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和金宇澄改编《繁花》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2014-07-25

        王家卫和金宇澄第一次见面，就对他说：《繁花》没有任何电影和电视的倾向。金宇澄当这是对《繁花》的表扬。

        王家卫将执导《繁花》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毛遂自荐，希望担纲改编剧本，但王家卫独独钟情于金宇澄：剧本还是要你来把关。金宇澄答应与王家卫共同合作梗概，但不改编剧本。 

        《繁花》的话剧剧本改编，也在紧锣密鼓地创作中，预计2015年秋天首演。电影《繁花》的进展会如何呢？王家卫对电影改编充满信心，认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计划用五至六年完成《繁花》拍摄，按照王家卫的时间表，电影将在2020年杀青。同时套拍的还有电视剧版。 

        “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热情就可以做成。《一代宗师》这个想法在1990年代就有，但是要做成这样一个电影必须等待时机，人对、时间对，还要有条件。”王家卫说。 

        “《繁花》给我的感觉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如故。”2014年7月18日，香港书展，“金宇澄、王家卫：《繁花》写出上海故事”对谈活动中，王家卫热情洋溢地赞扬了金宇澄的这部长篇小说。“有一些书看完之后，马上盖起来，看一次就够了。这种书你看完之后感觉经过了一生一世，我看《繁花》是一口气看的，看完之后再没打开过。金老师把他一辈子的故事、他要讲的话都放进去，就是很浓的一锅汤。《繁花》可以写十本书或者二十本书，真是有点亏了。” 

        王家卫的拍摄思维，需要大量旧时代照片参考，大量的人物肖像照，电影《繁花》中的演员造型，或许将从这些照片中产生：“书里面所有的人，都是金老师心里面有数的，所以我希望他在那个时代的照片里面找到所有人物的原型，从这个起点再去想演员。” 

        金宇澄提供了包括上海摄影家陆元敏拍摄的“老洋房里的上海人”等主题的照片，王家卫看了觉得很好。 

        “可以从一张照片开始说《繁花》的故事。”王家卫最初设想了三张集体照，人们围着桌子吃饭，照片活动起来，镜头拉开；故事发展到后来，又变成一张凝固的照片…… 

        再次见面，王家卫又有了新的设想：他发现《繁花》的地图插图非常具体，可以从地图开始讲故事，镜头不断地从地图进入，一条街道、一户人家…… 

        王家卫以往的电影表现的大多是穿旗袍的旧上海女人，而《繁花》中1960－1980年代的女性穿的是性别中性的服装，要把肥大的军裤拍出美感，王家卫认为相当有意义。金宇澄说：这是当时的匮乏年代，上海女性对于服装的概念，是低调的显现，小说中的上海时髦女性，只注意衣服的尺寸，只在这上面做文章，在外穿得朴素，回到私密空间，穿戴就不一样了。王家卫说：“私密的城市生活只在上海，也许真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很多出自人们的想象。” 

        2013年《繁花》出版之后，引起了多方关注，其中也有王家卫，他在小说里看到了自己和家人昔日在上海生活的影子：“《繁花》最主要的两个时段——1960年代到‘文革’、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我是空白的，因为我已经移居到香港了。《繁花》里面有很多好像我上海家里发生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的表哥、姐姐、哥哥，都可以在书里面看到一些线索。所以我会感觉一见如故。” 

        1963年，出生在上海的王家卫跟随父母来到香港，他的哥哥和姐姐则留在了上海，那一年他五岁。小时候，王家卫跟着下班的母亲从武康路的外祖母家走到淮海路，是经久不灭的记忆。电影《花样年华》出现旗袍的场景都采用较低的机位，其实就是童年王家卫仰视母亲和朋友们的视角。王家卫拍《花样年华》是一次重温童年回忆的历程，为了表现出原汁原味的上海味道，王家卫自己写上海菜单，如扁尖、笋干，请上海籍的老太太来做。 

        金宇澄和王家卫两人2013年12月第一次见面商讨合作时，王家卫离得老远就摘下了那副著名的墨镜，金宇澄一下子觉得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陌生人。聊天谈剧本，王家卫都会把墨镜摘下。“标志就是这副墨镜，摘下墨镜，走在上海的街头谁也不会认出他来。”金宇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天正是金宇澄的生日。不一会，桌上就出现了一只蛋糕——王家卫为他准备的。 

