极裁判。所以,即使文献记载、二里头考古发现可以验证夏朝的存在,但对于手握文明判定标准的西方学者而言,中国人以自己的文明标准去确信夏朝,是沙文主义的表现。这就不是纯学术争论的问题了,这语气的背后总能感觉到熟悉的味道,就是他们全方位围堵中国的文化领域之战,也是杜勒斯之流和平演变战略十条办法的现实实践。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而在几千年来文明不断创造积累的过程中,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民族根基、国家认同、文化基因。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上,无论是遭受外敌入侵的惨烈时代,还是异族进入的至暗时刻,但中华文明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依然照耀着华夏儿女奋勇前行、血脉延续、基因传承,给一次又一次民族伟大复兴带来无边的精神追求、无穷的奋斗动力。我想这才是西方所顾忌惧怕的根源之所在。

       刘凤君教授发现并命名的“骨刻文”,时间虽然不长,也正在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其重要性可与“甲骨文”的发现齐头并肩,贡献之大,无以笔墨。从哲学的观点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积累、渐进性成长、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甲骨文”作为举世公认的成熟文字,肯定不是突然就凭空而降,一下子就出现在中华文明的庞大基座上,在它之前也必定会有比其相对粗糙一些、成熟度低一些的一种文字或几种文字并存,作为“甲骨文”的母体而将其孕育,经过千百年来的哺育修行,让它逐渐成熟起来,成为构建中华文明大厦的擎天玉柱之一,“骨刻文”或其它尚未被发现、或尚未被辨认的古文字就成了如此重任的承担者。比如著名学者袁广阔认为: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开始探索文字的线索。河南洪山庙、阎村遗址出土大量故事类彩陶图案,揭示了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存在一个“文字画”时代(袁广阔: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人民日报2022年7月4日第9版》)。基于上述学习思考,认为刘凤君教授发现并致力研究的“骨刻文”,以及得出的年代结论,正是符合这样的内在逻辑。“骨刻文”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丰满度、信史度,又贡献了强有力的实证,还是消除西方“文化木马”的又一款“杀毒软件”,实为考古文化界特别是中华民族文字创制研究的扛鼎之举。

       对于中华文明的探源,既不能夜郎自大,又不能妄自菲薄,要在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科学构建属于自己独有的古代文明标准体系,突破西方越来越多的文化围堵、标准壁垒、学术导向。让人鼓舞的是党和国家对中华文明探源的始终高度重视。今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中华文明探源问题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领袖在主持学习时深刻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著名考古学家王巍也讲到: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观,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突破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的桎梏。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包括: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上述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作出了中国贡献(王巍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人民日报2022年7月4日第9版》)。这就是我们为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和辨识判断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同时,也印证了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所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同理,“骨刻文”作为“甲骨文”之前、仰韶文化“文字画”时代之后、甚至于同时代的古文字,也必将成为客观的大实在,而镶嵌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纵坐标上熠熠发光。

       作为毫无考古学术背景的我,读您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后有感而发,权作学习心得汇报。可心情却总忐忑有班门弄斧之嫌。如有可笑之处、不妥文字、幼稚之感,教授您就随手便放、一笑而过。

    (2021年年底,偶遇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刘凤君教授。期间,向教授请教了考古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问题,教授都耐心细致、深入浅出、逻辑严谨地给予讲解,并就其致力研究的“骨刻文”理论框架、认定标准,以及古文字在文明系统中的位置、作用等问题介绍了好多情况。教授作为著名学者、学术达人,可谓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桃李满天下,却能够与业余爱好者直面探讨、平等交流,耐心解读五千年中华文明是有文字的文明来龙去脉、理论支撑、事物例证,不能不令人感悟刘凤君教授“松竹梅兰品格皆备,德才学识集于一身”的人生风骨、人性品格。压题和正文中的图片部分引用刘凤君教授学术专著、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2022年6月初草稿,8月上旬修改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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