        第二次见面，王家卫不知从哪里找到金宇澄199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迷夜》，请他签名。王家卫说：“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上海的文学都非常女性。但是金老师的小说充满了男性的荷尔蒙，这种性感不是粗犷，也不是颓废，是一个上海男人的性格。” 

        金宇澄大王家卫六岁，和王家卫兄姐的年龄相仿，都有着那代人相同的下乡经历，《迷夜》叙述的历史记忆，包括形同荒岛的人生世态、改成知青宿舍的前劳改营，其中一个短篇写到1961年的残酷——劳改队很少的口粮，每天都置放于麦地中央的方桌上，犯人们在一千米之外开始割麦，等于一场赛跑，第一个割到桌子前的人，就可以随便吃。小说中的人物因为是粤籍，每天吞咽麦田里的幼鼠，才没有被饿死。 

        王家卫导演的电影《阿飞正传》结尾，被金宇澄用作了《繁花》的开头语：“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金宇澄解释：梁在前面的电影里从未出现过，我很佩服这种处理方式。因为一个小说，一部电影，不能都四平八稳的，应该有一个属于作者本人的标识。《阿飞正传》结尾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人来，这就是王导的风格。观众或者读者一直在琢磨——这个人干嘛要跑出来？ 

        王家卫则被《繁花》独特的小说语言吸引：“这本书特别牛的地方是方言，不是用简单的上海话，而是把上海话做了改良。” 

        金宇澄说：“纯粹表现上海话，《繁花》肯定不够格。在《繁花》里没有上海话最常见的‘侬’（沪语‘你’），也没有‘阿拉’（沪语‘我、我们’），如果翻开一本书，都是上海话的陌生常用字，读者就不会喜欢它。”因此金宇澄都做了转换。“我的想法，是要清除方言的障碍，把方言改良到什么人都能懂，文字虽然有变，但是上海人说话的韵味还是保存在里面”。 

        《繁花》里的“不响”出现了一千多次，这是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其实也经过金宇澄的改良。按照标准吴方言话本的写法，是“弗响”，现今因为是“统一普通话教育的大背景”，沿用字典成语“闷声不响”的“不响”才更合适：“我做的工作，是要打开，想方设法吸引非上海籍的读者，并不是传播上海话，而是通过文字语言，让中文读者都能够了解上海人的生活。去年《繁花》得了近三十个奖项，除上海的一个之外，二十九个奖项与排行榜，都是外地颁发的，有那么多外地读者喜欢这本书，已经达到目的了。如果我完全用上海话字正腔圆地写，《繁花》可能也就印五百本吧。” 

        在对谈中，王家卫明确表示，将会保留《繁花》的语言风格，用上海话拍摄电影：“如果变成普通话，等于《茶馆》里面的京白变成普通话的调子，就没有味道了。” 

        也曾经有人向王家卫建议：《繁花》里台词都是现成的，只要框架搭好，把台词放进去就行了。王家卫回答：“台词必须重新写，才会更贴切。” 

        金宇澄不同意外地人对上海人的许多看法。他在外地生活了八年，经常听外地人怎么议论上海，发现，“可能因为上海语言的障碍，造成了对上海的生活不理解”。比如说，“北方天气非常寒冷，一到秋天每家每户都是买两吨白菜、一吨煤藏在家里。北方人跑到上海同学家里去，看见桌子上面有两根小葱，直接拿起来就吃了，因为北方人吃大葱就直接吃。三根葱，一分钱，太小气了，我们家里一买葱就买三百斤。没想到过一会一个阿婆要做鱼了，到处找葱，他这才搞清楚原来上海人是根本不吃葱的，就是佐料用。再比如，老舍的儿子舒乙，写过几篇文章，说上海人六十年代最小气，其他地方的粮票都是一两二两三两，只有上海发行半两的粮票。实际上，‘文革’时上海一碗馄饨是半两粮票，因为小馄饨是上海人下午吃的。上海很早就有单个买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小月饼，一碗小馄饨都是半两。后来去到美国看，也是一个苹果多少钱，一个茄子多少钱，一个辣椒多少钱。” 

        王家卫听完之后回应：“我想我的观念要改变，因为最近几年我看上海人来香港也不小气，买房子，（张口就是）我要这两栋。”